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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九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他们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们处在更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这样，人们还要求他们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们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李奇也说，工人在早晨到工厂的时候，常常发现工厂的钟快了一刻钟，因而大门已？关了，而拿着罚款簿的办事员却在车间里乱转，把大批没有到的工人记下来。有一次，李奇就亲眼看到９５个工人这样被关在工厂的大门外面；这个工厂的钟比城市里一般的钟晚上慢一刻钟，早上快一刻钟。在工厂报告中也叙述了类似的事情。有的工厂上班时把时钟的针拨回去，因而工作时间就比规定的时间长，但工人并没有因此多得到一点工资。有的工厂干脆就要工人多工作一刻钟。又有的工厂有一只普通的钟和一只表示机器主轴转动次数的机器钟；如果机器转动得慢，那就按照机器钟工作，直到十二小时中应该转动的次数转足时为止；如果工作做得很好，规定的转数不到时间就转足了，那末工人还是要做满十二小时的工作。有一个证人补充说，他认识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挣钱不少，并且还有加班工作，但她们还是宁愿去做娼妓也不愿忍受这种暴虐的统治（引自德林瓦特文件第８０页）。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罚款的情形。李奇说，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怀孕后期的女工们在工作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就被罚款６辨士。因为工作不好而处以罚款的事完全是随便乱来的。商品到了仓库才进行检查，而仓库管理人甚至不把工人叫去就开了罚款单；工人直到监工付给他工资的时候才知道他已？受罚，而那时商品可能已？卖掉，至少已？拿走了。李奇有一张长达１０英尺的罚款单，罚款总数达３５英镑１７先令１０辨士。他说，在开这张罚款单的工厂里，一个新的仓库管理人被解雇了，因为他罚得太少，使厂主的收入每星期少了５英镑（３４塔勒）。（“无可否认的事实”第１３—１７页）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李奇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不会说谎的人。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
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人在请愿书上签名，那他只要把请愿书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到议会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工人愿意或不愿意，他们都必须投资产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讲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监视。
还有两种办法特别加强了厂主对工人的奴役，这就是 ｔｒｕｃｋ？ｓｙｓｔｅｍ（实物工资制）和 ｃｏｔｔ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小宅子制）。工人们把用商品支付工资叫做 ｔｒｕｃｋ，这种支付办法以前曾通行于全英国。“为了使工人方便起见，使他们不受小商人的高价的剥削”，厂主就开一个商店，出卖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为了使工人不到别的价钱比较便宜的商店里去（因为 ｔｏｍｍｙ？ｓｈｏｐ〔工厂商店〕中的价格通常都比别的地方贵２５—３０％），支付工资时不用现款，而用工厂商店的购买券。这种可耻的制度引起了公愤，因此１８３１年公布了Ｔｒｕｃｋ Ａｃｔ〔实物工资法〕，根据这个法律，对大多数工人采用的以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被宣布为无效的、非法的，？要这样做就处以罚款。但是这个法律也像大多数的英国法律一样，只是在个别地方具有实际效力。当然，在城市里这个法律是执行得相当认真的，但是在乡间，旧制度仍被直接间接地充分采用着。在莱斯特城里，这种制度也是很流行的。我手边就有十几份对违反这个法律的案件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都是１８４３年１１月到１８４４年６月间做出的，其中一部分登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一部分发表在“北极星报”１０９上。自然，这种制度现在是不那样明目张胆地实行了；工人们多半都能领到现钱，但是，厂主们还是有足够的办法强迫工人到工厂商店里而不到旁的地方去买东西。这样就很难揭穿这类厂主；现在，只要他们的确把钱交到工人手里，他们就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干自己的罪恶勾当了。１８４４年４月２７日的“北极星报”刊登了约克郡哈得兹菲尔德附近霍姆菲特的一个工人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谈到一个叫鲍威斯的厂主：“这个该死的用实物支付工资的办法竟能够像在霍姆菲特这样大规模地存在，而且？也不敢制止厂主这样胡来，真是叫人奇怪。这里，有许许多多老实的手工织工为这个该死的制度受罪。这里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自由贸易派G分子的例子，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厂主，因为他对待可怜的织工们实在太可恶，附近的街坊没有不诅咒他的。一匹价值３４—３６先令的料子，他只给２０先令的现钱，其余的就只发给呢子或衣服，定价要比其他商人贵４０—５０％，而且这些东西还常常是已？霉烂的。但是自由贸易派的‘信使报’G却说：他们并不是非要货物不可呀，这是完全随他们便的。呵，不错，可是他们要是不想饿死，就得要这些东西。要是他们要的现钱超过２０先令，在领？纱时他们就得等上八天到十四天；要是他们２０先令再加货物，那？纱总是够他们用的。这就是他们的自由贸易。布鲁姆勋爵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应该积存一些东西，免得到老年的时候去请求救济。好呵，我们是不是就积存这些霉烂的东西呢？这话要不是一位勋爵说的，那就只能认为这个人的脑袋也像用来偿付我们的劳动的那些货物一样地霉烂了。当没有缴纳登记费的报纸非法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霍姆菲特的警察局告密，还有像布莱斯和依斯特伍德等那样的人，但是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的厂主已？