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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答：“我这儿倒有一份。”
我说：“可以借着看一下吗？”
对方把口袋里的画报抽出展开，我一看，正是黄云所交代的《三六九画报》。
“您是顾磊同志？”
得到对方肯定答复：我说，“我是黄云同志派来的。”
我们边说边走，我向顾磊传达了上级部署撤退的指示精神，详细交代了经妙峰山去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请顾磊记牢，即刻出发。
经请示黄云同意，我安排由黄泛负责北平城内的联系，分别和留在北平的原燕京大学党支部委员陆孝华、原育英中学党支部饶毓菩建立联系；燕京大学地下党员卢念苏负责城外交通，和妙峰山前秘密交通站萧芳联系，以保证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根据地的联系不中断。联系地点是六里屯一个抗日积极分子的住处。
完成任务后，我经过妙峰山平西交通站，沿原来的路线又回到平西情报联络站。顾磊已先期到达。我们住在一家农民屋里，睡在一条炕上。交谈中，我逐步了解到，由于点线委员会书记被捕，日本特务已获悉他的职务，但不知他的住址，正在追捕他时，黄云通知他回到平西情报联络站。这样，我才知道顾磊是天津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兼管北宁铁委），是关系天津地下党安全的大事啊！
1942年春，原平津唐点线委员会书记跳火车逃脱了敌特的控制，回到晋察冀根据地，向###北方分局汇报了他被捕的经过和情况，经审查，送入党校学习，重新分配工作，此已是后话。
1991年，我去吉林省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时，同我老伴安捷去长春市看望了顾磊（严子涛），那时他已从吉林省副省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年近80岁。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带着《三六九画报》，在中山公园后河沿同我接头的情况，谈得绘声绘色，令人思绪万千。他的老伴叶红说：“他走得急，把我丢在北平好几年，直到北平解放才又有了这个家。”
我说：“你们是相互等待，直到再见时，爱情长存啊！”大家听了开心地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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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往平山中共中央北方局，却被分配到妙峰山交通站
胜利完成大撤退，按惯例，撤回的人员要安排一段学习，然后重新分配工作。1942年1月下旬，在涞水县西部赵各庄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我除了写工作报告，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散步时站在村头，远远地向西望去：越过崇山峻岭，就是晋察冀边区的腹地平山县，###中央北方局（后改称晋察冀分局）就驻在那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于11月7日在山西省五台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13日，宣布成立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第四军分区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全区共39个县。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迁至河北省阜平县。1938年1月10日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边区政府宣告成立，宋劭文当选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1938年2月，彭真来到阜平，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工作。1941年的晋察冀边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成熟实力雄厚的抗日根据地。那里有训练有素的八路军，有英勇善战的游击队，有生机勃勃的边区政府，有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有军民团结热火朝天的战斗生活……我久久眺望，心驰神往。
