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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传-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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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冷漠给马歇尔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联人似乎很愿意看到不稳 定和混乱充斥于欧洲。让事情放任自流符合他们的目标。他们尤其不希望德

国恢复秩序和稳定,更不要说在那里恢复繁荣了。马歇尔原来认为可以与俄 国人协商,但是在莫斯科,他发现自己错了。

返回华盛顿之前,他接到了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一 份紧急备忘录,警告说西欧的形势比人们一般理解的还要严重。在往返莫斯

科的途中,马歇尔在巴黎和柏林停靠时,对 他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谈论的话题是为拯救西欧所能做的事情,除此之

外几乎没有别的。

马歇尔向杜鲁门强调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在 4 月 28 日的一次广播讲话 中,他告诉全国:“当医生还在商议时,病人却日益濒临死亡。”

第二天,马歇尔召见乔治?凯南,指示他“立即”组建一个特别班子,

“毫不拖延”地就为拯救欧洲应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提出报告。凯南后来回 忆说,马歇尔的建议仅有一句话:“避免繁琐。”

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的思想已经在杜鲁门的头脑中酝酿了一段时间。两 年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亨利?史汀生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史汀生已经直截

了当地告诉他:一个经济上强大的、产品丰富的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稳定是至 关重要的,这个看法杜鲁门很快就接受了。在 1 月份的国情咨文中,杜鲁门

已经谈到与饱受战争创伤的民族分享美国的补助金的问题,并把这作为传播 自由和民主“信仰”的一种方式。3 月 6 日,甚至在发表“杜鲁门主义”之

前,他在贝勒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是经济世界中的巨人。不论我 们愿意与否,未来经济关系的形式依赖于我们。”

5 月初,社鲁门派迪安?艾奇逊到密西西比州一个名叫克利夫兰的边远 小镇、即州立德尔塔师范学院的所在地去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凯南和他的特

别班子一直在准备他们的报告,而杜鲁门根据马歇尔从莫斯科返回后所谈的 情况,已经决定必须尽快地救助欧洲。艾奇逊的演讲是杜鲁门对外界反应进

行试探的警钟。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国家急需一切,但却买不起任何东西。 艾奇逊强调说,财政援助是绝对必要的,但目的却不是为了救济,而是为了

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复兴。欧洲自身复兴的余地如此狭窄,以至刚刚过去的 那个严酷的冬天几乎成了一场灾难。如果想要拯救欧洲,必须提供大量资金。

“这对保存我们自己的自由??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 的职责和作为人类的荣幸。”

欧洲目前成了什么?温斯顿?丘吉尔在 5 月 14 日于伦敦的一次演讲中反 问道:“它成了一堆废墟,一所停尸房,一张瘟疫和仇恨的温床。”

5 月 25 日,凯南的报告《从美国的观点看欧洲复兴的几方面问题》提交 给马歇尔。报告称,美国对世界问题的回答必须超出对共产主义压力的防御

性反应。美国对欧援助的努力“不应因此以同共产主义的战斗为目标,而应 致力于恢复欧洲社会的经济健康及其活力”。两天后,刚刚完成了对欧巡访

的副国务卿克莱顿送上了另一份紧急备忘录。形势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更糟。 数百万人正经历着慢性饥荒。欧洲的崩溃将意味着革命,也意味着美国经济 的混乱。

国务院和总统的办公桌边相继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批 准,马歇尔决定在哈佛大学发表一个演说,他应邀在 6 月 5 日、星期四去参

加那里的毕业典礼并接受荣誉学位。艾奇逊反对这个主意,理由是没有人会 去听毕业典礼演讲。当演说的时刻到来时,马歇尔登上哈佛校园中阳光照耀 下的演讲台,在

7000 名听众面前用温和的语调读起他的讲稿,他低着头,似 乎并不特别在意人们是否在听。

讲稿是由波伦在大约两天前起草的,主要内容大都取自凯南的报告。社 鲁门事先是否看过它的副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马歇尔特别注意与总统保