成了虔诚的自由贸易派，他每个星期日上两次教堂，还诚心诚意地跟着牧师念道：‘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没有做，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慈悲的主呵，饶恕我们吧。’（英国国教的祷词）①是的，饶恕我们到明天吧，好让我们再把霉烂的货物付给我们的织工。”小宅子制初看起来害处要小得多，它的产生更是无可非难的，虽然这种制度对工人的奴役并不下于实物工资制。在乡间，工厂附近常常缺少工人住的房子。因此，厂主就常常得造这种住房，而他也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房子会给他投下的资本带来极大的利润。如果工人住宅的房东一般能从他的资本中获得年利６％的话，那就可以认为这种小宅子会给厂主带来双倍的利润；因为只要他的工厂不关门，他就总有房客，而且是按时付房租的房客。这样，他保险不会受到其他房东可能受到的两种主要的损失：他的小宅子永远不会空闲着，他也没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险。但是房租通常是把这两种可能的损失都算进去的，因此，如果厂主收的房租和其他房东收的一样多，他就可以在工人身上做一笔获利１２—１４％的好买卖。厂主把房子租给工人，从而比他的竞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双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和他竞争，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更不公平的是，他的这些利益是从必须珍惜每一个小钱的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口袋中取得的；但是这种事情对厂主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的全部财富本来就都是靠牺牲工人而获得的。既然厂主用解雇的威胁来强迫工人住他的房子，要他们缴纳比平常高的房租，甚至缴纳他们根本不住的房子的房租（这是常有的事），这已？不是不公平，而是无耻了。自由党的“太阳报”G引了“哈里法克斯卫报”上的一段话：在埃士顿？安得？莱因、奥尔丹和罗契得尔等地，有许多厂主强迫他们的几百个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不管他们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乡间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种制度产生了大批的村镇，并且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因为厂主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竞争者，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根据一般的标准来规定房租，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在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小宅子制又给了厂主多么大的权力呵！工人一罢工，厂主就赶他们搬家，而且只给他们一星期的限期；限期一过，工人不但没有吃的，而且也没有住的，只好成为流浪汉了，而根据法律，流浪汉是毫不容情地要被送到监狱里去关一个月的。
这就是工厂制度！我已？在本书篇幅容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并且在叙述资产阶级和手无寸铁的工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时，尽可能地做到大公无私——谈到这种英雄事迹时是不能无动于中的，因为无动于中就等于犯罪。让我们再把１８４５年自由的英国人的状况和１１４５年诺曼贵族压迫下的撒克逊农奴的状况比较一下吧。农奴是 ｇｌｅｂａｅ ａｄｓｃｒｉｐｔｕｓ（束缚在土地上的），自由工人也被小宅子制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把 ｊｕｓ ｐｒｉｍａｅ ｎｏｃｔｉｓ（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农奴没有权利弄到一份财产，他所有的一切，地主都可以拿走；自由工人也没有财产，而且由于竞争也不可能弄到一份财产。甚至连诺曼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厂主都做了：厂主通过实物工资制每天都在侵占工人直接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由大家都遵守的符合习俗的法律来调整，同时也由习俗本身来调整；自由工人和老板的关系也由法律来调整，但是这种法律没有被遵守，因为它既不符合习俗，也不符合老板的利益。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地，而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不能转让，加之当时又没有资本，所以地主是根本不能出卖农奴的；现代资产阶级却强迫工人出卖自己。农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块土地的奴隶；工人是生活必需品和他用来买这些必需品的金钱的奴隶——他们都是物件的奴隶。农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位置；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没有，因为他只是在资产阶级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否则就没有人理会，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①奴隶制。托利党人慈善家们称工厂工人为ｗｈｉｔｅ ｓｌａｖｅｓ（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则实现。
最后，我从一首表现工人自己对工厂制度的看法的诗中摘引几节来作为结束。这首诗是北明翰的爱德华P波P米德写的，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
１１０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大家叫他蒸气，非常凶残。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但他气力大，？都比不上，像是一只烧红了的铁手，他能使人民成群地灭亡。
他像他祖先摩洛赫一样，宰割人民，制造无穷灾殃，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烧，他拿儿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像他一样凶狠，用铁腕操纵人们的命运，贪得无厌地给他找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