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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史纲-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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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面对着巨变,内心充满着恐惧和自卑,立刻就认清必须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中国则悻悻然怒不可遏。对西洋文化怀着一种轻蔑和仇视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时,也只勉强接受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这已是让步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说,日本认为万事不如人,它的改变出自内心的彻底觉悟。中国则始终坚持从古代传下来的儒家系统的那些儒书,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了。

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认为主要的下列四项原因:

一  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二  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三  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四  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他们异于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由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大夫阶层。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务,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像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地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也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长子继承制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立事业。中国是平均继承的,每一个男子都有一份遗产,他缺少创业的刺激,如果他雄心勃勃地去创业——除非是去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赞扬他奋发进取,反而会认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义,《红楼梦》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态,没有工作不能生产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里,照样可以享受被重视的生活。而在老年时,尤其占优越地位,所以中国人永远在礁石保护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护之下。日本人没有礁石作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必须奋斗。

中国政府的性质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日本皇帝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是一种传奇的政治形态,日本有过将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过“征夷大将军”,他们把天皇的权力剥夺罄尽,但从没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当天皇。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力的野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挤下宝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并且还要用极残忍的手段对付失去权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复燃。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有权力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权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官员或将领独揽大权。一些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也特别用不揽大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野心家。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的精神是帝王无权,权在民选的宰相和议会,而这恰恰的严重违反了中国政治传统,更触犯了权力中心最大的禁忌。日本天皇事实上一直没有权力,所以也从不担心丧失权力,征夷大将军归还大政,不过把权力从旧式的幕府转移给新式的内阁与国会而已。

所以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放到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英明的玄烨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他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学工业以及军备业务,不能并存。日本却在二开始就肃清了贪污,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这是重要的分野。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发芽,即令发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使人沮丧。中国没有力量摆脱数千年累积下来、沉淀下来的渣滓废物的污染,这是中国的不幸。

十七  百日维新·戊戌政变

中国在被日本击败后,弱点全部暴露。二十年前七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为堕落的祖国解嘲,说中国是一头睡狮,终会觉醒,有些外国人同意这个看法。现在西洋各国对这个睡狮的表现,哄堂大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在本世纪(十九)最末短短的五年内,各国对中国急吼吼宰割的成果,我们摘要列为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过去他们对中国还保持着对待一个一级强国应有的礼貌,现在完全露出帝国主义的狰狞嘴脸,不再作任何化装。像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作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法国对广州湾,都是直率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中国清政府这个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失去了漂亮的拳击手套之后,只有挨打的份。

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的信号。幸而这个信号没有出现,却出现了美国的敏锐反应,美国不愿意被排除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本世纪(十九)最后一年(1899),美国国务卿(外交部长)约翰开发表声明,强调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以及各国在中国有均等的通商贸易机会。这就是著名的“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各国因为它可以消除各国在中国对抗的紧张形势,先后表示赞成。

中国就在这种脆弱的均势之下,苟延残喘。

但被瓜分的危机,已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

《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北京正在举行科学制度下的全国考试,集中在北京参加考试,来自全国各省的数千名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皇帝载湉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维新。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载湉面前。次年(一八九六),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载湉上书,载湉仍然不会看到。不过以康有为当领袖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成为十二世纪宋王朝大学生在被金军包围的首都开封,发动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第二次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自强运动是当权官员发动的武器改良,现在是青年们要求发动的政治改革。

经过皇家教师副宰相兼财政部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的推荐(在康有为失败后。翁同和又誓言他没有推荐过),年轻的皇帝载湉,发现了这个救亡运动。他在读到康有为稍后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不禁痛哭流涕,这位头脑清晰的君主对他的王朝和中国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二年(一八九八),古历的戊戌年,二十九岁的载湉,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着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载湉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公孙鞅式的变法:

一  科学考试仍保留,但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  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造就科举考试人才),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  命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式训练。并将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  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皇太子宫事务部),通政司(皇宫文件奏章收受处),光禄寺(皇宫供应部),鸿胪寺(属国或外国使节招待部,职权跟理藩院——藩属事条部重复),太常寺(祭祀部),太仆寺(畜牧部),大理寺(最高法院,职权跟刑部——司法部重复)。

五  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  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  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载湉进行更激烈的下列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  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开懋勤殿)。

二  禁止妇女缠足。

三  请载湉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断发易服)。

四  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  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一百零三天中,载湉所作的这些冲击,使全国那些朽烂透顶了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像被挑了巢的蚂蚁一样,惊恐失措,骇叫奔走,乱成一团。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即显示出一个定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态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康有为不过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变,失败自在意料之中。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错误,包括载湉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人群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太多的政敌。像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世界上,除了八股文外,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都埋葬。像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立刻就触怒依靠那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他们散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制造出愤怒的舆论,看起来北京就像是沸腾了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刹车,会导致车辆翻覆。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改革,会引起暴力对抗。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他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监察部委员(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载湉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族人反对改革的理论根据,他们誓言:“宁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皇帝在理论上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载湉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曾把河北省司法厅长(直隶按察使)负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擢升为副部长(侍郎)阶级,并且接见他,建立私人感情。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官场中人物只效忠权力较大的一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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