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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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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你马上写!用电报的方式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好我们用电报拍走!”

我马上回到监房写这份材料,我检举了军统局在北平印制解放区伪币的金城印刷局;又检举了西四牌楼路西龙井和点心铺与特务岳梓宇的关系;北平站另一个潜伏地点在板桥胡同十一号;检举天津秘密组组长于书绅,他在日租界胜得里,利用一个饭馆子作掩护潜伏等。

不知哪一天晚上9点钟,我刚要睡下,一个姓于的看守,把我的门骤然打开:“姓关的出来!”

听这语气很厉害,我穿上大衣跟他出了屋子。我忽然一想,9点钟,不错,我杀你们的人,也在夜里9点钟。不用说这个时候提我,是要杀我!好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他手中没有武器,不会在后面给我一下子。

出了小红楼又上了办公大楼,进了一个小屋。一个没有见过的干部坐在那儿,他很慢地问:“你们督察处有没有布置在长春的潜伏组织?”

我一边回答他的话一边巡视屋内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刑具:过电的东西,灌凉水的板凳……都没有。桌上只有一部自动电话。我心中平静了。大概有人说督察处在解放前有潜伏的部署,我说没有。我建议:“再找董顺球问问,他是当时的情报科科长。”

不一会就回来了,这又是一场虚惊。昨天夜里做梦,梦见政府派人抓我,我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天棚上,被政府人员发现,把我从天棚上往下拉,我怕掉下来,便惊醒了。

下午,李寓春被捕到这里,他戴了一副脚镣,穿一件大黑布棉袍,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那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是重禁闭室。与我是邻居,在我监号的里边。他一咳嗽,我与王焕斌都听见了。他要求看报,看守所给了他一张《长春新报》。他在门口看,屋内没有光线。他拿着报纸念了起来。这是给我们听呢!于是王焕斌问我:“雄飞(李寓春的号)兄来了吗?”

我说:“来了,我方才看见了,脚上戴着东西呢。”

过了一天,张看守长又把李寓春调到尚传道的隔壁,一个很小的屋子。不一会儿,出了事,看守的战士说李寓春把被子撕了,企图不轨!这下子麻烦了,张看守长把被子拿走,把李寓春吊在小屋子的门上。怎样的吊法我不能出去看,只听李寓春的脚镣子在空中乱响,显然两脚不是站在地上,并且李寓春用哀告的声音说:“看守长,我再也不敢了,饶恕我吧!……唉哟!受不了,唉哟……”

小楼上的犯人都听见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失败了,落到人家手里,给上什么刑也得忍受。其实这样用刑还不如打一枪痛快,今天给李寓春来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叫人不寒而栗!在吉林听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现在可以说不打好人。意思就是说打的都是坏人。我想起前些时候龚秘书长给我看的那个文件,说不准刑讯,那么这吊起来是干什么呢?他们这些举动上级干部不会知道。我看到张看守长就害怕,尽管他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打过我。

我在吉林写了一份简单的坦白,只二十多页,这次应当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坦白书。我没有纸了,又得要求买纸。肖干部对我说:“以后写材料由公家发给你纸,不用你自己买纸了。”

不一会儿拿来一些纸,都是黄色的粗纸,仿佛手纸似的。长春解放伊始,什么物资都缺乏。

我从8岁开始写,一边写,一边请示政府人员如何写。写到1948年在长春督察处杀人的那些罪恶,我有些犹豫,督察处杀了许多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每次都是我在场指挥。可是督察处处长张国卿也参加了呀!这个罪恶应该由张国卿负全责,还是由我负全责呀?我认为自己是中间的传达机关,上边有郑洞国批的公事及张国卿下达的命令;下边由督察主任和一些外勤人员具体执行。督察处没有我一样杀人,至于我呢,是奉命实施。这个责任我不能全负,也不能一点不负。写到这个地方我放下了笔,思想斗争起来。想起在吉林对朱副处长承认杀了四五十个人,觉得太不慎重。现在把我杀人经过一一写出来,我的心便忐忑起来。

