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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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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材料说明:县令有决定谁服役之权,诸生亦有服役的义务。诸生就师习业,多寓避役之意。诸生为了避役,亦托人情。当时社会舆论亦以令诸生服役为不体面之事。

  三国时,内地的县大致地方百里,辖区虽小,但为朝廷人役物资所自出。三国创建人早年都作过县令长。曹操年轻时,“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刘备初“除安喜尉、下密丞,后为高唐尉,迁为令”。孙权“年十五,为阳羡长”。因之他们知道县令长的善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甚大,故对县令长的人选,尚属留意。《三国志》卷12《何夔传》注引《魏书》言:“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夔为城父令,诸县多用名士以镇抚之”。《三国志》卷23《常林传》言并州“刺史梁习荐州界名士林及杨俊、王淩、王象、荀纬,太祖皆以为县长”。蜀汉名臣庞统、蒋琬都先为县令,受过刘备的责怪与免黜。孙权早时为了镇压山越,使“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三国时县令长的政绩同郡守相一样,比汉末有一定程度的清明。魏国杨沛、郑浑、张既、温恢、贾逵、常林、吉茂、沐并、时苗、杨俊、杜袭、赵俨、张纬诸人为县长时,或较能抑制豪强,或能促进生产,或能增添人口,或称有治能。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清明情景。孙吴对东南地区的开发,有所贡献,这些是与各县人民及较佳令长的作用分不开的。

  县丞、尉是令长的副佐,一般每县有丞一人,尉一人,大县有尉二人或更多。

  《通典》言县丞“兼主刑狱囚徒”。《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县丞还掌管粮仓和刑狱。《三国志》卷46《孙坚传》记述孙坚早年曾为盐渎、盱眙、下邳三县丞。裴注引《江表传》言“坚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可知孙坚为县丞时是有职有权的。至于一般县丞能起多少作用,就要看他们的本领及其与县令的关系了。

  《后汉书·百官志》本注言:“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推索行寻,按察奸宄,以起端绪”。从知县尉的职责是缉捕罪犯。《三国志》卷1《武帝纪》言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裴注引《曹瞒传》言操“初入尉廨,……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从知县尉的职掌除缉拿“盗贼”外,还抑制权豪犯法者。因洛阳系首都,人口众多,故分东西南北部。操为北部尉时,能敢作敢为,亦是特殊事例,一般县尉,则难起若是作用。

  东汉三国时,县之属吏大体如郡,也是分曹置掾史。《后汉书·百官志》言县“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

  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

  廷掾为县重要属吏,相当于郡五官掾。其职掌一般为进谏荐贤,祭祀鬼神。除此之外,还加了监乡五部的责任,春夏农忙季节下乡劝农;秋冬则从事教民等制度化的工作。《后汉书》卷48《爰延传》言:

  爰延……清苦好学,能通经教授……县令陇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礼请延为廷掾、范丹为功曹、濮阳潜为主簿,常共言谈而已。后令史昭以为乡啬夫,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

  由此亦可知,县的主要属吏和郡一样为功曹、主簿及廷掾。廷掾的职务比较清闲,故爰延只共县令言谈,后来新县令把爰延下调到乡为啬夫,乡啬夫犹后世的乡长,管一乡人,秩位虽小,但接近生产群众,充分发挥了爰延的才干。纯朴的劳动民众只知有乡啬夫来领导他们,而不知郡守县令是干什么的。这等事,充分体现了乡里基层组织对农民大众的重要性。

  至于三国时代基层组织和基层官吏,资料缺乏,其制度大抵沿袭两汉,未见有重要变化,兹不赘述。

一、曹魏的经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更成为士人求仕的途径之一。因之儒生众多,名师辈出,死于建安五年(200年)以后的巨儒有赵岐、卢植、郑玄、司马徽、宋忠、谢该、董扶、任安、杨厚、刘熙、士燮、王朗等。其中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127至200年),字康成,青州北海国高密县人,少为乡啬夫,北海相杜密见而异之。遣往太学就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到关中,师事扶风马融。融素骄贵,门徒众多,以次相传授,鲜有入其室者。玄三年不得见,唯由高业弟子传授。玄日夜研读,不稍怠息。后融闻玄善算,乃召见,大奇之,玄因得质问疑义。问毕辞归。融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玄东归后,以“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会党锢事起,玄亦遭禁。玄本无意仕宦。至此,更埋首注经,博采众说,断以己意,不受今古文家法约束,卓然自成大家,人号“郑学”。范晔论曰:

  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稟,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清人皮锡瑞在其所著《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说:

  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之《论语》不行矣。

  刘师培在其《经学教科书》第一册说:

  郑君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所治各经,不名一师,参酌今古文,与博士之经不尽合,然尊崇纬书,不背功令。又以著述浩富,弟子众多。故汉魏之间,盛行郑氏一家之学。

