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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先生不同，他在《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一书中也曾对孙中山性格中倔强的因素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详加厘正；但在总体上，即于人物的关键之点的把握，却有远远超出曹聚仁只会掉以轻心埋怨人的深湛眼光。他说：“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Modern man，是真能摆脱帝王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政治家。”唐先生认为，孙著《民权初步》的重要性还在《建国方略》《三*义》之上。他举孙中山亲自动手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为例说：“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胡适口述自传》四章注第四条）。
孙中山先生周围的幕僚
中山先生虽以幕僚面目走向社会，却终因社会情绪大为不堪，*弥漫，荆榛满目，至难进行。先生感慨风云，悲愤时局，乃毅然变更途辙，挺天纵之大圣，而为有史以来中国*革命之精神领袖，逐步地在先生周围又聚集起无数志行坚毅、学问湛博的一批青年幕僚，作为先生的助手，负剑海国，戎马仓皇，孜孜矻矻，推动中国革命，向皇权专制发起了总攻。
日本志士对中山先生倾心拜服，“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孙中山年谱长编》341页）。同样，这批青年志士，仰慕先生人格高风，咳唾珠玉，以亲接謦欬为荣幸，愿以头颅颈血，追随先生革命。
他们从长久的历史，如磐的现实，深知无法进行些微的改良，因所谓改良，无异与虎谋皮，只能说而永不能行，必以鲜血洗涤人心，予社会以当头棒喝。他们在先生周围，倾吐胸臆，指画大计，扳谈经旬，日夜不厌。
在孙中山的旁边助手很多，早期最重要的就是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这三个人，他们是孙先生手下最得力的干部。《马君武文集》说，他们三人中，先生最信任朱执信，执信长得身材矮小，从外表看去像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但是他非常聪明，理想也很高，商量事情的时候总理对胡汉民他们还常有争论，但是对朱执信则不然，不管什么事，只要朱执信一讲就行。他的胆子也非常大，自己率领数百兄弟攻打虎门炮台，同时也在战斗中壮烈殉难。朱执信先生有言：“人类更高级之感情，果何所求乎？曰：自由光荣之生，心安理得之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5）
以孙先生的坦荡襟怀，连袁世凯都不得不承认的。
孙先生的助手或幕僚中，他们是中西文化相摩相荡中造就的一代知识分子，绝非北洋政客可以望其项背。他们和北洋幕僚的重大区分乃是后者长于机变，颇识权谋，甚至务为欺凌，包藏祸心，当其以武力伺机控制行政系统之际，那就不惜为鬼为蜮，翻云覆雨了。声色货利、政以贿成是其最后的依归依托。而孙先生的助手们，受其影响，哪怕啮雪吞毡，总保持大节的伟岸。二次革命后的军政府时代，当孙先生、胡汉民移往上海后，马君武等留广东，以译西书、饲家禽过日子。1919年9月马君武致胡汉民函件：达尔文《物种起源》译成已久，无资付印，在此兼养羊牛，费去三千元，无利可获，养鸡十余只，连日为硕鼠偷其四五，昨夕夜深闻鸡呼救，点灯视之，又少一只……胡汉民复马君武函，则全用他并不擅长的白话文字，像书法中的童体，颇有稚趣：来信和大作收到，仲恺、执信都欢迎到了不得，现第三期业已交去，你的大作只好留在第四期……可怜现在社会，难道哪一个不怕米贵，但是民食问题都还没有人想办法解决……你又是一个喜欢研究进化论的人，我唯有祷祝你加工竣稿出版，大家就有好书看了……
马君武，1916年7 月30日代表孙中山会长在*铁道协会欢送国会议员大会上作演说，他分几端阐述：阐述了孙先生的铁道思想，实行的主要障碍，出口、进口贸易的多寡受交通制约的关系。
内地所受交通的制约。五年来铁道建设所受北洋官僚的压制，债务转嫁人民头上的祸端。孙先生寄望于国会种种……
全文仅*百字，头头是道，援笔成文，具立言不朽之意。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
但是昏头昏脑的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梁启超此类人，气质心胸，实难及中山之万一。中山先生伟大，量如沧海，陈炯明等欲叛变，其迹甚明，多人告之，先生不以为然，认为陈氏必不至于此。至炮轰观音山后，先生对其重新接纳的条件，仅仅是一纸悔过书。而陈氏犹骄悍作态，最后成为孤家寡人。
辛亥革命后，先生自海外归来，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迎接，旋至沪。陈其美、黄兴来迎，商建政府，举先生为总统。章太炎放话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指其妄言。章氏又撰口号：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盖章以革命名宿自居，耻不获闻大计，其在东京破坏军器密输之举，党未深罪之，章氏仍不自安，阴怀异志。立宪派阳逢迎之，太炎暗喜，辄为他人操戈。
如太炎者，未老而已糊涂，老顽童顽劣之气不改，甚而越聚越深。
马君武说，总理的思想很高超，而这种思想的得来，完全由于他的努力读书。他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的人。医学、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尤其喜欢看战史。中国战史中，他很钦佩李秀成解南京之围那一段。李秀成用兵打杭州，一路扫过去，势如破竹，再由杭州打回南京，终于解了南京之围。（《马君武文集》474页）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6）
