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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盘。随之决定邓小平继续留在刘伯承的野战军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于10月上旬离开北京前往湖南，他们的队伍同时也向那儿开拔。刘和邓是乘火车去的，这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尚不习惯的豪华享受，在离湘江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赶上了自己的部队。1934年11月份红一方面军就是在那附近陷入埋伏的。
二野这次的任务是解放西南。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快。尽管国民党还以重庆和成都作为他们坚守大陆政权的最后堡垒，在四川及另外几个地方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战斗，几位国民党军官带着他们的部队纷纷投向共产党，还有两个省的地方长官也投了降。同年12月共产党军队进驻重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邓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二十九年前年轻的邓小平离开了这座城市赴法国学习，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邓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岁月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受到日本人的轰炸又遭受了多么大的破坏。邓一定看到了这些，因为他就要上任重庆市市长了，他有责任使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邓这样老的资（此处有误。邓小平当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译注）历，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坚持，是不会任命他去做这项艰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的近七百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制订了《共同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蓝图。根据纲领，中国共分为六个大区，其中四个大区都由各区的军事与行政委员会管理，邓小平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任主席。邓同时还是西南军区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这后一个职务最为重要，这使邓的职务高过了刘伯承和西南地区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机构，并就该区所有事务直接向北京党中央书记处负责。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四个省，这四个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遭到了很大破坏，先是军阀统治，接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又把它作为主要的征兵征税基地。贵州贫穷多山，位于缅甸（有许多国民党残兵败将在缅甸避难）和印度支那边缘的云南省也是这样。西康从种族上或自然地理上讲是西藏的一部分。在四个省里，尤其是云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区住着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汉人是他们的敌人。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将近一亿五千万，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公里。
邓小平、刘怕承与他们的同事为自己制订了三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秩序，促进经济复苏，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军阀主义遗毒，以及这个地区地理上及种族上的种种特殊情况，使这三项任务完成起来却相当困难，山区里活动着各种武装士匪，其中包括不少前国民党残余部队。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尤其是贵州和云南，人们常以此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区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讯条件十分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寿命很短。然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解放军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土匪，并以北方根据地为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由于在此之前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只建立过临时根据地，同时部队里只有少数干部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国民党的不少管理人员被继续留用，另外又从当地中学和大学新毕业的学生中吸收了一些充实新的干部队伍。
要想促进经济复苏，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以及抑制通货膨胀。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能从两方面着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就是通过发行公债积极鼓励储蓄。同时，强制所有企、事业单位，各种行政、军事机构将手中的现金存到新建的中国人民银行去，这祥就限制了私人银行的贷款能力。从供给的一方面看，在恢复了交通之后，成立了国有公司，经营食品和农业产品的批发贸易。在新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措施的采纳势在必行，并且很快地产生了效果。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到1951年已经骤然下降到20％，至1952年进一步降至1O％以下。
在四川，邓童年时代发生的“保路运动”虽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并没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铁路。1949年在整个四川省仍旧还没有一公里的标准铁轨。在公开记录中，并没有什么能够表明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个四川人觉得这是他们故乡的一种耻辱。不过，他们两人进入四川后很快就决定从并不宽裕的经费中拨款用以修建从重庆到成都的一段三百英里的铁路线。这段铁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邓即将离开这一地区之前正式启用了。在这个铁路开通典礼那天所拍摄的三张照片被收录到邓小平的官方传记里，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为自己参与完成的这项事业而骄傲。
在三大任务中，邓和其他人推动的土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O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⑥
这是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剥削，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革命。千百年来，地主阶级控制了中国农村，包括乡镇的社会生活，他们同时也操纵了政治生活，这是因为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在县以下设立政权。所以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公路、河流水利系统的保养，全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甚至操纵县长及其幕僚作为其代言人。他们通过地方自治会，从事大量诸如疹建庙宇，农产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灾难时分发救济粮等工作。而今，从195O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两年的时间里，地主阶级被消灭，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属在内）也许有一千五百万人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只留下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或到工厂、商店中去做工。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人被处死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的社会革命。