正在这时几个穿蓝棉制服的干部来到我的监号窗前,头一个高个,我认识他叫王恒烈,他们在我窗前站住,王恒烈说:“这不是关梦龄吗?”他们一齐对我看了一眼,在我窗前走过。看样子王恒烈还是一个负责干部。我心想,好哇,今天你当了干部,到我面前示威来了。我回忆以前:有人密告他是八路,并且说他在长春第一次解放①给共产党做工作。八路军退出长春时,把四支手枪存在他家。还说他与他表兄高心鲁用长春东兴粮栈作掩护进行地工活动。我根据这些情况与密告,以及我自己的考察,断定高心鲁与王恒烈都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由于高心鲁是我的盟兄弟,私交太好,没有逮捕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高心鲁、王恒烈先后奔赴解放区,我仍没有抓他们,因为高心鲁的母亲是我的义母,因此我不能下手。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我也因为老高家的关系没有下手。但是这些情况我也没有对他们说,我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两种不好:第一,被我的上级知道,“包庇八路,勾通奸匪”,这就是死罪;第二,我说出来,高心鲁、王恒烈二人一定害怕,或者认为我要敲诈他们,那也麻烦。这两家再给我送钱,我怎么办呢?索性不告诉他们。我把密告信,及情报一烧,装作不知道。现在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的干部了,王恒烈能到小红楼上来,说明不是一般干部。我早已知道他在长春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以为我只会跳舞、吃饭、吸鸦片呢。

过去他们做地工,利用我的关系在长春大摇大摆:大查户口,到我的公馆躲避,坐我的车子逛大街,还经常到督察处找我。人们都知道高心鲁是关梦龄的盟兄弟,谁敢不高看一眼?今天说来他们是利用我,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任务。他们胜利了,我失败了。我杀人太多,罪太大,提他们的关系与我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叫政府认为“邀功”。相反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我必须详细的交待出来,不然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是不讲人情的。再加上这楼上楼下押着几十个督察处的特务。坦白之后再追到我身上,我再交待就迟了。

关于我在督察处那一段,我没有写应该由谁负责任,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政府怎么看是政府的问题。写了半个月,150多页,交给政府,肩上少了一个负担,可是心理上却多了一个顾虑——都交待了,按照我的坦白,拉出去枪毙够条件。于是又有点后悔,可不写又不行呵!矛盾。

每天晚上趁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顺球、王焕斌就与我打“电话”。一天董顺球告诉我:“听说陈牧也来了,在四平抓到的。”我说:“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逃走的太少了。”

我大包大揽了杨成荣的事情。没几天就看不见我的这个勤务兵了。可能是释放,回家生产了。

有一天,看守战士把董顺球提出来扫地。他扫到我的门口,趁看守没注意,他把我的门一开,扔进来一个苹果,一个很好的大苹果。我拿起来擦了擦,偷着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有家眷在长春倒是好,还有人送东西,我的家在北平,离这太远了。

晚上董顺球在他那屋对我说:“尝尝苹果吧,长春的水果是很缺的呀。”

“你给我这个苹果,我心里很高兴,象征着我的事将来会平安结果。”

“对,一切没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认为脑筋最好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都会有办法,不会吃亏。你看现在,你睡床上,我们躺在石灰地上;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将来更不一样,现在这里分三等犯人,第一等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住单房间的;第二等就是我们和楼下的这些人;第三等是前面圆楼里的反革命犯,在那比在红楼还厉害。”

一天,张看守长在董顺球的窗前大发脾气:“给你们报纸看,你们在读报中串供,乱说话,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你们若是吃饭的为什么不守制度?一个人不干人事那就不如吃草的。今天这是警告,要注意!”

