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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说这个问题得延搁了。
“在这些政府建立在令人满意的基础上之前，我们不能承认它们。”杜 鲁门说。
他们再次谈到了棘手的波兰问题。雅尔塔会议以含糊的语言同意波兰西 部从德国得到新的领土，以补偿俄国从波兰东部割去的领土。争论的焦点是
波兰的西部边界，而事实上，波兰现政府（和红军）已经接管了德国相当大 的一部分。杜鲁门认为，这类事情应该在和平会议上予以解决。他说，以 1937
年的德国作为出发点是已经同意过的。
“我们决定自己的区域。我们派军队进驻划分给我们的区域。现在，未 经与我们协商就让另一个占领国政府分得一个地区？？我对波兰是非常友好
的，对俄国关于西部边界的提议表示同情，但我不想那样做。”
换句话说，俄国人不能独断专行。不理解这一点，赔款或关于德国的其 他问题就不可能有进展。
“我关心的是德国的一块很有价值的领土被割让了。在考虑赔款和供养 德国人问题上必须把这块土地认为是德国的一部分。波兰人现在没有权利夺
取这块土地，也没有权利从和解中得到这一点。我们是保持占领区直到实现 和平呢？还是把德国零零碎碎地分让出去？
他不是好争辩，只是事情是明摆着的。丘吉尔高兴了。艾登认为，这是 到目前为止总统最好的一天，李海也这样认为，尽管他确信，不管说了什么，
俄国人并不打算改变他们在东欧的路线。李海认为，波兰是“苏联的既成事 实”，美英对此无能为力，除非与俄国人开战，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晚，斯大林为其西方盟友举行了盛大宴会，气氛轻松自如，没有丝毫 紧张的痕迹。杜鲁门度过了他在波茨坦期间最美好的时光。他在写给母亲和
妹妹的信中说，斯大林的这件事干得“非常成功”。
宴会开始时是鱼子酱和伏特加，结束时是西瓜和香槟酒，中间有熏鱼、鲜鱼、 鹿肉、鸡、鸭和各种蔬菜。每隔 5 分钟敬一次酒，直到至少敬了 25
次酒。我吃得很 少，喝得也不多，但这是一次愉快而有趣的宴会。
当我在这儿同斯大林、丘吉尔饮宴时，我想要告诉你们一位来自费城名叫利斯 特的年轻中士演奏钢琴，另一个来自首都管弦乐队的青年表演小提琴。他们是我国
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演奏得非常精彩。斯大林派人回莫斯科带来了两位最优秀的 钢琴家和两名女小提琴手。他们演得棒极了。演奏了肖邦、李斯特、柴可夫斯基及
所有其他人的作品。我向斯大林和艺术家们祝贺他们的表演才能。尽管他们的脸脏， 两位女士也相当胖。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宴会。
他对贝丝说，这晚的聚会意味着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更进了一步，并再一 次提到他已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即俄国答应在反对日本方面给予支持。
或许斯大林可能也已告诉他，100 万俄国军队现已集结在满洲边界。
“席间，他满怀信心地和我谈论着，我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将进展 顺利。在有些事情上我们不会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但我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 的。”
丘吉尔对音乐不感兴趣，他对杜鲁门说，他烦透了，想回去。杜鲁门说， 他得等宴席结束后再走。丘吉尔悄然退到了一角，和李海又坐了半小时，等
音乐停止后，如兴致颇高的杜鲁门所说的那样，“便皱着眉头、嘟嘟囔囔地 发着牢骚离去了”。
两天以后，轮到丘吉尔做东，这次他就进行报复了。他召来了皇家空军 的一支管乐队，并指示他们，从宴会开始到结束，要不停地演奏，而且声音 越大越好。
在整个美国代表团里，最难判断的人物大概是欧内斯特？J？金上将，他 是海军作战部部长，性格坚强，经验丰富，是罗斯福不可多得的助手。金将
军为人稳重，给人印象深刻，他参加过所有重要的战争会议，开始时是参加