土改使党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在土改期间，党派出土改工作组去动员那些无地的雇农和其他贫农起来控诉地主，对地主进行痛斥和斗争，结果是传统上被奴役的农民得到解放并树立了革命的责任感。在这之后，党的力量并未撤走，而是建立起农村支部，把许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面的农民积极分子发展到党内来，这些农村党支部成为政治控制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这是人们以前所未能想象得到的。
在经济上，土改建立了相当新型的所有制体系。贫苦农民，也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或者仅拥有一点不足以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阶级则失去最多。不论是从土地的占有还是土地的耕种两方面都达到了均贫富。
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者一样积极地推动土改运动，尽管这意味着他自己的亲属，包括他的二弟邓蜀平，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亲属也受到剥夺。但邓小平把邓蜀平、继母夏伯根、继母的女儿邓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邓先烈接到重庆，安排他们和他自己住在一起。为此，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猛烈的攻击。由于邓文明在广安的知名度，同时如果地方共产党知道邓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邓小平的亲属，那么在士改中他们也许不会受到激烈的粗暴对待。但邓小平采取的办法却更为高明，这既保证了其亲属的安全，同时也救了他自己。一旦他的亲属收到威胁而求救于他或者如果地方党的领导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他的亲属时，他将面临尴尬的选择，而现在这个问题则不存在了。
1952年7月，事先得到或者也许没得到通知，邓小平被调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区工作了仅两年半，但这段生活使得他那本来就已丰富的经历更加充实了。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些年的功绩，使得毛和其同事决定凋他进京。事实上，这一调动是最有决定性的。在此之前的整整十五年里，邓一直在地方上工作，有人认为邓同毛的私人关系影响到这次调动，这个猜想无疑是错的。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应该说邓同刘少奇及周恩来——毛的最重要的副手——的关系起了作用。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8－1169页；第1173页；第一卷，第1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0－1231页。
③《邓小平传略》第17页。
④《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75－676页。
⑤施拉姆：《毛泽东传略》，第191页。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邓小平传……第八章 百花运动
第八章 百花运动
1952－1957年
当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时，距他四十八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此时，他的嘴角和额头上已爬上了皱纹，他看上去已不再年轻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间，他留起了短胡子，但在他离开四川时，他刮掉了胡子。可说来也怪，他当时还剃了个光头——这不由使中国人联想到蒋介石的一个习惯——这就是突出额头的坡度和下颚的棱角。他至少在北京呆了两年后，才又留起了头发。他身体很好，不过他在阅读长篇文章时要戴上眼镜。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聋已相当严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头一年，没有任何照片表明他那时已开始戴助听器。他生性率直，举止随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见众多的外国来访者时，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否则他还是习惯先清一下喉咙，吐口痰。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他们的五个孩子（大概还有），（1937年到延安后不久，她便把父母为她取的名字琼英改为卓琳。同邓结婚后，她放弃了她的“蒲”姓。——原注）他的继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随后到北京的。他和家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紧靠紫禁城西边的一片湖边园林，也是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园中两湖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上，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现在没有人住，有时对中外游客开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书房。据说，他经常是拿着一本书独自在这间屋子里吃饭①。从房子里的家具和窗帘可以断定，他和他的家人过着一种非常简朴、舒适的生活。离房子几百码远的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建筑群，党的办公地便设在里面。这所房子离政府的办公地也不太远，而且对酷爱游泳的毛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离游泳池很近，这个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当时是供公众使用的。这所房子还紧靠瀛台，瀛台是中国苑囿和建筑的一个珍品。它还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光绪帝一生中最后十二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很难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们召集起来了。
在党内，毛的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他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胜利和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权力日益加强。他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而且绝对自信。他总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务，以便留出时间准备有关大政方针问题的讲话和指示。但他也尽力发挥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发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作用。从下面这张他在1953年5月给刘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他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②
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毛也不习惯于勉强同意他不喜欢的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总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命令来推翻其他人的决定。但他又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使他的同事们互相对立，或者损害他们当中那些他曾批评过或打倒国的人的名声。对于他来说，能够自主行事，就心满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书记处的成员还有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朱是一位老红军，他此时的地位显然没有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么高。而且，不管是此时还是后来，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跃。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外交政策及国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此外，他还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以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