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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国际事件潜望镜》、《世界轨道》、《政治与生活》等等。我们等待答复的时间大约有两周多。新一期的出版日期一天天接近，编辑部里大家都十分着急，因为都看到了战后保持旧名称的不妥。 终于，信使出现在我们位于卡拉什街的编辑部（后来，这栋别墅成了日本大使馆）。他带来了有五个火漆封印的大型红色信封。我们都知道，这来自斯大林的秘书处。签收之后，列昂捷夫剪开信封，取出了写着我们建议的那张纸。在右下角有“新时代”几个大字，和斯大林签名的缩写。我们的方案，没有一个让“领袖”满意，所以他自己给杂志起了名。 问题解决了。但是，“主人”的选择却使列昂捷夫左右为难。当时，许多人对革命之前极端反动的、由黑帮分子苏沃林出版的报纸《新时代》记忆犹新。列宁曾经用各种骂名与其进行过激烈辩论。大家都知道，列宁与自己的对立面辩论时善于使用各种激烈的修饰词和标签。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莫斯科记者是美籍俄裔阿姆菲加特洛夫。记得有一次，他找到我，骄傲地对我说，他祖父的名字在列宁的著作中经常被提到。出于好奇，我查阅了《列宁全集》中提到美国记者祖先的那一页。原来，列宁称呼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娼妓阿姆菲加特洛夫”。这位引起了列宁辩论怒火的作者，大部分文章就发表在《新时代》上。同时，让我们总编特别恼火的是，这个苏沃林报纸的编辑和他是同姓，也姓列昂捷夫。 我们已经订制了俄文、英文和德文版的封面，而列昂捷夫的疑虑更重了。他不能违抗斯大林，同时对这个不合时宜的类似不能释怀。将来，当杂志出版之后，一旦有人向“主人”提醒到这个不巧之处，斯大林的怒火一定会降到编辑部头上，他会问：为什么没有预先提醒。 经过反复思量之后，列昂捷夫最终还是下决心向斯大林报告。这在技术上非常简单，因为编辑部里就有连接克里姆林宫的直拨电话。这个电话响起来时，一般斯大林本人接听。但是，惊动领袖，并且怀疑他的决定这可非同小可！ 斯大林听完了列昂捷夫的想法，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这样的，当时是一个新时代，现在是另一个。战争以我们的胜利告终了。敌人被打败了。我们的周围都是朋友。新的时代到来了……” 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列昂捷夫的疑虑烟消云散。 在那一刻，斯大林是否真的相信，新时代已经到来，与西方列强的合作关系可以保持下去，在国内也将不再追寻“敌人”，苏联和全世界的好时光已经来临？国家辽阔的土地上一片废墟。千百万人蜗居在土屋里，物资匮乏。并且还要完成加入对日作战的承诺。但这被看作一场短暂的战役。最主要的，是尽快为居民创造基本生活条件，重建遭到破坏的一切。也可能，当时斯大林相信，美国人将会帮助我们。也可能，他已经打算节制自己的胃口，进行妥协？因为，刚刚入主白宫的杜鲁门使人相信，在国际事务方面他打算继续罗斯福的方针。 前不久的盟友间关系紧张，这是谁的责任？西方的某些研究者认为，反希特勒三大国联盟的所有领导人在同等程度上都已经对继续这种盟友关系不感兴趣了。在我看来，战争刚结束时，苏联领导人极力在保持信任气氛，然而在一系列情况下却又用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这种气氛。这里的原因是，斯大林的疑心太重，他倾向于用“上一场战争”的概念进行思考。他有这样一个固执的想法，即在苏联周围有几个国家建立一个地带，而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他可以完全放心的。 当然，所有这些都引起了英美相应的反应。但是，那里也并不大关心保持良好的气候。杜鲁门对前来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的莫洛托夫进行粗鲁攻击，使斯大林有理由认为，美国新政府正在放弃罗斯福的政策。此后在波茨坦，杜鲁门企图用原子弹讹诈苏联，在莫斯科制造出了一种受到严重威胁的气氛。由此，斯大林的行动在西方被解释为苏联威胁。对抗开始加剧，“冷战”展开，并有演变为“热战”的危险。 美国掀起了一股###浪潮。作为回应，苏联也展开了更残酷的反帝斗争。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合作斗争中形成的相互好感依然存在，而双方却都在让各自的人民准备对抗。正是在四十年代下半叶，我国发起了与“世界主义”和“崇拜外国”作斗争的宣传运动。我觉得，这里企图达到两个目标：驱使人民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侵略者”，在国内重新制造恐怖气氛。 我想，是“十二月党人幽灵”使斯大林不得安宁。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期间，数十万俄军官兵到了巴黎。沿途他们了解到了西欧各国民众的生活及其条件，与实行农奴制的俄国有天壤之别。他们感受到了甚至在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依然处处散发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俄国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这些，并带回了彼得堡。几年之后，参议院广场上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 现在，成百万的苏军官兵到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走过了许多西欧国家的土地。他们看到，甚至在五年战争的破坏和希特勒的占领之后，那里的生活也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暗淡无光，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比苏联人活得好。不仅仅在东普鲁士，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农家的地窖里挂着整块火腿，还有香肠和奶酪。身处斯大林国家农奴制下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早就不记得这些东西了。所以，令“各族人民领袖”非常不安的是，当他禁锢在隔绝和无知中的这一大批人回到家里，并开始比较时，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情况也使他不安。战争期间，许多人克服了自卑综合症，和党组织灌输的等待上级指示的无条件反射。甚至普通士兵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往往必须自行决定作什么和怎么作，根据情况采取行动。这等同于斯大林一直企图在自己的臣民心中打消的自由感。这也促使人们克服了恐惧感。可是，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恐惧感之上。如此一来，出现了对体制的威胁。必须拯救这个体制。 于是，官方的新闻宣传开始诋毁所有“外国”的东西，甚至旧俄时期人们所熟悉的“法式面包”被改名，成了“城市面包”，列宁格勒十分著名的咖啡馆“诺德”被改为“北方”。在所有地方都要有“本国优先”。任何没能体现本国优先的东西，就应该受到排斥。遗传学和控制论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任何人，只要他胆敢正面评价西方的某个发现，会立即被贴上“世界主义的丧家之犬”，以及在“外国事物”面前奴颜婢膝的标签。那些曾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生活过的人，遭到了怀疑。在各种表格上专门加入了这一栏。似乎当时人们是自愿呆在德国人那儿似的，因而是他们自己的错，而许诺在敌人的领土上消灭侵略者，而后造成红军撤退到伏尔加和高加索的苏联领袖们，则与此无关。数十万人被捕，由于“领袖”的意志在战争最初几天未能撤退，陷入大包围的军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又开始了随便抓人，许多无辜的人被立案调查，先是“列宁格勒案”，此后则有“医生投毒案”。 。。