  在以经学为仕进阶梯的封建时代,各学派之间的异议与斗争亦不可免。拥戴郑氏者固然很多,与之争高低者亦不乏人。先是,吴人虞翻对郑玄所注五经提出了许多责难。继之,魏王粲、蒋济,蜀李譔,对郑注亦多异议。而反对郑学最力的是王肃。肃系魏初名臣王朗之子,后他又成为专擅魏政的司马昭的妻父。王肃遍注群经,极力攻击郑氏。治郑学的孙炎、王基、马昭等亦出而驳王申郑。王肃为了与实力深厚、门徒众多的郑学相颉颃,乃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诸书,并据之撰《圣证论》,以攻讦玄。但伪品总会被人识破,结果,只欲盖弥彰,贻讥后世而已。

  魏人鱼豢在其所著《魏略》中,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为儒宗。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训注》,尤精《左氏传》,为之作朱墨别异,对治经开一新法。人有欲从学者,遇不肯教,只说:“必当先读百遍。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又说:“读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这些教言,对于鼓励后学扎扎实实地打好基本功底,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贾洪“特精于《春秋左传》”。薛夏“博学有才”,受到曹丕赏识,每呼之为薛君而不名。隗禧与人讲《诗》,“说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诸经解数十万言”。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又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乐详,“黄初中,征拜博士……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

  除以上七人外,魏儒师还有周生烈,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杜宽,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糜信,撰《春秋谷梁传注》、《春秋说要》。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研究魏世经学,须加注意的,即那时老庄玄学已经抬头,其影响于经学者亦非鲜浅。两汉时,由预言而发展成的图谶与经学相掺混。刘秀既曾用赤伏符麻痺人民,张角亦以“黄天当立”号召农民起义,学术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故经学亦为迷信气氛所弥漫。郑玄治经尚掺引纬书,其他迷信色彩更加浓厚的今文学者更不用说了。逮正始年间,王弼注《易》,排斥术数而谈哲理,何晏等人作《论语集解》,亦与已往经说大异其趣。魏晋人说经,崇尚玄言,文辞简约隽永,训诂之精,虽逊于前,而迷信色彩则为之一扫。重要经书遗留至后世者,如《周礼》、《仪礼》、《礼记》为郑玄注;《公羊传》为何休注;《穀梁传》为东晋范宁注;《周易》为魏王弼注,《尚书》为东晋梅赜伪造。《左传》为杜预集解,《诗》为西汉毛亨传、郑玄注。由此可知三国时期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有别开生面之处。

二、蜀、吴的经学

  蜀汉先主刘备,曾被其部下彭羕讥为“老革”(即老兵)。但刘备对于经学并非一无所知。他早年就学于名儒卢植,领徐州牧时,闻治道于郑玄,定蜀以后,设儒林、典学校尉及劝学从事等官,以鸠合典籍,典掌旧文。诸葛亮领益州牧以后,选用官吏,皆妙简旧德。说明蜀汉在戎马倥偬之际,仍重视儒学。益州士人自先汉以来,官爵声誉虽不及中州,至于著作和为世师式,并不下于余州。益州在东汉末年的儒学大师有董扶、任安、杨厚、周舒等。陈寿《三国志》卷42有《杜微、周群、杜琼、许慈、孟光、来敏、尹默、李譔、谯周、郤正传》,以上十人皆儒学之士,共中李譔和尹默皆梓潼郡涪县人,二人曾赴荆州从司马徽、宋忠受古学,皆通经史。李譔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诸书,皆依贾逵、马融之说,而与郑玄立异。他同王肃素无往来,而注经多不约而同。尹默专精《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谯周“耽古笃学”,“研精六经”,“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

  吴主孙权尝自言自己少时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书,唯不读《易》。到他统事以后,“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手下的武将吕蒙、蒋钦原来文化程度很低,经过孙权劝导,均“勤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在三国以前,吴人对于经学的造诣,不仅逊于中原,且不胜楚、蜀。及孙氏政权建立,江东治经史者始多。对经学钻研之最著者,当推虞翻之治《易》。自虞翻高祖至翻五世,世传《易》学。翻虽处乱世,长于军旅,但研注不替。翻尝将其所著《易注》,寄少府孔融,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翻对汉末注《易》者荀爽、马融、郑玄、宋忠等虽有赞赏,亦有微词。他指出郑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又认为宋忠解释扬雄之《太玄》,“颇有缪错,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虞翻不仅在学术上能发表自己见解,在政治上亦正直敢谏;又性不协俗。因此,既为孙权所不容,又常被人谤毁,终于被流徒交州。翻在南十余年,“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孙吴大臣张昭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卫尉严畯著《孝经传》、《潮水论》。议郎唐固著《国语》、《公羊》、《穀梁传》注。中书令阚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谘访之。太子太傅程秉,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郁林太守陆绩博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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