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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特反谍奇战写真-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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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话。郑那次说 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 旧由毛人凤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 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处工作的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 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个小时。以后据毛向人说,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发生摩擦,一向很少过 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 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 几倍时,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减人员,并认为这个摊 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 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郑口头上虽然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 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 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 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 走,蒋介石派唐代理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一 定在蒋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不放心,才叫唐来代理。唐也看出郑的用意, 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人凤主持。从这时起, 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郑在重庆只停留 4 天便又去北平。这时,沈醉恰由南京收拾戴笠等尸体后回到重庆,便去郑家向他报告戴死的情况。当郑听到戴死后在南京附近江 宁县山上暴尸 3 日被大雨冲洗的情况,不免有点兔死狐悲之感,非常生气地 说:“真太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 死在南京附近 3 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这让别人知道了真是闹大笑话!” 郑的老婆在旁边插嘴向沈醉要戴笠在上海、南京、汉口准备的房子、汽车等 东西。郑既不制止,也不表示同意,只装作没有听到一样。直等他老婆要这 要那要完之后,才继续指示沈醉赶紧清理各地接收的产业,免得各地特务趁 戴笠一死便鲸吞接收的财物。郑回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 3 月底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 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4 月 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 局局长。5 月初,沈醉和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到北平清查军统接收的财物 时,郑见到沈醉还余怒未息,说重庆方面有人在胡闹,为什么要公布他当局 长的消息,这对他的工作将增加多少困难。沈醉了解到这消息是中央社记者 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得到的,便向他解释了一番。郑虽已接到毛人凤的复电, 但还是那么生气,这在他平日是极少有过的表现。那天郑和沈醉一同吃饭时 还在说:“如果政府派一个军统局局长来和共产党搞和谈,这会给人一个什 么样的印象?”好像在这消息公布之前。共产党方面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军统 特务头子。郑在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诬蔑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1946 年 2 月 21 日,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这样一个组织,去 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请愿。这个“请愿团”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 地主恶霸为基础,是通过郑指使军统北平站以及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去进 行组织和鼓动起来的,并且派有大批特务、帮会流氓分子混在其中,有计划 地去进行捣乱。特务们对这些逃亡的地主恶霸进行煽动,说中共不肯把军队 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应当去找中共算帐。这 些逃亡到北平的地主恶霸们看到有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处 大门口,乱喊乱叫,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等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 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 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的指使下,不容分说一齐冲入中 共办公室乱打一阵。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些不重要的 东西。在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暴徒 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室等捣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当天,军调处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 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 干的,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 当时连美国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他们明知这事与郑介民 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要采用这种办法。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 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5 月间的一天,沈醉和廖华平在郑介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 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 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沈醉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中共住在北京饭店的 工作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 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 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让中共丢脸。七、八月间, 沈醉又一次来到北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 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能找出中共在北平人员的毛病,而采取了种种监视 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统在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北平的中共人员的, 站长经常要向郑汇报情况。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处结束后才 停止活动。郑在军调处工作期间,和美国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他 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时,总说这问题 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 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 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忠实, 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 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 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 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 强应付一下场面。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的身上,好像只 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 现。军调处工作结束,郑发表了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 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 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给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 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 蒋介石知道。

反共又畏共

1946 年 10 月 1 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 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 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 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公布,而保密局却拖了 3 个 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 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 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 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令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 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 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 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 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 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 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 年 6 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 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处工作的情况。他 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 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山东晏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处 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处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 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 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 攻。这年 9 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 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翔之到了北平后,报告案情 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 10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的军 事进攻,对在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 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党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 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做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 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 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 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 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 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 11 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 挥的。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 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 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 知道这事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 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 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 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道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 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 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 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 捕中共地下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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