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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大传-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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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况齐俗最称顽梗,今仗公威重,业已就绪,但恐代者,或意见不同,摇于众论,则良法终不可行,有初鲜终,殊可惜也。今虽借重冬曹,愿公少需,以毕此举,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已属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参,使诸公得便宜从事。昨杨二山公书,谓此事只宜论当否,不必论迟速,诚格言也。(同卷《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临川丈田事,偶有闻,即以告,今事己竣,法无阻滞,则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举实均天下大政,然积弊丛冠之余,非精核详审,末能妥当。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不宜草草速完也。前已属该科老成查参,将此件不必入参,正欲其从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独五县未完,谅数月之内,即可了结,俟通完之后,具奏未晚。人旋,贱恙尚未全愈,力此草草,统惟鉴存。(同卷《答江西巡抚王又池》)
万历九年九月,居正抱病,答王宗载(即王又池)书,大致在九月以后,江西全省清丈通完具奏,大致已在十年之初,不及半年,居正即逝世了。居正对于清丈之事,屡称宜及自己在位,做个一了百当,这里流露他对于此事的热心,同时也流露内阁其他诸人对此的缺乏认识。当他把考成法搁置,吩咐科臣不必提参的时候,我们很可看出他对于此事寄与最大的期望。
孟子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在田亩没有清丈以前,人民底负担不能公允,便是最大的不平。居正认为“小民实被其惠”,认为“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确是不错,但是这一次的清丈,和弘治十五年的清丈一样,还是一次失败。
居正对于清丈,曾经发动政治力量,但是结果没有成功,最大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官吏,对于政治的认识不够。有的主张只和旧额一样,无须多报;有的看到清丈条例对于田地,有分列上、中、下三等的规定,索性一例填报下田,认为清丈是一种爱民的政策,不当填报上田,以致加重民众的负担。(息县知县鹿久徵事,见《明纪》卷四十)这些官吏在当时都认为是爱民的好官,而居正所得的声名是“掊克”,是“以溢额为功”,再加以嘉靖间计算数字底错误,于是误认弘治十五年清丈只有四百余万顷,万历六年清丈,得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三百万顷底增加,证实居正底掊克。数字的错误,更增加他底罪状。
其实这一年比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只增加八十一万顷,而比之洪武二十六年清丈的数字,即连后开的云南、贵州在内,尚差一百四十九万顷,这又算什么“掊克”呢?民间的田地,逐年集中到勋爵、官吏和大地主底手里,大地主又倚仗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于国家逃避赋税的负担,以致造成国穷民困的现象。居正原有的计划,是要大地主同样尽国民底义务,他自认“于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
假如我们把万历六年清丈的成绩,加以分析,我们更可看出这里没有什么“掊克”底气息。万历六年的数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在总数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只有七省,减少的也有六省;南、北两京直隶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只有十六府、州,如故的两州,减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见居正没有“以溢额为功”的成见,否则在他大权在握的时候,决没有这许多敢和居正抵抗的地方长官。其次如福建巡抚耿定向、劳堪,江西巡抚王宗载,算是和居正接近的了,居正对于福建、江西两省的清丈,也显见特别关心,但是这一次清丈底结果,福建从十三万五千余顷,减到十三万四千余顷,江西从四十万二千余顷,减至四十万一千余顷,差额固然是很小,但是差额究竟是差额,证实居正没有“掊克”的存心。至如苏州田土从一十五万五千余顷,减至九万二千余顷;更是很大的差额。
这次清丈之后,田额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东三处;全国增加八十一万顷,单这三处,便增加五十一万余顷。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计田土二十六万九千余顷,现在是四十九万三千余顷;河南旧系四十一万六千余顷,现在是七十四万一千余顷;山东旧系五十四万二千余顷,现在是六十一万七千余顷。除这三处以外,广东旧系七万二千余顷,现在增至二十五万六千余顷,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百分比上更加显著。
广东方面,主要的还是“治安”问题。中央力量加强,地方秩序良好,担负赋税的民众和田土,当然会逐渐增加,事情本来简单。北京、山东、河南,都是畿辅之地,除去建文年间,曾经发生一度的内战,以及长城一带,偶然遭受敌人底破坏以外,从开国以来,始终保持良好的秩序,现在的增加,当然与“治安”无关。那么这是怎样的呢?
