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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２０％，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３２％G，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前面引证过几次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论文里面，我们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精确的材料。该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里各种小儿病的死亡数字加以比较，证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来比农业区高２倍；城市中患神？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４倍，而患胃病的则比农村多１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农村中的比较起来是２．５S１。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３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２倍，因痉挛而死的多９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举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从１８３２年的议会工厂委员会报告中借用来放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３版）里面的。
在每10000年死亡人口中
5岁以下
5…19
20…39
4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岁以上
拉特兰德郡－卫生状况良好的农业区
2885
891
1275
1299
1189
1428
938
112
3
艾塞克斯郡－沼泽地农业区域
3159
1110
1526
1413
963
1019
630
177
3
工厂出现以前1779…1787年的卡赖尔市
4408
911
1006
1201
940
826
533
153
22
工厂出现以后的卡赖尔市
4974
1136
1114
1114
553
532
298
38
3
工厂城市里子
5286
927
1198
1198
593
512
225
29
2
除了贫穷阶级被压迫及其利益被忽视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还有其他的？因促使幼儿的死亡率上升。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一样地出外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被交给雇来照看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成百的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辗死，被马踩死，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烧死。孩子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种事情，在曼彻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次，在伦敦也一样地多，只是报上很少登出来罢了；我手头只有１８４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每周快讯”上的一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从１２月１日到７日这一星期中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横死的不幸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中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也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来说是否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贫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英国已？到了这种地步，资产阶级也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可是他们却无动于中。然而，如果我根据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证据，控告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是没有权利中辩的。他们应该想办法结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则就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对后一种办法，他们丝毫也不感到兴趣；而前一种呢，只要他们还是资产阶级，还不能抛弃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就无力做到。事实上，虽然在现在，在几十万牺牲者已？倒下去以后，他们终于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预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个对住宅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的情形总算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１０５，虽然他们夸耀他们这种不仅没有触动罪恶的根源而且连卫生警察的最平常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的措施，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们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的无可反驳的谋杀的罪名，继续把统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第一条道路。
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自己也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来做正确的选择。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厂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１８４３年的议会会议上要想真正实施？来只是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就倾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表示坚决赞成。此外，有大批的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没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但是那里教师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忘记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课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论是日校或主日学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５５００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４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假若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费也许还要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热狂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ｓ〔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话，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抢夺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顺的奴才，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间直到现在还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不错，厂主们吹嘘他们已？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书了，但这里所谓能念书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可以看出来。只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能念书，于是厂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念书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完全会写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而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连许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国教高教会派的、教友会的、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里，根本就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来说是一种过分世俗的作业”。工人所受的其他各种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来。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没有谈到真正的工厂工业。
该委员会委员格棱吉说：“在北明翰，？我考试过的孩子，一般地连一点勉强可以说是有用的知识都没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那只有宗教教育，但是就在这方面他们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的。”该委员会委员霍恩说：“在乌尔未汉普顿，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的十一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个世界，也没有听说过天堂或阴间的生活’。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不知道２
２等于多少，说不出两个辨士合多少法寻（１J４辨士），甚至当人们把这些钱放到他手里的时候还是说不出。有几个男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甚至连威伦霍尔也没有听说过，虽然这个地方离乌尔未汉普顿只有一点钟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还是很频繁的。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纳尔逊、威灵顿、拿破仑这样的人物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门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对大盗狄克P杜平、特别是以越狱闻名的小偷杰克P谢伯的生平、事迹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不知道２
２是多少，也不知道４个法寻等于多少；另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说，１０个法寻就是１０个‘半辨士’，还有一个也是十七岁的男孩子，对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只简短地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ｈｅｗａｓｎｏｊｕｄｇｅｏ’ｎｏｔｈｉｎ’）。”（霍恩。“报告”附录第２部分Ｑ１８，O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６、２３３等）这些孩子被人们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结果并没有比？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五年主日学，他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上，文件ｑ３９页，Ｉ．３３）。另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六年主日学，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替我们的救主赎罪’而流了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ｑ３６页，Ｉ．４６）。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只能读一些小书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约翰是不是也在内，以为圣约翰大概就是圣约翰P威斯利”（美以美教派的创始人），如此等等。（同上，ｑ３４页，Ｉ．５８）对于耶稣基督是？这一问题，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教主的主的儿子（ｈｅｗａｓｔｈｅＳａｖｉｏｕｒ’ｓＬｏｒｄ’ｓＳｏｎ）”；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王。”——在设菲尔德，该委员会委员昔蒙兹要一些主日学的学生念书；他们说不出他们念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刚念到过的使徒是些什么人。关于使徒的问题，在他依次问过一切孩子而得不到正确的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满有把握地喊道：“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疯病的人！”（昔蒙兹。“报告”附录第１部分Ｅ２２页及以下各页）陶业区和郎卡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