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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大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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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势最患于成,成则未可以骤反。治之势成,欲变而之乱难;乱之势成,欲变而之治难。(文集十一《杂著》)
国势强则动罔不吉,国势弱则动罔不害。譬人元气充实,年力少壮,间有疾病,旋治旋愈,汤剂针贬,咸得收功:元气衰弱,年力衰惫,一有病患,补东则耗西,实上则虚下,虽有扁卢,无可奈何!(同上)
幸亏隆庆末年的积弱,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境界,这是一个关键,居正决不能放过。他正豫备实现自己底主张:“是以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同上)
富国强兵,其实只是一件事:富国是中间的过程,强兵是终极的目标;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才谈得上国防建设。居正当国之初,在军事方面,广东广西的僮人,福建的人民,不断起义,情势固然相当严重,但是这些无关国防。重点只在北边,这是对于鞑靼的防御。隆庆五年,俺答封贡底事情已经确定了,接后,吉能、切尽台吉这一群西部首领底贡市又告成功。北边是安静了,但是居正始终只认为这是停战,不是和平。他永远主张“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他认为对于鞑靼的方略,是“犬摇尾乞怜,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则大杖加焉。”(书牍三《答吴环洲策黄酋》)大杖始终要握在手里。他底计划,是足食足兵。他和王崇古也说过: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强兵而务为去兵,则唐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路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故愿公留意焉。(书牍三《答王鉴川言边屯》)
这还是隆庆五年的事。居正对于北边的国防,永远没有松手。但是他对于一般人谈守边设险的计划,总还不能放心。隆庆初年,有人提议沿边种树,居正就说“种树设险,固是守边要务,但如议者所言,决无成效。”当时大家不以为然,但是尽管种了多年的树,一株也没有长成。居正只有切实地说:
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同卷《答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
这也是隆庆五年的话。就在这一年,居正说过:
来岁拟遣大臣阅视,大行赏罚。如犹玩愒难振,则仆自请如先朝故事,杖钺巡边。人臣受国厚恩,坐享利禄,不思一报,非义也。(同上)
隆庆六年十月,一切烦杂的事,都有了头绪,居正实行派遣大臣巡边的计划: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辽;第二,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大、山西三镇;第三,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恰恰是居正底同年。这一次阅视的成绩,并不十分完满,在居正和百朋、王进的私交上,更发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蓟、辽去,事情很简单。临去的时候,居正给戚继光一封信:
汪司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礼,必从优厚,顷已面嘱之,然渠亦自不俟嘱也。但足下自处,又且务崇谦抑,毋自启侮。昔李愬属櫜键谒裴度于道,唐史美之。盖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马此行,于蓟甚有关系,幸留意焉。(书牍四《与戚继光》)