连日来，钟子云依次找撤回来的人员谈话，谈过话的同志都明确了各自的去向，周彬、黄云先后分配去了平山县，其他同志也陆续离去了，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奔赴新的战斗岗位。看看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心里不禁焦急起来。分析自己的情况，总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分配到日夜向往的地方。当我终于等到钟子云同我谈话时，他的决定出乎我的预料：到妙峰山地区交通站工作。我本想去北方局，去见识晋察冀边区火热的斗争生活，没想到刚刚迈进平西的大门就被留下了，心里真是不情愿。但是看看钟子云满脸的严肃，知道他说的就是组织的决定，不服从可不行。于是当即表示愉快服从。
应该说，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在准备出发去妙峰山交通站的过程中，我琢磨，妙峰山交通站是北方局社会部的派出单位，而周彬、黄云和我都属于北方局城市工作部系统，我去社会部的单位工作，应该告知我的上级领导，否则会被人误以为我是个人擅自行动。当晚我伏在小炕桌上给城工部领导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前期的工作，告知最近将奉派去妙峰山交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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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艰苦的生活，不屈的民心，给我的教益受用一生（1）
这次去昌宛地区的路上，同行的是分局派往平北工作的三位同志，由一名交通员带领。我们一行五人，各自背着一个背包和粮食袋，粮食袋装的小米，准备找不到饭吃，就在山坡架锅烧火自己做饭。当时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平西根据地临近北平就更加艰苦。日本侵略者实行联防联保制度，对根据地严密封锁分割，深沟高垒，碉堡林立。在斗争尖锐的区域，真是“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遍地是狼烟”，呈现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根据地军民蒙受着极大的损失和牺牲。沿途所见各个村庄都被日军放火焚烧过，全村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房屋四壁都烧黑了。农民用树枝、荆条、山草搭上屋顶以遮风雪。有些村庄不止一次被烧，农民是搭了烧，烧了再搭。屋内空空荡荡，除了锅、碗、盆和用荆条削成的筷子，看不到有多少什物。我们和农民睡在一条炕上，炕席已经四分五裂，这里那里露出盘炕的土坯。吃的是玉米饭、渍树叶。全村一两口井，吃水都紧张，就别说洗澡了。其实想洗澡也没处洗，那得等到来年开春河水解冻。身上的皴一搓一缕缕，浑身觉得痒痒的，翻开棉袄棉裤照着阳光一看，嘿，一个个亮晶晶的虱子在袄缝裤缝里爬得正欢。我们用两个拇指挤杀虱子，咔嚓咔嚓，边挤边开玩笑说这是“光荣虫”。
当地农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表现出顽强的生存能力。面对饥饿、屠杀、死亡的威胁，他们不气馁不屈服，对争取胜利满怀信心。他们就像漫山遍野的杏树林一样，一次又一次经受着敌人的战火，等到开春又绽放出不屈的花朵。跟老乡聊天，他们说：“熬得过去，最终是要把鬼子打走的。”一张张黑瘦的面孔，透着刚强的意志；一双双饱经忧患的眼睛，闪烁着对胜利的渴望。我想，现在说我们八路军与农民是鱼水关系已经不够了，应该是血肉相连。正是这种血肉相连，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在辗转平西的日子里，北方农民那种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我的思想，熔铸着我的性格。
越过永定河，我们再次找到了社会部平西联络站派在妙峰山地区的交通站。交通站的负责人是贾练同志，带着一部电台，有报务员、警卫员，任务主要是传递情报。把从北平得到的情报（包括华北、东北敌伪的政治军事动态）发往晋察冀社会部和延安。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去妙峰山前的交通站萧芳同志那里，同北平城内的我方工作人员联系。每次我都要改成城里人的打扮，骑上从老乡家里借来的自行车，经西直门进城，早去晚归当天一个来回。自行车是用废旧部件组装的杂牌车，又沉又涩，在土路石渣路上颠簸，最受罪的不是腿脚而是屁股。此时，钟子云派陆孝华去东北佳木斯，那里的日军正在修建飞机场。陆孝华的一位亲属是施工工程师，通过他去了解机场的规模、设施。我几次骑自行车进城同他联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艰苦的生活，不屈的民心，给我的教益受用一生（2）
妙峰山地区（现在是北京郊区）靠近北平城，斗争十分频繁。根据地与敌占区犬牙交错，敌伪军连排规模的队伍经常日夜骚扰。我们的工作站没有较长时间的驻地，游动在榆泥坑村、断崖台一带的小村庄。我站在断崖台的高山坡上，就能看见敌人的运输队沿着山间的石子儿路行进，车上架着机关枪，挑着膏药旗。
