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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批判。
当时吴建民已是班上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不但要参与，还要走在运动的前头。但他连同团支部的其他成员显然不太称职，他们根据平日和这位同学的接触、生活，感觉他不像右派，也不像有些大字报写的那样内心对中国共产党有多少仇恨。
后来大学团委采取了断然措施，停止了吴建民等人团支部委员的职务，将他们班同其他班合并在一起搞运动。写打油诗的同学真的被打成了右派，本来那位同学的学习是很优秀的，可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就非常不幸了。
班级合并后，吴建民跟大多数同学一样，也参与了对那位同学的批判。虽然他内心并没有想明白，但总觉得党是伟大的、正确的，领导总比自己高明，跟着党和领导的思路走是没错的。他初期对这位同学的看法，已被认为有右的倾向，所以他必须尽快跟上形势，转变立场。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吴建民回忆起这件事，颇有感触地说：“我当年真的挺幼稚，这是我一生中每想起来就感觉不安的一件事。”其实青年时大多数人都犯错误，青年时的幼稚又属于那种最可以原谅的错误，而当你对你的某些举止真正地感到不安后，你就会格外警惕，不再做令你心灵感觉不安的事情。
也是在“反右”斗争中，由于吴建民进大学后在学习上一直很刻苦，成绩优良，因而有白专之嫌。于是他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他自己。1958 年，学校开展向党交心的运动，批判个人主义，他写了张大字报，题为《个人主义和我》。
他自我解剖说，仔细检查起来，自己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努力学习是为将来当外交官做铺垫。当外交官可以周游世界，在周游世界之后，他可以当作家，把周游世界过程中看到的东西都写出来。对人生有如此美好的设计，本不是什么坏事；但换一个角度就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了，成了丑恶的东西，这难道也是辩证法？
反正吴建民当时就这样对自我分析了一通，别人看了也对这种意识批判了一通。可当更多的人都进入自我剖析状态后，吴建民发现有他这种念头的人并不在少数。
只要你细细推敲，###，其实是和经济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总是和经济体制的选择，经济道路的选择，经济政策的选择，经济进程的设计搅在一起。反右斗争还在进行着，中国经济的大跃进就开始升温。
大跃进期间有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有大兴水利的会战，有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的建设高潮……北京的各大学都组织学生们积极参与，但参与了劳动，就挤占了学习的时间，这是简单的加减法。
不论是什么运动，只要是党号召的，党倡导的，吴建民都积极参加。因此把吴建民往白专范畴里算，真是挺委屈他的，他在政治上，一直是很主动地向组织靠拢的，坚持不断地给组织写思想汇报。
“鸣放”转为“反右”斗争（2）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系里的党支部组织同学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劳动，跟工人结合。大家热情很高，连星期天也不休息。身子板有些单薄的吴建民，劳动起来很拼命，还被推为劳动小组长。
修十三陵水库的大会战，学校也组织去了，吴建民在库区劳动了一个星期。挑土石筑堤坝，箩筐有大有小，他总是拣大筐挑。不管天降不降大任于你，“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总是一个人的成长、成熟、干事业所不可或缺的，这同样是增长知识的过程。如此看来，这个加减法又不简单了。
人生于社会，总有一天要面对成人社会的纷繁事物，大学告诉了吴建民复杂。这里不再像小学和中学时，只要解决好学业的问题，单单是靠埋头刻苦学习一切就迎刃而解，老师就欣赏你，同学就认可你，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有了几分骄傲的资本。
在大学，你还要睁大眼睛看窗外的事，你面前时常有异议纷纷、歧路条条，却再没有老师或什么人能时时为你指点迷津，并替你偿付错误的代价。你必须自己思考、比较、做出抉择。这，是进入大学以前的他过去从未感受到的。
因此他才开始有了迷惘，有时会不知所措，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回应，并为此长时间地感到不安或耿耿于怀。但无论如何他必须面对，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人生之途走下去，开始用自身更多的实践和碰撞来体验生活，依然继续。好在和大多数人的境遇一样，上苍并不轻易赐予莫大的福祉，也不随意地出手残酷一击。
“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秉持一种正确的观念，对坚持一种行为，是有力的维系要素/除了学识的长进，感觉到人世的复杂之外，大学期间的吴建民，还收获了一些有益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在平时好像不起眼，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则会显现不寻常的意义。
刚进大学有一段时间，学校不太管学生的作息时间，可以睡懒觉。
后来风气变了，学校抓起了作息制度，要按时起床，还推行了一段集体晨练。虽然这个集体晨练校方没有善始善终，可就在这段时间里，吴建民已经养成了习惯，自己坚持了下去。
吴建民说他能够有意识地坚持锻炼，还在于大学期间有幸听了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的报告。马约翰教授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奠基人，是他在20 世纪20 年代就呼吁“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30 年代的他就指出体育除了能健壮人的体魄之外，还能“培养人的性格——勇气、坚持、自信心、进取心和决心”，“培养人的社会品质——公正、忠实、自由、合作”。他的体育理论中还包含了许多精神方面的内容，如奋斗到底绝不退缩；高尚的道德品格；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和牺牲；互助友爱团结合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体育理念，马约翰的报告对吴建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听得很认真，以致到如今还记得一些报告的内容。例如马约翰当时讲的锻炼身体并不需要很多条件，关键在坚持。坚持和不坚持大不一样，一定要持之以恒，这对培养人的良好性格也大有裨益。没有锻炼条件怎么办？上下楼也很好啊。