道昆去后,一切很顺利;事毕上疏,议额饷,议增设墩台,都是些例行公事。居正给他去信说:“敷奏明切,文辞粹美,读之再过,叹挹弥襟。”(书牍五《答汪司马南溟》)道昆本来只是一个文人,文人底才能,只有在文辞方面表见;所幸蓟辽是谭纶、戚继光经营的局面,居正没有什么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陕西去后,把巡阅的事情办妥,不久便告病还乡,这个当然是有些不满了,居正去信说:
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师师济济,各效其能,岂必人为禹稷,位皆百揆,而后惬于心哉?诚欣于时世之遇也。方今尧舜在上,属任忠贤,仆躬履贯鱼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贤者,效之于上。士生于今,义无所逃,以其时则可矣。公乃独傲然远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契,欲自越乎不可逃之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时,此愚蒙之所未譬也。虽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强?聊为道其区区如此,惟高明裁之。(书牍五《与王继津论君臣之义》)
吴百朋到宣大、山西去的时候,便发生困难。宣大总督王崇古惟恐百朋要来掣肘,百朋底朋友又认为这是一种贬滴,居正无法,只有向双方解释;
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随答,然诸所请者,一一具如尊指,属所司复行矣。尧山少司马(吴百朋)行时,已屡嘱之云:“宣大事体,与他镇不同,北门有寇公,诸无足虑者,归来但可告成事耳。无烦刻核,徒乱人意。”然此公爽朗阔大,必能成也。(书牍四《答王鉴川》)
辱教,满纸皆药石之言,但谓仆骄抗,轻弃天下士,则实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无不可也。吴尧山奉命阅视宣大,仆数年以来,经营此地,颇费心力,今以托之,属望匪浅,不知肯为国家措一臂否也?(同卷《答参议吴道南》)
百朋去后,着实做出一番成绩。他以(一)粮饷、(二)险隘、(三)兵马、(四)器械、(五)屯田、(六)盐法、(七)番马、(八)逆党,一共八项考核边臣。他对于宣大总督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以及山西总兵郭琥这一群人,都分别指出功过,奏请升黜。同时他对于大同总兵马芳,严重地提出弹劾。他认定马芳行贿,当然非严加惩处不可。百朋是阅视大臣,这一点完全没有做错;但是居正是首辅,便不免有无限的迟疑。明代的军队,久已是一个腐化的机构,从下层到上层,是层层的剥削。总兵官是最上层的了,他再把剥削所得,分润京官。科道受贿,兵部受贿,有时大学士也受贿。舞弊贪赃,成为一般的风气。遇到清明的高级长官,谈不到贿赂,总兵官便和长官底家丁联络,高级长官也难免受到一些嫌疑。明朝中叶以后,武人在社会中底地位,正在逐日地低落。当他们到兵部领取公文的时候,三军司命的总兵官,都要长跪,这是奴才,不是长官。他已经取得奴才底身分,那么和大官底家丁联络,也正是恰巧适合,整个国家底命运,付托给这一群人物,不能不算是前途的大虑。居正看到这一点,所以到万历元年便有西北边用书生为将的意念。(书牍五《与王敬所论大政》)书生受的文化陶冶多了,自然会比较地注重名节和操守。这是后话。但是隆庆六年,居正还是迟疑。吴百朋弹劾马芳的奏折到了,言官们又在弹劾宣府总兵赵奇,居正只是说:
仆与马、赵,素不识面。异时当国者之家奴,率与边将结拜,鲜不受其啖者。自仆任事以来,内外隔绝,幸门尽墐,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间可张罗,亦无敢有以间语谮言,入于仆之耳者,又何所私庇于人。即此两人之狡猾无状,仆岂不知?第以其俱嚄唶宿将,部下又多犷少,代者未必能驭,即有瘢纇,犹可驱策而用之。贡市羁虏,本难久恃,猝有缓急,无可使者,故为保全,徒以为国家耳。土大夫乃独不谅鄙心,谓之何哉!(书牍五《答蓟镇巡抚言优假将官》)
但是居正保全不得了。吴道南正在攻击居正,认定他是包蔽马芳,忽略吴百朋。怎样办呢?马芳免职了,同时居正再给百朋去信:
马帅褫职,国法已彰。仆以浅薄,谬肩重任,虽不足以当天下事,然一念公虚平直,则可以告于天地祖宗之灵,不敢措一毫私意于其间也。乃昨吴少参(指吴道南)有书,甚为公不平,其辞怨愤,使人难堪。今九边之事,宣大为重,不以付之他人而托公者,以公为心知故也。又面请于上,特赐命服以宠其行,公视仆此心为何如哉!渠乃以仆为厚猾帅而薄故旧,岂不厚诬我哉?区区之心,惟公垂鉴焉。(同卷《答阅视司马吴尧山》)