1941 年夏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船上会议，那次会议产生了大西洋租借法案。斯 大林在波茨坦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金将军探过身子去对洛德？莫兰低声说：
“你看总统，这一切对他来说全是新的，可他能对付。与罗斯福相比， 他是一个更地道的美国人，他会做好工作的，不仅为美国，也为全世界。”
波伦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时是罗斯福的译员，他后来说，杜鲁门头脑 冷静，与人交往轻松自如，“在整个会议期间表现出一位拥有丰富经验的领
导人的气派”，令他惊讶不已。 总统身体健康几乎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丘吉尔和斯大林起
床很晚，而我起得早。”杜鲁门后来评论道，“这使我的每一天都特别长？？” 然而，他似乎不知疲倦。他每天早晨 5 点半或 6 点起床穿衣，很有规律，不
需要闹钟或任何人叫醒他。部下发现，他总是愉快、自信。不管受到多大压 力，从未见他讲过粗鲁或欠考虑的话，或训人，或显出丝毫的不高兴。他自
始至终完全保持着自然与真诚。每日负责记录的海军助理里格登上尉回忆 说：“他从不装腔作势。”一位名叫弗洛伊德？博林的特工人员说，总统最
大的优点是从不摆“架子”。“他从不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他和谁都谈 得来！下至普通农夫，上至英国的国王？？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秘密？？他从
不头脑发胀——从不，你知道，从不摆架子。” 在柏林，黑市——香烟、手表和威士忌的交易——和卖淫猖獗。一天晚
上，塞西林宫一轮艰苦的会谈结束后，陆军负责公共关系的一名年轻军官， 看到杜鲁门要独自乘车离开，把头探进车窗问可否搭个便车。杜鲁门请他上
车，开车的弗洛伊德？博林在行驶间难免不听到他们的谈话。军官说，如果 总统需要什么，需要任何事情都可以，只要他说句话。“任何事情，你知道， 比如女人。”
“听着，孩子，我和我的爱人结婚了，”杜鲁门说，“她离不开我，我 也离不开她。我要你明白这一点。以后再也不要对我提起这类废话。”
“车子开到住地时，”博林记得，“他下了车，对那个家伙连声再见都 没说。”
埃米里奥？科拉多是国务院官员，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他回忆起 21 日星 期六下午在凯撒大街 2 号所见到的一个场面。科拉多带着一份文件来找总统
签字，他被领进了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从上面可以俯瞰到湖，他看到“一 个身穿短袖衬衫，个头不高的活跃人物坐在一架大钢琴前，钢琴的角上放着
一杯饮料”。与他在一起正在唱歌的是贝尔纳斯和李海，他们俩人都没穿外 衣。
我认为这是很精彩的（科拉多几年后说）？？总统钢琴弹得很棒，是相当老式 的爵士音乐风格，他们正在欢度时光。
他们不是喝醉了酒或者类似的什么情况。他们每人都喝着饮料。我常常回忆着 这一幕情景：五星上将、国务卿和总统，有一点儿音乐伴随着共度某个周六下午。
事实上，哈里？杜鲁门很有人情味。他们正在稍微地放松一下自己。在这之前，他 们共进了午餐？？他们有一点儿闲暇，因而他们出现在那里？？我不能说歌儿唱得
水平很高，但钢琴弹得很不错。
4
杜鲁门在波茨坦己进入第二个星期，他知道对原子弹的决定不能再等 了。
7 月 22 日星期日上午 10 点，他参加了由第二装甲师随军牧师主持的新 教友礼拜。其后，又参加了由他的老朋友，D 炮兵连随军牧师柯蒂斯？蒂尔
南神父主持的天主教弥撒。蒂尔南当时担任驻欧陆军总牧师，是应杜鲁门的 请求飞到柏林去的。
在上午的中段时间，杜鲁门写信给贝丝道：“我在 11 点 30 分去参加由 他主持的弥撒，我已作了新教友礼拜，所以我猜想上帝在本周内一定会保佑
我——哎呀，我是多么需要他的保佑啊。”
早餐刚过，史汀生就出现在凯撒大街 2 号。他带来了华盛顿发来的电报， 称“最后行动”即将准备就绪，需要确定目标城市。史汀生希望把京都从名
单中删掉。杜鲁门听了理由后，同意了他的意见。京都幸免于难。“京都虽 然是重要军事目标，”史汀生写道，“但它曾经是日本的首都，是日本艺术
和文化的圣地？？”在批准的目标名单上，第一个是广岛，日本本上军队的 南方司令部和军需库就设在那里。
星期一清早，史汀生再次来到社鲁门的二楼办公室。一份警告日本的最
