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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国会的一次简短的会期中得到某些实际 行动。如果他们想要做的话，他们能够在 15 天里完成这项工作。他
们将仍会有时间出来竞选。
他正在诱使共和党人摊牌——“让他们实现自己的诺言吧！”——代表 们欣喜若狂。《纽约时报》说，他“使大会激动起来”。克拉克？克利福德
回忆说：“他走出会场，内心很平静，他找到了发表这篇激烈演说的力量和 鼓舞，而这篇演说必然会使他大受欢迎。”
左翼和右翼的批评家发现自己已被这张古怪的脸上所具有的那种果敢和 大胆以及他对群众的影响力不自觉地打动了。马克斯？勒纳写道：“他们意
识到，这是自布赖恩以来两党接受总统提名演说中最具战斗性的一篇演说。 他们喜欢他队艰难的战斗中奋头出来这一事实？？这是一篇在伟大的时刻发
表的伟大的演说，在我聆听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也鼓掌了。”
甚至《新共和》杂志也给予了它最高的赞扬：这篇演说“极其精明地合 乎”时宜，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可能发表的任何演说那样。“至少在那天
夜里，哈里？杜鲁门是一位真正的领袖。”
《时代》报道一位代表的话说：“对于一位冒着风险进行战斗的人，你 不能保持冷漠。”
杜鲁门被比作依靠全体船员来拯救一艘正在沉没的船舶的勇敢的船长。 事实上，他正像是 1918 年在孚日山中的那位密苏里的炮兵上尉，当时他的炮
兵连在敌人的攻击下惊慌失措，他站在他的大炮旁，用一通言辞激烈的大声 训斥使得他的士兵重新恢复了镇静。
共和党指责他玩弄赤裸裸的政治手段。召开国会特别会议的要求是“一 个绝望的人的行动”，是“一个行将死亡的行政当局发出的歇斯底里的最后 喘息”。
乔纳森？丹尼尔斯写道：“当然，这是政治，并且是有效的政治，强硬 的和不加做作的。”
它的主要作用，正如杜鲁门所期望的，是要把问题的焦点放在国会身上， 进而放在像杜威和厄尔？沃恩这样一些赞成 30 年代以来新政所发起的许多计
划的共和党人与那些仍在阻碍这些计划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分裂上。它给第 80 届国会造成了争论，使共和党人处于守势，并使杜威处于两难的选择之中：
究竟是支持第 80 届国会，并由此而承担它失败的一份责任呢？还是与这届国 会保持距离，而这种做法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似乎是缺乏勇气的表现。
众院议长乔？马丁后来承认，杜鲁门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就“像鬼一 样精明”。自 1856 年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总统在大选年间要求召开国会紧急
会议的。一句密苏里的农谚说：“七月二十五种萝卜，不论晴雨别耽误。” 国会在 26 日开会（25 日是星期日），所以被称作“萝卜国会”。
“凌晨 5 时 30 分，我通常起床的时间，到达华盛顿白宫。”杜鲁门从费 城返回后，在记事本中 7 月 15 日那页上简短地写道。
但 6 时上床，听新闻。睡到 9 时 15 分，吩咐早饭，10 时去办 公室。我要求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我的，我的反对派如何狂叫。我
打算让他们在选举前面对他们纲领中的许诺。据“御用”报刊及反 对党领袖说是“廉价政治”。我不知道“昂贵政治”会是什么样！
两天后，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个红砖礼堂中，州权民主党人（他们 现在自称是“南部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举行了一次仓促
召集的大会，他们挥动着南方联盟的旗子，向亚拉巴马前州长弗兰克？M？狄
克逊欢呼，因为他谴责杜鲁门的民权计划是“把我们贬低到杂种和劣等种族 地位”的一项努力，接着，他们又一致选举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
蒙德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丁？L？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 南部各州民主党人的纲领要求支持“种族隔离政策和每一个种族的种族完