居正底一番苦心,没有得到同僚底谅解,但是他对于北边的布置,始终是着着不懈。对于九边重镇,他派人巡阅;对于九边督抚,他注重人选:这是对内的事。他对外的策略,也是不断筹措。北方的鞑靼,除了土蛮一支以外,俺答这一个系统,已经通过封贡手续,和明朝处在停战状态中了。俺答对于几个重要的领袖,如他底胞弟昆都力哈,胞侄永邵卜、吉能,以及他底儿子黄台吉,本来是可以指挥的,但是因为那时的鞑靼,是一个组织不健全的部族,实际不能合作。居正底计划是要尽量地使他们分离为无数的单位,单位底增加,便是力量底减小。鞑靼没有联合向北边进攻的能力,国家底安全便增加一层保障。
隆庆五年,谣传昆都力哈(即把都)和吉能死了,居正准备扶植把都底儿子青台吉,使他和黄台吉对抗。他说:
把酋之子,不知何如。仆料黄酋必思东并,今当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黄酋。黄酋若有东并之志,只可责之以大义,亦不必力禁之。待其两敝而归命于我。(书牍四《咎总督王鉴川计处黄酋》)
把都、吉能,一时俱殒,黄酋亦且病发,天之亡彼,于兹见矣。但在我处之,须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即令告于顺义,奏请袭职,不必择贤。要令其势分而衅构,则我可因其机而制之,数十年之利也。(同卷《答王鉴川论东运之衰》)
俺答底问题解决了,但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黄台吉,连俺答也无可奈何。昆都力哈之妻,又联络永邵卜,不肯进贡,事情有些棘手。隆庆六年居正当政以后,又说起:
昆妇愚悍,似无来期,永邵卜虽为所牵,终贪嗜关市财物,可招而致,然皆无足为轻重,第常以大义责之,时出小利诱之,毋令东合土蛮,为蓟镇害,足矣。(同卷《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
就在这一年,昆都力哈提出要求来了,他要和俺答一样封王。封王只是一个名义,在中国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中国不能受他底威胁。居正明白现在不是世宗时代了,中国有的是准备。所以他再和王崇古说:
辱示昆都力、黄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黄酋骄悍,诚为难驯,然刚躁寡谋,部下多怨,且其于父不和,势难独逞,将来疆場小衅,或不能无,然使处置有方,亦终当归吾羁绁也。昆都老而谲,数年以来,东纠土蛮,西合俺酋,皆此人为之,比之黄酋,反为难制。然俺答既已帖服,黄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蓟人散布流言于边外云,“昆都与吾有约,将合兵以击土蛮”。虏性多疑,必相猜忌,则此酋亦孤立,无能为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语款之云,“俺答汝兄,伦序为长,且首发归顺之端,又执吾叛人,奉吾约束,朝廷嘉其悃诚,故厚赉而王之。汝频年为患,于中国未有尺寸功,何得遂与汝兄等?我皇上并包兼容,何惜一王号而不汝畀,但于事体,有未顺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约束,坚守盟誓,二、三年后,当与汝奏闻朝廷,一体封王加赉。若欲借此事以启衅,则我惟有一战耳。”渠闻此言,必不敢动。量此孤虏,以上谷一镇之兵当之,东连云朔,彼虽入,亦不足畏也。(书牍四《答总督王鉴川计处黄昆二虏》)
居正对付鞑靼的计划,是充实边防,准备随时出击,同时利用一切机会,使鞑靼分裂。这样一来,北边底敌人,只是散漫的部落而不是整个的集体,无形中减轻北方的威胁,北方底军队,便随时有决胜的可能。在这一点,很有些类似帝国主义“分而灭之”的政策,但是中间有一个绝大的区别。帝国主义底目标,是对于敌人,加以奴役或剿灭;居正底目标,是容许敌人底存在,而消弭敌人底威胁。帝国主义是攻势的,居正是守势的;帝国主义只希望片面胜利,居正却希望双方共存。中国强盛的时候,对外采取的方略,经常和居正底主张一致,这是中国文化和近代帝国主义的区别。
隆庆六年过去了,次年改元万历,是年正月庚子,发生王大臣之狱。
事情本来很简单。这一天神宗在乾清宫,看到一个人,神色仓惶地走过,吩咐左右把他拿下。经过讯问之后,才知道这是王大臣,从蓟州来的一个逃兵。逃兵底处分也还简单,但是消息到了冯保,便不简单了。冯保认定这是一个机会。他想起高拱,真是恨之切骨。高拱已经卸任回籍了,但是冯保底怨恨没有消灭。惟有血、血、血,才能洗尽冯保底怨愤。王大臣送到东厂了,经过东厂底搜检,王大臣身上,果然搜出刀来。证物有了,这一定是行刺,而且在乾清宫外走过,不是谋刺皇上是刺谁呢?谁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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