秉持一种正确的观念，对坚持一种行为，是有力的维系要素。因此从那以后，一直到如今，吴建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锻炼身体。
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成了他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他说他一生不论到哪里，锻炼从不间断，只不过因环境不同形式不一样而已。
“我去出差，人们都说你总是满精神的，这和我锻炼有关系。你进行体育运动，得到的不仅仅是体魄的健壮，有时人生不太顺当的时候，你锻炼完了，精神也会随之好起来。我这一生从此受益良多。”吴建民这样说。看来，他不仅是外语学院的好学生，他还是马约翰的好学生，而且学到了马约翰的精髓。
在北京外语学院，吴建民晨练主要是长跑，每天围着学校的操场大概要跑3000 到5000 米，跑下来他觉得很舒服。因此不论盛夏还是严冬，他都坚持跑步，北京市举行环城赛跑，他也参加。坚持锻炼，还使他养成了早睡早起，不睡懒觉，生活规律等习惯。
在临近毕业时，吴建民曾特别想留校，原因之一就是学校生活有规律，能坚持锻炼，喜欢这个节奏。后来到了外交部，锻炼的时间少了，但工间操他一直坚持做，就是别人都不做，他一个人也要做。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这一个与那一个的差异，个人风格的形成，其实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积累的。在开始并不明显，在寻常时也感觉不出什么重要意义。
周恩来总理感觉新中国的好翻译太少/他也有能力部分分担起大家庭的开支了/“这小伙子挺能干，法文说得还不错。”/他早早地找到了在特定环境中轻松和自如的感觉/
当翻译官的命运（1）
1959 年吴建民毕业了，外交部从他们这期毕业生中挑选了几名学业优秀的，送进了外交部的高级翻译班。这个翻译班上课还是在外语学院，而这位原本对翻译官形象皱眉头的小伙子，此刻看来大概逃不脱当翻译官的命运了。
有这样一句谈论人的命运的格言：命运常常和人开玩笑，你原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到那个房间里去了。但吴建民的命运好像是还没有来得及想，就被人推进这个房间里去了，而这个房间也确实适合他。在吴建民的童年和少年，乃至青年的初期阶段，他真的有许多是要感谢命运的。而一个人知道感恩，才会有回报的意识，才会做更多与己之外的有益的事情。
外交部办这个翻译班，是由于周恩来总理感觉新中国的好翻译太1959年大学毕业。
少，为了更好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就有了这个翻译班，后来外交部许多卓越人才，都出自这个翻译班，这显示出周恩来的眼光。
进这个翻译班的，不光是外语学院的好学生，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几十人里挑一。翻译班分几个语种，每个班也就五六个人，吴建民所在的班同学都是外语学院的。翻译班的老师是花钱从国外聘请来的，教法语的老师就是从法国请来的。由于面对的学生少，所以能教得很细，学习效率也较高。
到翻译班与以往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吴建民开始拿工资了。由于家里经济状况不太好，他上大学时，每月都是哥哥给他十几块钱，交伙食费，还有2 块零用钱。他记得当时的工资是42 块钱，他也有能力分担起部分大家庭的开支了。后来他妹妹上大学，就由他每月寄20 块钱给妹妹。
没多久，举国上下就在准备迎接新中国成立10 周年，第一个十年的庆典自然要办得隆重，各国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都将被邀请来参加，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党、劳动党的领袖也受到邀请。由于来宾很多，翻译班几乎所有学员都被调去做翻译工作，吴建民被召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当时国家对接待来宾的工作十分重视，参加接待的人都要进行集训，为期近三个月。集训的内容包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各种常识和礼仪，包括西餐怎么吃，刀叉怎么用等等细微末节。
吴建民觉得这三个月集训对从事外交工作很有帮助，因为这些交际基本常识后来再没有系统地教授过，结果有些没受过训练的人不太知晓个中的规矩，在外交场合难免出一些洋相。
集训还包括一些接人待物的常用词汇，还有如何向外宾介绍中国的情况、北京的情况等等，例如人民大会堂、故宫、颐和园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之类，很多东西要背下来，口语要求发音准确。
这次参与十年大庆的庆典活动，是吴建民第一次做翻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接待的是共产党、工人党的来宾。分配他接待的是一个葡萄牙共产党代表团，先是到飞机场去迎接，外交部长陈毅、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都去了，后来又陪代表团在北京、上海、杭州参观。
当时的吴建民刚20 岁，他主要负责生活方面和游览活动等事务性的翻译，当举行政治会谈时，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就来了，吴建民不担任这种会谈的翻译。和外宾在一起，参与外事活动，吴建民感觉很新鲜。
第一次当翻译，有关方面认为吴建民工作得不错。于是，当再有外国代表团来华，吴建民又几度被借去当翻译。1960 年4、5月份，亚、非记者会议在中国召开，中国记者协会负责接待法国《回声报》的社长和他的夫人，没有翻译，就把吴建民借去了。在陪伴这对老夫妇的日子里，吴建民赢得了他们的赞赏：“这小伙子挺能干，法文说得还不错。”好的评价产生了雪球效应，紧接着又有一个团来访，他被继续留用。后来，中国法律工作者协会开会，邀请了外宾，又把吴建民要来当翻译，他得到了更多的实践机会，而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最珍贵的就是语言氛围。吴建民是幸运的，他被不断地放置在这种难得的氛围里，他的语言水平提高得更快。
更重要的是较多的浸润于这样的氛围里，使他早早地找到了在特定环境中轻松和自如的感觉，高水准的翻译和松弛自如的心态，对一个翻译来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他后来能为最高领袖做翻译，几次以翻译的角色置身于难得的历史现场，乃至于后来成为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显然与他在特定场合中的自如与淡定不无关联。因此他从心底感谢自己的国家，翻译班在他的记忆里也是那样的美好。
然而，陪同外宾的好处还不仅在业务方面。吴建民在翻译班的1959 年到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