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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当副营长时，有个士兵踩上地雷，一条腿被炸断了，仅连着一点皮，肺也被炸穿了。我们把他抬上一架轻装直升机，向离德普最近的后送医院飞去，两地相距大约有15分钟的路程。他还是个孩子。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那种表情，那种吃惊、恐惧、好奇、最主要是不理解，交织在一起的表情。他总想说话，可就是说不出来。他的目光似乎在说，这是为什么？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回答。我们尚未到达德普，他就死在我怀里了。
最近，我又重读了B。 福尔关于越南的书《没有欢乐的街道》。福尔令人痛苦地指明，我们几乎不理解自己使自己陷入了何种境地。我不禁在想，倘若肯尼迪总统或约翰逊总统在戴维营花上一个周末，安安静静地读一下那本颇有见地的书，他们周一上午回到白宫之后，一定会立即着手想办法，把我们从越南这个陷阱里解脱出来。在我两次赴越南之间那些年中，武公孝上尉的解释法——基地设在这里是为了保护机场，机场建在这里是为了给基地提供补给品——根本没有改变，而是更甚了。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
战争应该是政治的最后手段。既然打仗，就应该有个人民理解与支持的目的，就应该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完成那一使命，而后才能投入战争，去赢得胜利。在越南，我们陷入的是一种半心半意的半战争状态，国内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或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有少数人背负着这一负担。
第六章重赴越南（10）
在越南，我亲眼目睹过英勇无畏，这和我期望在任何战争中所见到的毫无区别。对自己能在美喀师服役，我感到自豪。我们也有过辉煌的时刻，有过杰出的战士。在那个师服过役的还有一位中校军官，名叫H。 N。 施瓦茨科普夫。我、施瓦茨科普夫及其他不少后来走上主要军事领导岗位的人，肯定从这一经历中带回了有用的东西。尽管战争构想如此不明，打得又如此糟糕，而且国家领导者们又很少给予清楚的解释，但我仍为美国士兵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响应征召感到骄傲。我的数十名朋友都死于那场战争。纽约市立学院“潘兴步枪会”这么个小圈子1968年在越南就失去了它的第三位成员——J。 杨。所有这些英雄行为和牺牲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全国的支持，没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就不能去浪费勇敢与生命。
我尤其要谴责我国政治领导人为那场战争提供兵员的政策。那些决定谁该应征、谁该缓征、谁该服役、谁可免服役、谁该送死、谁该活命的政策，是反民主的耻辱之举。我永远不能原谅有位领导人实际这样说的话：这些青年人比较贫穷，文化低，又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可以去送死，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有人称他们为“廉价炮灰”），但其他的青年人是优秀分子，不能让他们去冒险。我尤其感到气愤的是，很多有权有势的达官显贵的子弟和职业运动员（他们可能比我们任何人都健壮）中，很多人想方设法在预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部队中找个差使，以此来逃避服现役到越南去打仗。在我看来，在这么多的越南悲剧中，这种赤裸裸的阶级歧视是对“所有美国人生来一律平等，对国家应有同样的忠诚”这一理想的最大破坏。
当我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这场战争的认识时，相信总有一天，陆军作为一个组织，也会这样做的。我们承认，我们曾被派去执行一个已告破产的政策。我国政治领导人依据千篇一律的反共原理，将我们投入了一场战争，结果却发现这一原理在越南只是部分适用。在那里，战争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除了东西方冲突之外，还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内部斗争因素。这场战争打得很糟糕，这一点我们的高级军官是清楚的。然而，他们屈从于集团思想的压力，继续不断地弄虚作假，谎报尸体数，满足于“安全村”的幻想，在情况报告中夸大其词。作为一个团体，军方未能对其政府领导或者对自己本身直言相告。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从未到国防部长或总统那里去说：“照这样打法，这场战争赢不了。”我们那一代许多人，经过那场战争锤炼的职业上尉、少校和中校们均曾发誓说，等轮到我们发号施令时，我们决不会一言不发地默许为了美国人民不理解或不支持的肤浅理由而去打一场半心半意的战争。倘若我们能很好地实践对自己、对文官政府领导及对国家许下的诺言，那么，我们在越南的牺牲便不会白费。