《新时代》杂志（2）
斯大林可以满意了。他又一次将国家置于恐怖之中。但是，这个成就最终反过来对付他自己。当他临死时，居然无人可以帮他。因为他所有的主治医生早都被投入监狱。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斯大林之死
斯大林竟意外地死于自己又一次创造的全国恐怖之中。 据我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 苏共中央的秘密文件中指出，贝利亚曾经打算苏联建立合资公司，市场经济，并企图从奥地利撤出苏军，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 似乎我们在40年前曾错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机会。 我们，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斯大林的暴行。相反，我们认为他是我国人民严厉，然而智慧、公正、善于关心人的父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怕他呢？我们将他崇拜如神，敬仰他。我们把能够在他身边工作，都看作是巨大的幸福，看作一种荣誉，得到它之后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无法报答。对我来说，能够翻译他的每个词，这体现了最高的信任，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和巨大的责任感。我努力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想让他满意。他赞许的微笑对我们意义非凡。所以，我父亲的事，我没有把它归到斯大林身上，而是归结到混进他身边的坏人。因为正是斯大林自己的那篇《胜利冲昏头脑》企图制止强制集体化期间的无法无天。他毫不犹豫地清除并处死了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亚戈达，贝利亚和其他的刽子手最终为自己的龌龊事情而脑袋搬家。他也毫不留情地惩罚了那些脱离列宁预先做出的决定或者对之进行歪曲的人。 千百万的苏联人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则可以说是偶然有幸，千里挑一，被挑选出来在“领袖”的身边工作。 战争年代里，当时我经常被召到斯大林那儿，镇压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我认识的人之中，很少有人消失。可怕年代的那些艰难困苦团结了人们，强化了对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人们都以为，那个周围都是敌人和破坏分子的年代不再会回来了。40年代末新一轮逮捕和审判令人觉得没有理由，令人难以理解。谁也不愿相信会出现新的敌人。因为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苏联挺住了。希特勒庞大的战争机器都不能够毁灭它。那么现在谁还敢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时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慢慢地产生了怀疑。似乎什么事情不对头，似乎又要教我们自相残杀。有人，但当然不会是斯大林——他是大元帅，总司令，“各族人民领袖”，正处在成就和荣誉的顶峰。 斯大林之死，我感受到十分难过。因为，对我而言，他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列宁的忠实学生，创造了我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我属于直接接触他的少数人之一，曾经坐在他身边，认真倾听他说出来的每个词，努力将他的意思连同全部的语气和音调传达给他的谈话对手。被他排斥之后，我甚至没有感到难过。与我国人民，全人类所承受的无可弥补的损失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我自己没有能够赢得他的留恋？我也没有伤心，虽然我知道，这个孤独、病态般疑心重重的人，连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儿子根本都从不曾有过留恋之情。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当作他收留的孤儿。我曾经相信，那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就像宝贵的遗物一样，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他曾经给了我莫大的荣誉，使我能够在他的身边工作。那四年时间恰似一个瞬间。 苏共二十大沉重地打击了这些观念。当我最早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不愿相信那里面所讲的一切。但是，一旦深入细节，在脑子里检视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见证，我觉得自己被那个已经推倒的偶像严重欺骗了。 党的二十二大我已经能够比较平静和清醒地接受：我们所有人，包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成了一场大骗局和大蛊惑的受害者。幼稚的大众相信了那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但神化的对象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后来，当我开始回忆战时见证过的人和事时，我对自己所听到、所看到的尽量保持客观：避免多余的感性，严格尊重自己所理解的事实。 现在，当我们面临着新的一波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风潮时，当他建立的体制不仅对我国、而且对其他国家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断被揭露出来时，我认为，在谴责和痛斥斯大林时代的血腥事件时，客观地讲述所经所见的人事也同等重要。 根据我的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杰卡诺佐夫的第一次降职也是这个原因。而战争结束之后，他引诱了与莫洛托夫常来常往的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儿。这次，斯大林没有保护自己的亲信。杰卡诺佐夫受到了党内的处分，并且被从人民外交委员部解职。 但是，正像我们这里“任命制官员”一般情形一样，没有让他落得太低：他得到了无线电委副主席的位置。不久，他又开始新的升迁。他的一个朋友——梅尔库洛夫，苏联境外资产总局的局长，将杰卡诺佐夫任命为自己的第一副手。外资局不仅仅管理着战后我国得到的庞大的战利物资，并且事实上鼓励了在东欧国家进行的有组织抢劫。从那儿，整栋的别墅和宫殿为高官和高级军事将领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