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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3）
《人民日报》被迫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河南省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按语指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种蛮横的命令口气，绝非编者语言，自然大有来头。它既有王任重的指示，也有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批示。随后，《山西日报》等新闻单位即组织文章对安徽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把人们炸蒙了，引起一片混乱。安徽、河南首当其冲，受冲击最大，实行包到组、包到户的生产队都暂停春耕春播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立即赶下基层开座谈会，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长途电话提意见。安徽省滁县地区是包产到户的始发区，3月16日，万里驱车赶到该地区视察，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尽管万里同志耐心解释与劝慰，有的县委领导仍疑虑重重地提出：批评包产到组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这可是《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的呀！万里激动地说：“是与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靠报纸的一篇编者按来裁决。《人民日报》说是错误做法，我看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错误做法。我们要重视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肥西县有的区社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了，一动就乱。管他《人民日报》怎么说呢，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随后，万里又跑了皖东6个县，沿途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干部、群众的情绪，使春耕生产恢复正常。
事也凑巧，当时国家农委正在北京召集广东、安徽、四川等省农工部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人们对包产到户本来争论就很激烈，《人民日报》编者按一送到会上，更是火上浇油，反对者和赞成者都慷慨陈词，而且动了肝火。但不少同志都认为，各地正在按三中全会精神搞农村改革，谁也没有经验，此时此刻《人民日报》发表倾向性如此明显的来信和编者按，确实不妥。人们可能产生误解，以为是这次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新精神，造成思想混乱，妨碍春耕生产。秋后打不到粮食，农民挨饿，这可是大事。
安徽代表周曰礼更是焦急、气愤，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介绍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指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当允许存在，由群众在实践中鉴别和选择。他还强烈要求《人民日报》以同样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语，迅速发表安徽群众的来信，以正视听，消除张浩来信及其按语的不良影响。
《人民日报》确实捅了个大娄子。当时不仅安徽、河南有许多群众来信飞向报社，而且四川、云南等10多个省都有大批来信责问：“《人民日报》太荒唐……弄得群众无主张。”反响如此强烈，后果如此严重，始料不及。编辑部深感事关重大，不可马虎，决定采取补救措施，稳定局势。而中央农口主要负责人却从中作梗，主张挑选两封观点不同的来信发表，编者按也由他们修改审定，说免得“显出倾向性”。几经周折，《人民日报》终于在3月30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安徽辛生、卢家丰两人的来信，并加发了编者按语，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但终究承认过去发表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4）
国家农委召开的座谈会怎么办？总得有个会议纪要吧。由于责任制问题大家认识分歧大，为避免出现一家独鸣，会议纪要根据安徽代表的意见，提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可以由群众在实践中加以鉴别和选择。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等听取汇报后，要王任重立即与正在安徽嘉山县视察的万里通电话，查问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情况。万里毫不含糊地回答：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华国锋听说后，对纪要始终未直接表态。座谈会的秀才们相当为难，只好谨慎推敲，反复琢磨。纪要终于被中央批准印发了，它写得很巧妙，尽可能照顾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包产到户的赞成者和反对者均各得其所，但又特别强调“稳定生产关系，全力投入春耕”，“让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明确是非好坏”。一场争论暂时平息，双方都在等待时机，准备重新投入论战。
三、农村改革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新旧思想相互撞击。中央文件在农村政策上虽有松动，但包产到户尚未获得正式认可，人们思想不定，心有余悸。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为农村改革鸣锣开道1979年国庆前夕，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分析我国农业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对策。会议认为1978年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内容应作适当修改。修改后的《决定》，突出强调：“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8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利”；“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决定》还对农村工作提出三个“一定”、一个“绝不能”的要求：“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权利”；“绝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同时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寨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重申：分配上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
三中全会的《草案》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此次《决定》只提：“不许分田单干”，对包产到户则未提“不许”二字，而是灵活地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语气十分和缓。《决定》最后表示：“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完全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这是一份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精神的中央红头文件，它就是著名的37号文件。
正当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央37号文件和包产到户有所发展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
1980年一二月间，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问题，人们各抒己见。安徽代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情况。着重阐述：（一）部分后进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成为一无所有的空壳。实行包产到户仅一年，一大批一年翻身，甚至一季翻身。（二）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三）后进地区长期受极“左”路线之害，如今中央号召加快发展农业，他们对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5）
没想到这一发言，却把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之火燃起了。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坚决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将丢失！20多年的合作化成果必将毁于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区和新闻系统、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支持安徽的发言，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对者人多势众，一时形成对安徽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围攻。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
国家农委的一部分领导，则表示按中央文件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1980年1月3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姚依林等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华国锋讲话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在会上一直在沉思。早在60年代初，他就以“黄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妙语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这次会上，他未就包产到户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农村工作中另一个问题，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他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按照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小平的讲话并未引起一些人的足够重视。会后不久，中央农委机关的杂志《农村工作通讯》，迅即按某些领导人的意图撰写《分田单干必须纠正》，赶在二月刊发表。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按语，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辞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三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地刊登一些读者言论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一种大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知名人士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立刻赶写长篇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颂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二版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论述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对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给予了很大支持。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人都支持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委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大量阅读有关资料，数次找万里交谈，了解情况。1980年4月2日，他找*、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 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棵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区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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