持联系这一点来看,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讨论过这件事。

根据马歇尔的愿望,演说稿中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任何刺耳的 反共语言。

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要反对饥 饿、贫穷、冒险和混乱。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行之

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 出现。

演说中有两个观念是新的和特别的。他号召欧洲团结起来,在美国的帮 助下,制定出自己的计划。同时,从逻辑上看,他也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加入 这项计划留了后路。

由美国政府承担起单方面地拟定一项给予欧洲经济自立的计 划的责任,这既不妥当也不会有效。这是欧洲人的事。我认为,创

议必须来自欧洲。美国的任务应该是在拟定一项欧洲计划时给予友 好的协助,然后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这项计划。这项计划

应是一项共同的计划,即使不能商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得 到许多国家的同意。

接着,马歇尔直接对美国人民说:仅仅依靠阅读文章和观看照片来把握

欧洲形势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整个世界的未来有赖于正 确的判断,有赖于美国人民认识到最好能做些什么,或必须做些什么。”

这个演讲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使得几乎每一个人大吃一惊。英国 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是最先看到马歇尔演说中所包含的重大意义的第一

人,他说:“我们用双手紧紧地抓住这条救命绳。”

第二天在国务院举行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马歇尔问凯南和波伦,苏联是 否会接受参加这项计划的邀请。这两位俄国问题专家回答说,他们认为不会,

但建议他与苏联人“直接联系”,不要排除任何国家。这是一场预先算计出 结果的赌博——因为国会是不会支持任何包括苏联在内的援助计划的——但

却是一场马歇尔愿意参加、而杜鲁门也表示支持的赌博。

凯南后来曾写道,这项计划的创作权问题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波 伦、艾奇逊和克莱顿不过是曾参加过它的起草的十几个人中的几个人。马歇

尔特别赞赏凯南在其中的作用。克拉克?克利福德则强调艾奇逊的影响。但 克利福德本人也参加了起草的每个阶段的工作。公正地说,它应该被称作艾

奇逊—克利福德—马歇尔计划。

杜鲁门总是对马歇尔给予充分的信任。当克利福德极力主张把它称作杜 鲁门计划时,杜鲁门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他说,它应被称为马歇尔计划。

在他的总统任期中,人们记得杜鲁门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人们不在意 谁获得了信任那该有多好啊,那就能完成许多的工作。不过,在这个事例中,

他坚持认为马歇尔是最应获得荣誉的人,因为马歇尔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 他也曾现实地评论说:“以我的名义送到参院和众院去的任何东西都将

稍亮即逝。” 但是,杜鲁门是总统,因此,马歇尔计划不论成败与否,最终将是他的

责任。他对马歇尔的信任无关宏旨,甚或会给行政当局带来尴尬和麻烦。一 项失败的马歇尔计划肯定会变成杜鲁门计划。

政策计划班子的一位成员路易斯?哈利后来谈到杜鲁门的时候说,他拥 有马歇尔这样一个具有最高声望的军人;有艾奇逊这样一个既能运用智谋又

具有强烈的正直个性的人,像杜鲁门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他宁愿以自己的前 程去冒险,也不愿放弃做他相信是正确的事情;还有凯南这样一个具有莎士

比亚一样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人。在杜鲁门本人的品质中,最突出的则是“他 评价这些人的能力,以及正如这些人支持他那样去支持他们的能力”。

共和党人决心削减税收和开支,战争结束以来,在对外救济方面已经花 费了 30 亿美元。在 1946 年的一次拨款中,美国就贷给了英国 32.5 亿美元

的款项,而如今,这笔款项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据威尔?克莱顿的估算, 在未来的二三年内欧洲人需要 60 至 70 亿美元。当阿瑟?范登堡从《纽约时

报》上詹姆斯?赖斯顿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个消息时,打电话给赖斯顿 说他的消息来源肯定有误。范登堡说,国会从未批准这个数字,也不准备拯 救任何人。