我一听,这是指张飞骂李逵,是批评我们这几个监号。可能我与董顺球谈话被他们听见了。犯人嘛,什么都要忍受,我想这还是好的,厉害的恐怕还在后头呢。

我想将来一定有那么一个场面:一个大屋子,上面坐着法官,旁边坐着记录员,另外坐着旁听人,两边站着武装战士。把我提上堂,对我公审。把督察处杀人的事一件一件来审。对于这种局面我抱定宗旨,问什么答什么,一切杀人罪责我一概承认,都是我关梦龄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决不拖泥带水叫人看不起。给法官找麻烦那又何必呢?怕死不等于不死。

不久,我看了冯至写的一本《平凡的真理》,上面只有两句话我记下来了,“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我振作了精神。我认为到长春一定要枪毙我,但我要往不枪毙的方向争取。

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我又写了沈阳地区军统特务材料80多页。还应该写什么呢?要大力争取,不然自己就有生命之忧。

春节过得很难,我又吃一般犯人的伙食了。只吃了两顿有几块肉的菜。除夕之夜,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香烟慢慢地回忆过去的许多个春节:1945年的除夕,“八?一五”光复后,回到北平。与父亲母亲及弟弟团聚了。作为一个接收人员真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住着大房子,坐着高级车,一切应有尽有。同事和朋友们在除夕的夜晚到我家欢聚,屋内温暖,人声欢笑,父亲看到这样的豪华生活,感到十分的愉快。第二天,大年初一,一件不快活的事发生了。早晨勤务兵从门口拿进来一张红色的贺年片,递给我一看,是八路军北平警备司令杨成武送来的。我很惊讶,八路军的贺年片怎么能送到我的大门?这是八路与我开玩笑吧?我把这张贺年片给北平站送去,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汉三(军统华北负责人),他对我说;“不是单单给你一个人,北平高级军政人员公馆,门前没有站岗的都给了。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来布置我们的工作。”

1947年的春节,在北平特务看守所过的。因为华北特务内部闹人事摩擦,勾起我的贪污问题,戴笠把我押了起来。但是由于我在被押之前是军统局北平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科长,直接管理看守所的总务,这次被押,看守所所长以下的人员对我另眼看待。我受了优待,平日吃的喝的不是一般犯人所能享受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除夕之夜,我与在押的特务赌博,喝酒,闹得也很热闹,并没有感到难过。

1948年的除夕,在长春度过,那晚上,因为逮捕政治犯庞静,一夜没有离开督察处,直到第二天,初一下午才出去吃饭。为了反人民没有过除夕。

今年的春节,我在公安局看守所度过,失去了自由,一切也谈不到了。1950年的春节在哪儿过都是问题。不敢多想,前途异常暗淡。

我把督察处历次杀人的地方绘了一张图,并且把活埋长春大学学生王恩孚等二人的地方一并绘图交给了政府。接着又写军统局华北与西北区的材料。东西好坏可以比较,我交待的材料可以从其他特务的材料中得到证明。

在情绪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书,一些经典著作的书。开始看不进去,日子久了,也能看了。有的词句我还要背诵,以备将来好引用。小说也看了几本,不过是当着消遣看的。

过了春节,看守所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一天晚上,张看守长拿着几个锁吊,钉在我们这几个单房的门上。过去是没有的。呵,现在要锁门!同时到我的屋子,把玻璃窗钉死。这一钉玻璃窗我的心更难受了,不仅仅是不通空气了,而是要对我加强管制了。但有趣的是,他这一钉窗户倒为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在我刚到这屋的时候窗外有一个纸条,写着“小心……”我认为是对我“小心看守”,今天晚上因为钉窗户,这张纸条掉下来了,我一看是“小心玻璃!”

门上锁、窗户钉死。天气逐渐的暖和,屋里闷热,浑身发痒。不能洗澡,只在春节的时候推了一个秃头,别的什么也谈不到。我在黄昏的时分站在玻璃窗前,自己小声地念着:

这无尽的岁月,

无期的徒刑,

回忆过去,感到异常的惆怅;

瞻望未来,充满了痛苦与失望。

恐惧与悲伤,

萦绕在我的心房,

许多的问题无法去想……

我想起许多死去的亲友,有的做过大官,是榜上有名的人物,可是一死了之。人生百年不过一死,我这算什么呢?两眼一闭,万事皆休。我想到应该自杀,藏在墙里的那条被服线可以帮我“上天堂”。但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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