整”。他们的希望是使社鲁门和杜威都不能获得多数选票，从而使这次选举 转由众议院来操作。
在被问及他为什么现在与民主党决裂，而当初罗斯福在民权问题上也曾 做出过与杜鲁门一样的许诺时，斯特罗姆？瑟蒙德答道：“但是杜鲁门真的 说话算数。”
7 月 27 日，在费城的会议大厅又一次召开了大会，这次是亨利？华菜士 的“美国进步公民联盟”的大会，3000 多名代表——远比共和党和民主党大
会的人数要多——聚集在那里欢呼华莱士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格伦？H？泰 勒、爱达荷州的那位“唱歌的牛仔”被他们出人意料地选为华莱士的竞选伙
伴（泰勒作为一名民主党人，在 1944 年竞选国会参议院席位时曾唱道：“啊， 在国会的大厦，给我一个家。”）。
黑人代表的数量使人印象深刻。有近 1／3 的代表是妇女。青年代表占了 大多数。据报道说，出席费城大会的进步党的代表们比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代 表平均年轻
20 岁，体重轻 30 磅。这一次酒的消耗量也较少，而且没有“充 满香烟气的屋子”。不过，代表们也显然缺乏政治经验；尽管华莱士和泰勒
以及绝大多数代表都不是共产党人，但是，像保罗？罗伯逊和纽约州国会议 员维托？马坎托尼奥这些亲共分子受到欢迎的引人注目的场面，以及这个新
的狼狈不堪的进步党组织中，到处都是共产党人占据支配地位的明显迹象， 使得许多观察家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感到深深的不安。
从发动他的“讨伐运动”开始，华莱士就拒绝与他的共产党支持者断绝 关系。他说，他不会拒绝接受任何“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给予他的支持。
泰勒参议员则强调“粉色”共产党人与“红色”共产党人之间的区别。他告 诉记者说，粉色共产党人希望通过演变而不是革命来改变美国的制度，他们
支持进步党的事业。相反，红色共产党人则在这样一种理论的基础上支持着 社威，即另一个胡佛式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革命。
这次大会所形成的进步党纲领实际上在下面几个方面与共产党的纲领没 有什么不同：它痛斥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和新的征兵法，要求销毁美国
的核武器，这仍是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唯一实际存在的核武器。当一位名叫詹 姆斯？海福德的农民提出一项修正案，说进步党无意支持任何其他国家的外
交政策时，这个意见被指责为“来自外部压力的反映”，并遭到否决——华 莱士明知这是一个错误，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它。
华莱士在费城希伯公园 3 万多兴高采烈的听众面前发表了他的接受提名 演说，听众须为他们的座位付费，这是进步党人为支付开销而搞出的一项发
明。他把世界上大多数麻烦和紧张局势归罪于美国的政策，却一句都没有批 评苏联。他说，在柏林问题上，为了寻求和平，作出让步不会有任何损失。
“我们坚持反对那些拥有旧的政党而享有特权的首领们？？他们企图控制我 们的思想，支配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
4
在华盛顿夏季那令人窒息的酷热中，“萝卜国会”勉强地进行着。柏林 的紧张局势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增加。而最让杜鲁门感到烦恼的是，詹姆斯？福
雷斯特尔秘密地发起了一个将原子弹的监管权转交军事首脑的运动。
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本特利的妇女和《时代》杂志的一位名叫惠特克？钱 伯斯的编辑（两人以前都是共产党员）在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时的证词
显示，这显然是正在被揭露的一个重大的间谍丑闻。
总统办公室的来访者们发现他显得很疲倦，而且心事重重。贝丝和玛格 丽特已经到密苏里去度每年一次的夏季假日，他又感到特别孤独。把她们送
上火车后的那天晚上他写道：“又热又潮湿又寂寞。到底为什么人们都想当 国家的首脑？如果我知道是这样的话，去他的罢！”
关于柏林问题他的想法没有改变。美国部队要留在那里。7 月 19 日会见 马歇尔和福雷斯特尔时他再次说，这是他的决定，他将坚持这个决定，直到