1969年6月15日，离期满还剩几周时间，我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来的信。我已被政治与工商管理学院秋季班录取。那天早上，我出去到一个着陆区观看步兵连巡逻返回情况。士兵们疲惫不堪地爬上山，身体前倾，把帆布背囊的重量全压到背上，胸前挎着M…16步枪。又活着过了一天，并在日历上又划掉一天。这是越南战争中又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当日历翻到某一特定日子时，你就可以走了。
我和阿尔玛早就计划好了，我回国后，我俩先单独过几天，然后再去伯明翰与孩子和岳父母团聚。我俩计划在亚特兰大住几天，阿尔玛到时开车到机场接我。事先我曾写信给阿尔玛，告诉她我希望她梳什么发式，穿什么衣服，而且衣服的颜色希望是橙色与黄色。我们头脑中孕育着一种稀奇古怪的幻想。我想一走下飞机便能幻想成真。阿尔玛没有让我失望。我们开车进城，住进了饭店。那天夜里，我做得很不合时宜，早早就入了梦乡。虽然阿尔玛费尽心机，可就是不能使我醒过来。她不住地拉我的耳朵，边拉边叫我看电视，因为宇航员正在月球上行走呢！那天是1969年7月20日。可我疲惫不堪，不单是因为时差关系，而是疲惫到了极点，想睡掉一年来在越南积累的身心两方面的疲劳。我们才独处了一天半，阿尔玛就知道我更想要什么了，我要赶回家去看孩子们。
第七章 白宫研究员（1）
我挂起戎装，开始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上学，重新回到了阔别11年的校园。自从迈出学校大门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军队这片小天地里，穿的是军装，受的是军队规章制度的约束，交往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今后，我实际上要过老百姓生活了。
我和阿尔玛即刻着手找房子。我们从来没有住过属于自己的房子。迄今为止，不是暂住军营宿舍，就是临时寄居亲友篱下，再不然就是在军营附近租公寓住。对于花钱买房子，我们并不惧怕什么，问题只是选择什么样的房子好。在海外服役期间，我们已设法积攒了近8000美元。在老家伯明翰，最好的房子售价才3万到3．5万美元，完全可以买得起。我们找到一家房地产代理商，便开始在弗吉尼亚北部郊区寻觅。因为军人家庭一般都聚集在那一带。看了大约十处外形极为相似的狭小三居室住宅后，我问那位代理商：“在这里3。5万美元就只能买这样的房子吗？”他对我们说，欢迎我们到华盛顿房地产世界再走走。一位朋友向我透露说，在弗吉尼亚的伍德布里奇有一处新住宅区，叫做戴尔镇，名声不是很响，房子外观区别也不大，所有的树都被推土机清除了。不过，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为住户提供的是空间，宝贵的空间，5间卧室，3间浴室，总共才3。152万美元。我们用抵押贷款买下了戴尔镇德索托街14605号，现付了20美元押金，以后每月付259美元。
我们买房的消息很快就在纽约的亲戚们中间传开了：“你听说了吗？科林自己买了所大房子，在首都华盛顿。”“这么快呀！”“他承受得了吗？”我们刚刚搬进去，亲戚们就不期光临来看房子，要检验一下科林的判断力如何，同时，既然已有地方落脚，不妨顺便到首都来逛一趟。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第一学期，我经历了一次信心危机。陆军给了我18个月时间要我拿到工商管理学数据处理专业硕士学位。开学前，我到系主任那里去报到，系主任J。 麦卡锡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绅士。他一边翻阅我的大学考绩记录，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嗯嗨，没学过数学；嗯嗨，没学过统计学；嗯嗨，没学过经济学。”他拿起电话，接通了步兵人事处。我听到麦卡锡说，他从我的学历上看不出我有获取工商管理学硕士的可能。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不过后来他又补充道：“至少在18个月内不可能……是的，我知道，在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院都成绩优秀，但那些都不是研究生院。”麦卡锡建议步兵人事处给我两年加两次暑期班的时间，他说这样我就有希望拿下来。我很幸运，陆军领导居然同意了。