交通站要日夜警戒，我们要轮流站岗放哨。一天夜间，我在山头放哨，忽然想起，我这个出身书香之家，父母管教很严，逢年过节都不准放鞭炮也不敢放鞭炮的人，竟然毫无畏惧地揣着一颗手榴弹单独放哨，真是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游击战的环境，使我改变着自己。缺乏粮食，没有蔬菜，生活很苦，每天吃的是大玉米（碾碎但没有脱皮的玉米）、窝头或大玉米干饭，渍树叶就是每顿唯一的蔬菜。我睡的土炕只有支离破碎的一块炕席，第一宿是卸了门板垫在炕上睡的。物质生活极为匮乏，大家的“精神会餐”却很丰富，闲谈时大家七嘴八舌地忆起哪次吃过的红烧肉，哪次吃过的黄焖鸡，哪次吃过的红烧中段，哪次吃过的梅菜扣肉，谈得绘声绘色很是热闹，也算是艰苦斗争中的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吧。我也忆起在妙峰山前六里屯的一次晚饭，吃的是一盘熏肉、一盘醋熘白菜，又鲜又香，我说那是“绕梁三日，回味无穷”，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长期的游击斗争环境，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抗日军民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适应能力，对于一切突如其来的袭击和持久不断的磨难，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处之若素。
有些日子我们住在一个小山村里，有四五户人家。我们住的一户农民家里，养了一头小毛驴、一头猪。人都没的吃，猪也就是喝些个稀泔水，饿了自己啃棒子秸。当有敌情时，农民牵着毛驴上山，不用招呼，猪也本能地跟着上山，嘚嘚嘚一路小跑。敌情过去了，农民牵着毛驴下山回家，猪也嘚嘚嘚地跟着回来，患难与共，忠心耿耿，配合默契。久而久之，农民对这头猪有了感情，过春节都不肯宰。后来由于穷得没有别的办法，请人帮忙宰了，老乡一家人躲开，不忍看到。猪肉大部分出卖，贾练买了十来斤，炖了一锅肉。肉尚未炖熟，山下有了敌情，枪声大作。贾练连锅带肉端着上了山坡。敌情过去了，他又把这锅肉端回来，同志们高高兴兴地吃了顿会餐。为什么这里斗争那么尖锐，生活那么艰苦，同志们却能坦然处之呢？我想起了夏明翰在被杀害前写的一首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比起同志们为之奋斗的祖国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来说，个人的生活和安危就不那么重要了。
妙峰山地区的这段生活经历，给我的影响极为深刻，使我终生受益。1966年到1976年十年###期间，我受###被关在秦城监狱，1972年妻子安捷带着孩子们去探视时关切地问我：“生活怎么样？”我回答：“还可以，比抗日战争时还好呢。”他们以为我在说笑话，都笑了。其实我是认真的。这时关心的是无产阶级###什么时候终结，党和国家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人民早日过上安静幸福的生活，我早日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至于个人生活，是无足轻重的。
三、奉调北方局，邂逅陆平打游击
在妙峰山前后活动了三个多月，1942年4月，贾练告诉我，有电报来要我去北方局。在回去的路上，最困难的是渡永定河。当时敌人正在沿河修建的丰（台）沙（城）铁路线，是敌人严密控制的一道封锁线。敌人日夜巡逻，沿河的船只、筏子都被敌人收缴，我们只有夜间在当地抗日群众的帮助下，拉上绳子，坐着箩筐渡过湍急的河流。过河后，走山间小路，翻山越岭，刚过了斋堂沟，就遇上敌人“扫荡”，便会合到正在该地区检查工作的平西地委宣传部长陆平那里。
那时候的陆平真是潇洒倜傥啊。他一身便装，束着腰带，别着驳壳枪，举手投足透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热情与自信。陆平是吉林人，原名刘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会执委、北平###常委，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由陆平书写，赵德尊镌刻的大幅石雕标语“保卫华北”至今保存在香山脚下。他去过延安，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奉命来到平西建立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他不仅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地方###政权建设，而且还拎着枪打游击，带领武工队深入敌后锄奸锄特。陆平是个乐观的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