尝试用一切外交方式达成某种避免战争的和解为止。他私下写道：“我们将 留在柏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推卸责任，也不为我做出的任何决
定寻找借口。”他相信，马歇尔也相信，西欧的未来与柏林利害攸关，这不 只是该城市盟国占领区内 250 万人的幸福问题。斯大林显然决心要把盟国赶
出柏林。“如果我们希望留在那里，我们就必须显示力量，”杜鲁门后来写 道，“但是一直存在着俄国人的反应可能导致战争的危险。我们不得不面对
着这种可能性，即俄国可能故意地选择柏林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盟国 在柏林的全部军队有 6500 人——3000 名美国人、2000
名英国人、1500 名法 国人——而俄国军队却有 18000 人，并且还得到德国东部地区大约 30 万人的 军队的支持。
现在空运已进入了第四周，满载着货物的美国和英国运输机每天都要轰 鸣着进入柏林数百次，而且在任何气候中都要飞行。它们一架接一架地低空
飞进，在隆隆声中掠过建筑物废墟的顶端，以至人们成群地来观看。德国的 孩子们用玩具飞机在瓦砾堆中玩着“空运”的游戏，而真正的戏剧则在他们
的头顶上空上演着。
克莱将军最初估计，以他所谓的“规模极大的行动”，每天可能把大约
700 吨食品空运到这座被围困的城市。有些天，吨数已两倍于这个数字，而 现在，几乎难以想象的是，连煤也要用飞机载着从天上运来。飞行员和机组
人员正在创造英雄业绩。飞机经常每四分钟就要降落一架——英国的“约克 型”和“达科他型”，美国的 C—47 型以及更新更大的四引擎的 C—54 型，
它们是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派到德国去的。大多数飞机平均一天飞 三个班次，从法兰克福到柏林的加托机场或坦普莱霍夫机场，距离是 275 英
里。地勤人员则夜以继日地工作。《纽约时报》说：“战争期间我们为我们 的空军部队感到自豪。今天我们更为它感到自豪。”已经有 3 名美国机组人 员在他们的
C—47 飞机失事时遇难。
但这样的努力仍然不够。7 月 15 日是创记录的一天，1450 吨货物被运到 柏林。然而为了支撑这座城市，仅食品一项每天就需要 2000 吨，外加
12000 吨燃料和其他供应。冬季，燃料的需求会更大。柏林市长已然说，靠空运提 供必要的食品和燃料供应是不可能的。伦敦的一家报纸报道说：“但是，每
一个专家都知道，飞机尽管有巨大的心理效果，却不能被指望来在冬季向柏 林提供必需品。”柏林的盟军官员还对俄国的“雅克型”战斗机加强了在空
中走廊的活动感到担心。
陆军部长罗亚尔命令克莱将军飞回华盛顿向总统汇报，而杜鲁门认为这 是一个错误（他写信给贝丝说：“我的笨蛋陆军部长命令克莱从德国飞回来，
造成了一种没有适当理由的可怕的尴尬局面。”）。在 7 月 22 日举行的国家 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克莱说柏林人民将坚持下去，即使这意味着更大的磨难。
俄国人眼下可能会试图阻止用武装护卫打通陆路交通的任何企图，但他们不 会去干涉空中交通，当然，除非他们决心挑起一场战争。杜鲁门问，俄国人
想要打仗吗？克莱认为他们不想这样做。其他人则说不准。杜鲁门拒绝了武 装护卫的主意。
当杜鲁门询问增加空运可能产生什么问题时，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 堡将军对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空军力量会被危险地削弱这一点表示担心。
但是，这是杜鲁门必须去冒的一个风险。他决定大量增加空运，并再次表达 了他的留在柏林的“毫不动摇的决心”。更多的大型 C—54 型运输机将被增
派去参加空运。克莱命令修建另一个柏林机场，根据他的命令，3 万名柏林 人开始进行清理瓦砾和修筑跑道的工作。
“在与克里姆林宫的斗争中，行政当局有着可观的政治优势。”詹姆斯？罗 在他勾画 1948 年政治战略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在危机时期，美国公民倾
向于支持他们的总统。”因此，以这个理由看来，柏林危机如果能保持在一 定范围内，对杜鲁门来说将是一个天赐良机。不过，在他所说和所写的东西
中，没有一点迹象显示出他在为了“政治优势”而操纵这种形势。相反，在 这个关键时刻他作为总统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似乎比他担任这项职务以来的任
何时期都更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