后通牒已基本拟好。这就是人们后来所知道的《波茨坦公告》。史汀生认为， 在此时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不明智的，日本人会将这一词语理解为他们
不能保留天皇。他竭力主张将其改为同盟国将“把对日战争进行下去，直至 它停止反抗”。但贝尔纳斯强烈反对作任何这样的修改。他坚持说，无条件
投降是我们长期确立和经常宣称的目标。这是珍珠港事件以后重整旗鼓的极 其伟大的口号，因而不能放弃。杜鲁门在 4 月 16 日对国会的首次讲话中把它
作为政策加以重申。它是纳粹必须接受的条件，在这么晚的时候，在我们付 出了如此大的血的代价后放弃让日本人接受这一条件，在胜利就在眼前时接
受任何低于它的条件，将被认为好像是姑息。贝尔纳斯还确信，这在政治上 是灾难性的。对多数美国人来说，裕仁是日本狂热的军事集团的罪恶象征。6
月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仅占 7％的一小部分美国人认为战后应继 续保留他，即使作为一个傀儡，而足有 1/3 的美国人认为他应作为战犯被处
决。如其他一直在向杜鲁门提供建议的人一样，贝尔纳斯认为就条件问题与 日本进行的任何谈判都是浪费时间，并且觉得如果继续保留裕仁的皇位，那
么这场战争就是毫无意义的了。虽然杜鲁门认真听取了意见，但史汀生最终 还是没能说服他。7 月 24 日星期二几乎肯定是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上午 9 时
20 分，史汀生再次上楼去到杜鲁门的办公室。他发现总统坐在那张巨型雕花 办公桌后面，“正独自埋头工作”。史汀生带去了另一份电报：
绝密 急发
陆字 36792 号，哈里森呈陆军部长专阅。绝密件。手术可在从 8 月 1 日起的任
何时候进行，这取决于病人的准备情况和大气条件。单从病人的观点看，8 月 1 日 至 3 日有些机会，8 月 4 日至 5
日是好机会，除非突然旧病复发，手术在 8 月 10 日 前进行几乎是确定无疑的。
1945 年 7 月 23 日华盛顿 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杜鲁门“说这正是他所要的，他非常高兴？？”
后来，杜鲁门写道，贝尔纳斯、史汀生、李海、马歇尔和阿诺德将军在
波茨坦取得一致意见，即应该使用原子弹。他回忆道，马歇尔再次强调这可 以挽救不少人的生命，“我问马歇尔将军，在东京平原或日本的其他地方登
陆会损失多少人。他的意见是，这种入侵会给美国造成至少 25 万人的伤 亡？？”他本人“经过长期认真的考虑后”，才得出自己的使用核弹的结论，
他写道，并补充说：“我不喜欢这种武器。”
很可能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时刻说明他在那时拿定了主意，或宣布他已下 了决心。最有可能的是他从未认真考虑过不使用原子弹。诚然，假如他在此
时说声不，并下令取消一切行动，那将会使这一计划的整个历史来个急剧突 变，更不用说使那年夏天事态发展的可怕势头来个急刹车，以至于这几乎是
令人难以想象的。
有些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在以后的岁月中会论证说，日本这时已被打败， 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和几份情报部门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然而，日本的
失败不是问题之所在。迫切需要的是日本的投降，因为日本一天不投降就意 味着屠杀还在继续。在理论上，在杜鲁门当总统很久之前，日本就已经被打
败了（日本人自己的研究认定，早在一年半以前，即 1944 年 1 月时，日本就 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然而，自杜鲁门担任总统后的三个月内，美国人在
太平洋战场上的伤亡接近三年以来太平洋战争伤亡总数的一半。越接近胜 利，血的代价就越高。无论美国在一次入侵中设想的伤亡人数是多少，假如
伤亡是可以避免的话，这个代价就太高了。
军事情报局上尉小查尔顿？奥格本回忆说：“当时，我们有大量事实证 明，从日本的精神气质来讲投降是被排除在外的。日本人已完全明白，他们
的处境已毫无希望，但他们仍在散兵坑和地堡里负隅顽抗，为了肃清他们， 我们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