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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汉朝二十四帝-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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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缗钱。这是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资产税。“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1000钱1串,称为1缗。算缗令的颁行,对商人的打击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负担。许多商人、豪富匿财不报。元狩六年(前117),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汉武帝使杨可主持告缗,被告发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其财物。元鼎三年(前114),汉廷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缗令前后实行四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上述经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限制和打击诸侯王、富商大贾的效果,使濒于崩溃的西汉政府的经济得以恢复,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土地兼并,使流亡农民以某种方式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其进步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西汉中央集权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加速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外交上:汉通西域

汉时所称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及中亚、南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等地。西汉罗马玻璃器

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及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地区一带。

当时通往西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一条是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车师前国,西行至疏勤,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葵(今土库曼)。由于匈奴控制了西域诸国,这两条道路被阻断了。

张骞通西域图(敦煌壁画)张骞通西域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知道匈奴人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已从水草丰美的祁连山下西迁了。据说,匈奴单于还把大月氏王的头颅砍下来制成酒器。大月氏十分痛恨匈奴。汉武帝对这个消息极为重视,便想联络大月氏,与其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大月氏离开敦煌原地后,究竟迁往何处,当时并不清楚。而河西一带又控制在匈奴人手里,西行寻找大月氏必须经过那里。所以,联络大月氏的任务,既艰巨又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承担,武帝只好悬赏招募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使者。

建元三年(前138),汉中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勇敢应募。武帝很欣赏张骞的胆识,当即给他选派100多名随行人员,还派了一名叫甘父(即堂邑氏之奴,故又名堂邑父)的匈奴人作向导。张骞第一次出使,被匈奴俘获,羁押八年后,他与甘父逃出,到达大月氏,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历经艰辛回汉后,将西域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报告给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准备,而且大大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后,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安集延一带)、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身毒诸国,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争取乌孙东迁故地,乌孙虽不肯东迁,但在元封元年(前110)以后终究与汉朝结亲通好。

张骞归汉两年后,其副使才陆续归来。这些距汉廷十分遥远的国家,通过汉使知道汉王朝的情况,有的国家就派使节同汉使一起来到长安。武帝出巡时,让各国的使者也跟随前去。这样,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宣传所见所闻。从此以后,西域的许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开始了。武帝又继续派出许多使者到西域各国,每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每次多达百余人以至数百人。比较远的如安息、奄蔡、条支(即大食,今伊拉克)诸国,都有中国使者的足迹。

汉朝对西域的战争张骞死后,丝绸之路上也时有险阻,尤其是来自匈奴的破坏。姑师和楼兰两国,正当汉通西域的要道。元封三年(前108),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征伐两国,楼兰王被擒,楼兰成为汉朝的藩属;姑师也兵败国破,于征和四年(前89)完全被汉朝征服。从此,通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

为了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夺取大宛及其附近的物产,尤其是大宛产的汗血马(这种马速度奇快,奔跑时肩胛处流出红色的汗珠,故名汗血马),当时的方士对武帝灌输求神成仙的思想,说大宛马是“天马”、“神马”。加上武帝也有改良马种的用意,所以汉武帝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大宛坚决抵抗,经过四年的苦战,汉朝前后发兵十余万,于太初四年(前101)围困了大宛都城,最后,大宛贵族杀死国王投降,献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马3000匹,汉军才罢兵回师。

汉军相继击破楼兰、姑师和大宛,引起西域极大的震动。尤其征服大宛后,汉朝影响愈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或以子弟为质子留居汉朝。汉武帝还先后以宗室女细君和解忧嫁给乌孙昆莫,建立了友好的和亲关系。为了使者往还方便,汉廷在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修筑烽燧亭障,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60余万人。汉朝又在那里置使者校尉,以处置汉在西域诸事。

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精美的手工业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西域各地。西域的许多物产,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及骆驼、驴、汗血马等动物,也在此时或以后输入中原。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边事上:大力开发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向南方、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大力开发,成果极其巨大。

经略三越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的越人居住区,在秦朝时已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县。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初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治所在今浙江温州)、闽越(治所在今福建闽侯县)和南越,合称“三越”。南越由赵佗所建,此前已述,而东瓯和闽越在秦末称东越,占有今浙江和福建地区。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出兵进攻南越,南越王向汉廷求救。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兵分两路伐闽越。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慑于汉军的强大,与宗族合谋共杀闽越王,投降汉军。武帝就立前闽越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同统治其地,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余善手里。

元鼎六年(前111)秋,余善又发兵抗拒汉朝,同时,他又刻“武帝”印玺,自立称帝。因此,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冬,派兵攻入东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以其众投降汉军。武帝遂废除闽越政权,并将当地居民迁徙于江、淮之间。

南越在赵佗第四代孙婴齐为王的时候,有明显的亲汉举措,引起了以丞相吕嘉为代表的割据势力的不满。婴齐死后,子赵兴继立,南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元鼎四年(前113),吕嘉发动叛乱,杀死亲汉的王太后摎氏和赵兴,又杀汉朝的使臣,立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兵10万,水陆并进。汉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吕嘉和建德及其部属数百人逃入海中,后仍被捕获。南越政权至此完全消灭,汉廷将其地分置为九郡。

汉武帝消灭了三越割据政权,恢复为直属的郡县,促使了我国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南越内属之后,更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

通“西南夷”汉代的西南地区,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有的仍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已经进入奴隶社会。

云南的部落景观,这里曾经是汉朝“西南夷”住过的地方。

建元六年(前135),领兵进击闽越的王恢,曾派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唐蒙去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酱,听说枸酱是巴蜀商人贩卖到夜郎,然后经牂牁(zāngkē)江(今北盘江上游)转运到南越的。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利用夜郎精兵,沿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制服南越。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令他率领一千人前往夜郎。夜郎占有今贵州省北部和西部一带,并且包括四川南部、云南东北及广西北部地区。夜郎国王姓竹名多同,自立为王。唐蒙到了夜郎,竹多同闻知汉朝的辽阔、强盛,才晓得自己见识浅薄,孤陋寡闻,于是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此有了成语“夜郎自大”。汉武帝在这一地区置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市)。

元鼎六年(前111),汉廷攻破南越后,夜郎入朝。武帝又致力于西南的开发工作。汉武帝颁给滇国王的“滇王之印”

原来,战国后期楚将庄到达滇池(在今云南昆明),征服其地。秦末与中原隔绝,建立滇国。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深入西南,滇国降服,从此西南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入中国的版图。

护领北疆西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还有挹娄、乌桓、鲜卑、夫余和高句丽等。汉初,燕人卫满建立的政权与汉朝约为藩属。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在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四郡。

汉武帝对边疆地区的大力开发,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自此以后,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之后的范围,因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

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祖国的力量。随着疆域的扩大,汉族以外的各族人民,更多地加入了中华大家庭,共同创造祖国的经济与文化,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开发了国内外的交通。经过武帝的对外扩张,开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带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日本等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国内外人民的活动范围,使各国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推动了中国、亚洲以至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毋庸讳言,汉武帝时期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伴随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同时存在的,这是时代的局限,不必苛责古人。

◎决策上:存在失误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评价他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那么,他的“亡秦之失”有哪些?为什么能“免亡秦之祸”呢?

汉武“亡秦之失”汉武帝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武帝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用;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其“亡秦之失”主要有:

征伐过度。汉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了43年,武功极盛。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人,军费动辄数10亿,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10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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