正如所有卷入了这项计划的人所意识到的,要想使人民和国会相信这项 计划,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并且必须同时向美国的利他主义和美国的自身

利益这两个方面发出呼吁——从一开始这两个方面就同样是促进这项计划的 两个驱动因素。当杜鲁门召萨姆?雷伯恩到白宫向他简要地通报可能的费用

问题时,雷伯恩像范登堡一样表示不相信,并坚持说这将会使国家破产。杜 鲁门说,如果事情不能防止的话,简直无法估计欧洲将会有多少人会饿死,

这种情况绝不能发生。他说,他还确信,如果欧洲在一次危机中“破产”的 话,美国将会步其后尘。“你我都经历过一次经济危机,我们不想再经历另

一次,是不是,萨姆?”

由英国的贝文牵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匆匆忙忙的会议,苏联人派去了 一个由莫洛托夫率领的庞大的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临时

政府已表示希望被包括在这项计划中。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袖也对这 项计划显示出兴趣。但是,会议进入第五天时,在接到了莫斯科的一份电报

后,莫洛托夫从桌旁站起来,打断了会议议程,宣布苏联将退出会议。他说, 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用美元来买通进入欧洲事务的道路的一项险恶的计 划”。

斯大林发现美国提出的特别条件中有两项是无法接受的:一是为重建西 欧和中欧部分地区而将苏联的资金包括在内的资金联营;另一个是建立美国

资金如何使用的公开帐目制度。最后,17 个国家参加了这项计划;而在苏联 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及其他东欧卫星国均未参加。

由于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实际上保证了这项计划的成功。现在, 不论会有多少抱怨,国会的支持早晚都会到来。

这项计划的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RP),所需的总款额的确非 常庞大,为 170 亿美元。波伦、凯南及国务院的其他人被指派去把这项计划

“兜售”给国会,同时,由一位年轻的经济顾问保罗?尼采负责起草具体的 计划草案。阿瑟?范登堡在参院再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马歇尔本人最终做

了一次全国性的演说旅行,以说服企业界和公民团体,使他们相信尽管这项 计划很大胆,但他提出这项计划时经过深思熟虑、绝非心血来潮,结果,他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总的事务的压力并未减轻。当年 6 月,“为了抑制大的劳工组织的权力”,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以很大的优势通过了塔夫脱—哈特利法,该法将只雇佣工

会会员的“封闭性工厂制”宣布为非法,并要工会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还 禁止工会的政治性捐款,要求工会提交财政报告,要求工会领袖宣誓保证自

己不是共产党人。6 月 20 日,星期五,经过两周的考虑,杜鲁门否决了这项 法案,称它是对劳工的进攻,尽管除施韦伦巴赫和汉纳根之外的所有内阁成

员,包括他在内阁中最亲密的朋友约翰?斯奈德都敦促他签署该法案。不过, 克拉克?克利福德却把这看作是表明立场的另一次机会。克利福德想要杜鲁

门在大多数事务上再向左迈进一些,就像他后来所说,“朝着一个新高地前 进”。克利福德回忆说:“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都在敦促杜鲁门先生

缓缓地转向距保守主义更近一些的路线。他们把鲍勃?塔夫脱的形象摆在他 面前当作怪物来吓唬他。”成千上万封信件涌入白宫支持总统的否决,而杜

鲁门也确实认为那是一个坏的法案,他也知道一项否决将成功地把劳工拉回 到民主党的政治中。他女儿玛格丽特在回忆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时曾写

道:“他要对得起他作为总统的良心,同时我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做一 个政治家。二者绝非不能共存。”

国会投票使总统的否决无效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在众议院,投票反对 总统的民主党议员比支持他的人还要多。

7 月 25 日,国会通过了杜鲁门的内容丰富的《国家安全法》,这项法案 是杜鲁门在 2 月份送到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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