他看过的名著，大都分送给身边追随的助手，马君武就得到他很多的书籍，很珍贵地藏在上海吴淞家里，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连他学生时代积累到后来的藏书，通通挨烧了。
同盟会会章的起草人，是马君武、陈天华、汪精卫三人（《马君武文集》472页）。
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期间，气氛热烈，他身边投效革命的年轻人很多。像马君武等，刚从欧洲回来，赶到武昌城下亲冒矢石，又赶到上海欢迎孙先生，再转南京出席会议。“正是三十年华，英气蓬勃。连夜赶回南京，一路叫着*万岁，喊得声音都破。但那时精神很好，一切应付裕如”（《马君武文集》469页）。
马君武说：“民国成立的时候，总理要让位给袁世凯，自己去办铁路，这件事，胡、汪都说不要紧，而我坚决反对，因为我看准了袁世凯是个坏人。但总理去意已决……跟总理出来，大家都是一肩行李，两袖清风。到了上海，我又给总理派做秘书长。
民国元年总理重到日本去，王亮畴、戴季陶和我一班人随侍在侧。那时候日本的欢迎者热烈极了。来欢迎的人们和车子，直使路为之塞。据说为日本人欢迎外宾空前所未见。”（《马君武文集》475页）
马君武以为，中山先生的伟大，在勤于求知，他频年奔走革命，稍有空闲，便又浏览各种书报，学问渊博精深。他的主义、政纲、政策等，目光何等远大。他待人接物都是推心置腹，不记私仇。就是公开反对过他的人，表示服从之后，和先前一样待遇。
知人善任。对于用人，并无亲疏贵贱之分。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能做什么事，所以当时的革命志士，望风景从。因此“孙君具有一种魅力，能使欧美之士无论其居何种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马君武文集？孙总理》）“革命事业三事，军事、外交、财政。孙君虽非军事专门家，然其最近十年所专研究者，为战术学，屡起举行革命，富于经验。至于财政和外交问题，则我敢断言，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矣。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记孙文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247页）
柏文蔚记孙中山先生过天津时遗言：北洋军人全不可靠，我们应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组织军队，非根本解决不可。
孙先生实在是不亲干戈之人，如中国症结可以政治解决的话。动刀动枪，实为迫不得已。
胡汉民在临时总统府时期，统筹秘书班子，文件大小他都要过目，四面八方来求见孙中山先生的他都要先行见面接待，他就睡在孙先生寝室的外间，每天晚上梳理白天的重要事件报告孙先生。孙中山助手中，如陈其美、胡汉民等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幕僚。
他的秘书——整个大秘书班子有庶务长沈某自称内务大臣，招摇于外，强征民间的车马，胡汉民就让江苏都督将他拘捕。沈某的继任者就是应夔丞，他还兼任卫队长，飞扬跋扈，胡汉民也将其抓捕，并欲杀之，被孙中山制止，只是解除其职务。当时的参议院中，同盟会籍议员占大半，执著于三权分立之说，好持异议。譬如有些人说，定都南京那么远怎么控制东北呀，不等于放弃吗？此类言论以章太炎、宋教仁为代表。当时南京如开追悼阵亡烈士大会，章太炎居然撰写对联讽刺：群盗鼠窃狗偷，死者当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毕竟虚言。胡汉民认为这是公开的反革命言论。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7）
有一天，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人来求济于政府，孙中山先生批给20万元，胡汉民马上到财政部拨款，可当时的金库里面只有10个大洋。当时战火纷飞，临时总统府的行政令不出都门半步，政府各部亦仅备员名义而已。可见当时作为秘书的也真是困难重重。
另外一件事情，则特别显露了秘书班子对个人性格的制约。胡汉民提倡朴素、简易的民风。当时要地北方将士出文告，由总统府秘书雷铁厓撰稿。胡汉民认为他用词艰深，就说，这个是要让普通士兵都能看得懂的，就像棉被、稻谷一样是非常普通的东西，而不能是罕见的山珍海味。于是否定了他的文稿，让另一个秘书任鸿隽重拟。雷铁厓非常愤怒，拂袖而去。并有诗句说，八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胡汉民认为这是名士气太重，很难做好行政工作。
关于这件事情雷铁厓另有说法。雷先生也是老同盟会员，资格几乎不在胡汉民之下。
关于这段时间的秘书工作，胡汉民说，张謇推荐了十几个人来总统府做秘书，胡汉民一个也没录用，于是张謇就在上海一带扬言说，胡汉民善于揽权，好像一个第二总统。当时汪精卫说，他们骂你，等于是赞扬你非常负责呢。
张发奎对胡汉民的看法深透入骨，“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心胸狭窄，没有孙总理的气度”。
至于汪精卫，“软弱无能，作为行政院长，他本身没有主意，不敢对蒋先生进言，却又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到了抗战民族危急之时，他还“把自己对蒋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义之上了”。
“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李宗仁*》上卷）
“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李宗仁*》第32章）
李宗仁此种看法，多少暴露汪精卫性格弱点，只适合在幕僚地位辅佐，不宜做主官以控制全局。问题是中山先生辞世后，汪氏心理却已膨胀，个性、智力和时势、他人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