在做学问方面，我的确感到力不从心。功课吃力不说，我32岁的年龄在多数班级里都是最大的，这一点更不能让我感到轻松。跟我一起上学的其余6位军官都各有所长，他们全是管理型或金融型的人才，经济学和计算机对他们早已是轻车熟路。当教授们把我们一头按进统计分析和微积分（我在纽约市立学院时后者就不及格）之类的课程时，宛如跟我说斯瓦希里语一样。我开始体会到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滋味了。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我不属于这里。他们录取我是一个错误。
不上课的时间，学生们都泡在学生会办的自助餐馆里，边喝咖啡边打牌。在那里闲聊时我发现一条真理：在盲人班里，一只眼睛的就是王。其实，不单是我们军官学生，就连大多数工商专业的学生也和我一样如坠入五里雾中。我的学监，管理学教授M。 韦夫赛把我拉到一边给我鼓励。他说，他对我完全有信心。结果，我第一学期的成绩全是A。这可着实使我感到鼓舞。
情况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直到碰上计算机逻辑那门课时才又触礁。课终考试要求我们画一张软件程序流程图，以显示计算机是如何作出判断的。我又一次遇到了圆锥体在空间与一平面相交是什么情景的难题。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是个D，这门课期末考试时勉强捞回来了个B，也许是老天爷帮忙吧！
第七章 白宫研究员（2）
近日来，我经常仔细地翻阅《陆军时报》，查看哪些人可能晋升中校。我是在拟晋升名单上的，可我的序号还没见报。我之所以急于晋升这一级，不仅是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而且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当时我每月拿回家的才大约900美元，而且还吃力地支付着每月259美元的抵押贷款。晋升，意味着从年薪12999美元提高到16179美元。7月初，我打开《陆军时报》，看到有下个月将晋升中校者的号码，我的序号列在其中。这次不是提前晋升，不过，我干得还是不错的，比同批的人要早几年。我设法和华盛顿军区一名上尉取得了联系，问他如何办理正式晋升手续。他说：“长官，我怎么会知道。”
我想总该搞点仪式庆祝一下。于是，我把孩子们都召集到德索托14605号家庭娱乐室里解决了这个问题。阿尔玛出去了，我在家看孩子。我坐在地板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玩具中，当时已7岁的迈克尔？鲍威尔把一副标志中校的银色橡叶形衔徽钉在我的运动衫上。证人有5岁的琳达，还有我们家的最新成员安妮玛丽？鲍威尔。她从婴儿坐椅上以最漠不关心的态度注视着这一幕。
安妮玛丽是两个月前于5月20日出生的。阿尔玛抱着襁褓中的她从医院回家那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用在越南一家军人服务社花10美元买的电影摄影机为子孙后代记录下了这一时刻。阿尔玛走下车时，迈克激动而好奇地冲上前去，琳达漫不经心地扫了这位最新的公主一眼，脚跟一旋就走了。姐妹关系处于这种状况是很普遍的，以后的20年间，她们俩的关系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安妮玛丽美丽绝伦，研究生院自由支配的时间又多，因而我喜欢抱着她在德索托玩耍，专等邻居们出来赞美她。到这时，我们已有了3个健康漂亮的孩子，于是决定不再给世界人口加重负担了。
那年秋季，我返校去上学。一个职业军人呆在处于反战运动顶峰的校园里，从大学生同学会宿舍楼旁走过时，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宿舍窗户上挂着涂写有和平标志和反战口号的被单，临时演讲台上的演说者谴责着我曾打过的战争。每当我穿着丝光黄斜纹宽松长裤和运动衫到处走动时，觉得自己就像个化装潜入敌营的密探。不过，在这些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者中，参加焚烧旗子活动的修读销售管理和工商会计课的学生为数寥寥，因此我与反战抗议者几乎没发生过摩擦。我的同班同学像我一样，更为关心的是好好温习功课，应付下次考试及完成硕士论文，而不是政治。他们是后来的雅皮士，尽管当时尚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