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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2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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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越闹越多,事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

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

虽然争得天翻地覆,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

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此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当然,不闹事,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在这四年里,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雒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进。

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

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

解决雒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万历看来,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即皇后的儿子),长幼有序。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啊。”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

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

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

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

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

“我都知道了,先生你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

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

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里,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

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

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

“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

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

“皇三子已经五岁了。”

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

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

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

“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

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

“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

事到如今,只好豁出去了:

“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

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

“我五岁就已能读书!”

申时行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

“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慢慢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书:

“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只有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

“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

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就六年后再办!

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事情解决了,王家屏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

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

“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

万历气得差点吐了白沫。

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

其实在古代,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时不时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

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

“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

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

“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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