北京、山东、河南都是辎辅,三处的田土,不断地被勋戚、权贵吸收了,一经集中以后,他们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纳税的义务。居正底政策,是要打击他们底特权,使他们对于国家,有同样的负担。阳武侯便是一个好例。成祖时代,薛禄从征有功封侯,传到万历年间,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还有自置田土,是否应当纳税,这是一个问题。居正决然地说:
承询阳武优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拨赐公田外。但有田土,尽数报官,纳粮当差。是功臣田土,系钦赐者,粮且不纳,而况于差?锡之土田,恩数已渥,岂文武官论品优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当与齐民一体办纳粮差,不在优免之数也。近据南直隶册开诸勋臣地土,除赐田外,其余尽数查出,不准优免,似与律意相合。幸惟尊裁。(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杨本庵》)
万历六年清丈,除云南、贵州因系新辟地方本应增加,及陕西、四川和南京所属八府、州所加无多,不待研讨外,其余河南、山东、广东三省,和北京所属八府,共增七十万顷,占去增加额的百分之八十九。居正从政令不易贯彻的广东,夺获担负国税的田土,这一点也许人还了解;但是他从勋贵盘据的畿辅,夺回担负国税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议。他们不说他得罪勋贵,而说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员的时候,一般人不说他整顿学政,而怀疑他得罪圣贤一样。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觉悟没有提高的时候,他们对于大地主阶级的危害,认识不够,甚至还会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利用。张居正主张清丈,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他在身后,招致不少的诋毁,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居正说过,“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居正对于一般的毁誉,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一次的清丈,无意中代表一个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全国人民,对于国家的义务,要求公允的负担。但是事实上的成绩还是很小,畿辅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万二千余顷,山东七十二万四千余顷,河南一百四十四万九千余顷,其实只剩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勋戚权贵手里,居正无如之何。二百年来积累的政治势力,在当时不是片时可以铲除的事物。
万历六年十二月,命纂宗藩事例。明朝的宗室滋生太繁,成为国家底大害。嘉靖四十四年,纂定《宗藩条例》,对于宗室,大加裁损,减少国家支出,当然是一种补偏救弊的方策。但是减削太甚,立法太严,出乎情理之外的条例,徒然增加执行的困难,于事实无所裨益。居正列举九条未妥的地方,他说:
夫令所以布信,数易则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则玩。现今该部处置宗藩事情,悉用此为准,因时救弊,似亦未为大害,但欲勒成简册,昭示将来,则必考求国体,审察人情,上不亏展亲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剂虚之术,使情法允协,裒益适宜,乃足为经常可久之规,垂万世不刊之典。(奏疏八《请裁定宗藩事例疏》)
万历七年正月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天府已下,凡六十四处,明朝讲学的风气甚盛,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诸生布衣,到处召集徒众,号称讲学。所讲的最初是圣经贤传,以后转到明心见性,这还是好的;有的成为一哄之市,书院讲学只增加号召徒众的机会;最下的甚至借此敛财,斯文扫地。居正在万历六年就说:“若今之谈学者,则利而已矣,乌足道哉?”(书牍十《答郑藩伯》)这里已经透露他鄙视讲学的意见。次年他又说起:
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学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谷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鉴亮。(书牍十一《答宪长周友山讲学》)
同卷居正又有《与友山论学书》自称“不谷生平,于学未有闻,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居正论学,直认本真,这是在阳明学派的空气中所得的认识,但是居正不爱空谈,欲求实际。他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书牍十《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在这个情形之下,居正对于讲学,当然只觉得空言无补,徒资叫嚣。万历七年罢天下书院,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万历六、七年间,藏僧锁南坚错致书居正,居正答谢;在对藏交通上,是一件有兴趣的文件。此事的关节,却在俺答。万历六年,俺答纠合青把都一部,大队西行,当时盛传土蛮部下,同时出发,声势浩大。北边顿时感觉紧张。居正一面吩咐宣大总督吴兑劝导俺答,早日回巢,一面吩咐三边总督郜光先,甘肃巡抚侯东莱,妥为布置。俺答到了甘肃境外,遇到瓦刺部下,吃了一个败仗,但是依然直到青海,见过活佛。在这次遇面以后,俺答上书,请求中国代为建寺供佛,御赐名额;同时又代西藏僧人,请求补贡。“补贡”二宇,当然只是译文底好看,其实是请求增加对藏贸易额,俾西藏得到需要的资源。时间已经是万历七年了。居正底策略,是在可能的情形下面,酌量许可,但是决不给他要挟的机会。建寺供佛,是可以的,但是朝廷只能资助物料,谈不到代为兴建。居正对于鞑靼的控制,始终不曾疏忽。
六年十二月,甘肃巡抚侯东莱,差人把锁南坚错底书信寄来了,原书是西藏文,译文如次:
释迦摩尼比丘锁南坚错贤吉祥,合掌顶礼朝廷钦封干大国事阁下张:知道你的名显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体甚好。我保祐循皇上,昼夜念经。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为地方事,先与朝廷进本。马匹物件到了,我和阐化王执事赏赐,乞照以前好例与我。与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压书礼物:四臂观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刚结子一方。有阁下分付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头写。(见奏疏八《番夷求贡疏》)
这封书到达以后,居正具奏,已经是万历七年了。他说:
臣看得乌思藏僧人锁南坚错,即虏酋俺答所称活佛者也。去年虏酋西行,以迎见活佛为名,实欲西抢瓦刺。比时臣窃料虏酋此行必致败衄,待其既败而后抚之,则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贡乃可坚久,乃授策边臣,使之随宜操纵,因机劝诱,阴修内治,以待其变。今闻套虏连遭丧败,俺答部下番夷悉皆离叛,势甚穷蹙,遂托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杀,阻其西掠,劝之回巢;又因而连合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献琛来王。自此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庇,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浅薄,谬当枢轴,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诚不胜欣庆,不胜仰戴。(奏疏八《番夷求贡疏》)
疏中又称锁南坚错所致礼物,不敢私受,“仰乞圣明俯赐裁夺,敕下臣愚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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