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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来。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图冲击一个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１８４２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面已？说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ｈａｒｔｅｒ），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
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１８世纪８０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１８３５年以威廉P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会（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１）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２）议会每年改选一次；（３）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４）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５）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６）取消纯属形式的３００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无非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它们摆摆样子；这两种成分在今天本来也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但是，如果下院拥有全国舆论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且表现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头上最后的一丝圣光。英国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勋爵，也不尊敬女王，可是，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也很少考虑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但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主义从１８３５年一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传播，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组成了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正对改革法案的结果和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年的商业停滞感到失望，好战和好杀的情绪高涨，所以宪章主义者的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的。宪章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装起来，甚至号召他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从前法国革命时代一样。１８３８年，一个叫做斯提芬斯的美以美教派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彻斯特的居民讲了这样的话：“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们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们手里的工具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这是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是十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要拿几根火柴和一把浇上松香的干草就够了！我倒要看看，如果人们勇敢地用起这种武器来，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它究竟有什么办法！”G但同时，工人的宪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显露出来了。这位斯提芬斯在我们已？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摩尔举行的２０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朋友们，宪章主义并不是为你们争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主义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因此，反对新的济贫法和争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在那时已？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那时每次的群众大会上都有托利党人奥斯特勒发表演说，而且除了在北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的请愿书。１８３９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赛、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一次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结果就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企图已？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在１８４０年１月，约克郡发生了几次所谓警察叛情绪就渐渐平乱（ｓｐｙ？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１１３——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莱得弗德，——后来，激昂的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抓住一个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会，？会的产生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１８４２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１８３９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由曼彻斯特厂主所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战斗的性质。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传员开始用毫不掩饰的革命的语言说话，其？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１８４１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现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国民请愿书上有３５０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政党过去曾？有些疏远；那末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
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５日，自由党人和宪章主义者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所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由于这一次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就几乎抛弃了他们所珍惜的守法的习惯；他们要革命，但是要假手于工人。资产阶级想叫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到处都重新谈起早在１８３９年就由宪章主义者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起起义，但是资产阶级却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７月底，市场情况开始有些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在市面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７月底和８月初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商业报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要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要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P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它向诉苦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办法，那末也许他们最好是去溜跶一个时期。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得工人大哗，纷纷离开工厂，他们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结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８月５日的事。８月８日，他们有５０００人出发到埃士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ａｆａｉｒｄａｙ’ｓｗａｇｅｓｆｏｒａｆａｉｒｄａｙ’ｓｗｏｒｋ》）。８月９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没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阻？就进了城，并且使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了工。８月１１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尔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的宠儿——习艺所时，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波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不久起义就扩展到所有的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自己的惯例，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枪弹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１８４０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群众，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来。
同时，在履行２月１５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他们离开“合法”途径后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资产阶级又回到守法的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由他们煽动起来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奴仆一起当了特别警察——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完全多余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踱来踱去；在普累斯顿，资产阶级曾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自发的人民起义就突然既面对着政府的武装力量，又面对着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工人就逐渐散去，起义结束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干了许多别的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企图这样来为自己辩护。这和他们在春天所说的革命的话是很不？调的。他们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虽然他们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承认法律神圣的先前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势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