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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黄埔二期生，聂绀弩的自由化倾向和邱清泉如出一辙。林东海《文林廿八宿？师友风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79页）就记述聂翁不拘小节，经常穿着木拖鞋上班，端着茶与同事聊天。内心相当充实，底气很足的人方有此种表现。聂绀弩晚年，同事去看他，他会闭目养神，忽而蓦然作狮子吼。
从开头看到结局
徐蚌会战开了头，接连失利，尤其邱清泉不救黄百韬，在各种电影、报告文学中成了一宗公案。对此，邱先生本人是怎么说的呢？他召集师长开会说：“老先生的信你们大家看一看，我邱清泉奋斗一生，却说我不想救友军。在中原会战以来，我老是救人，而人家（指黄百韬）救不到人被围，却说我不救，人家不该死，我们该死！不过，不管怎样，对领袖我们没话讲。现在的情况，桃林岗还胶着在那里，现在弹尽粮绝，打榆厢铺是没办法了，但我们仍得设法救铁佛寺黄百韬，如能达成任务，则可将功赎罪，如不能达成，我们都活不了命，现在你们意见怎样？”接下来，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策略是怎样的呢？还是选择逆境中幅度很大的迂回战，从正面撤退下来攻击对方后背。他麾下的师长周志道以为这是兵家大忌，弹尽粮绝、精疲力竭之际，首先是从正面撤不下来，其次夜间打迂回战更犯兵家之大忌。可是邱清泉说：“我知道，今天的情势，身为军人，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人困马乏，人家也疲困之极，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谁能出奇制胜，谁就打胜仗，我决定今晚实行迂回战！”（吴思珩《徐蚌会战的序幕》，《口述历史》第8期）
诚所谓受命于艰危之际。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排在第二位的，便是邱清泉将军。可是，依邱清泉的脾气，他会理睬吗？他曾指着兵团司令李弥和副司令陈冰的鼻子大骂，指斥他们作战不力。到最后关头，还想以军事技术挽救毁灭的命运。陈毅的第一封劝降信，派军使送给杜聿明，邱清泉发现后，立即抢来烧了。不久，杜聿明又接到第二封劝降信，拿去征求邱清泉的意见，他看也不看，接过来撕成碎片。
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黄维、胡琏的第十二兵团，都是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尤其是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更是王牌中的王牌，全部美式配备，机械化程度极高。这些部队在上蔡、确山、徐州、蚌埠、直至郯城一线扇形布开。最后，除胡琏、李弥、孙元良等几个高级将领以及少数部队落荒而逃以外，其余，从“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起，黄维、文强、李汉萍、邱维达、杨伯涛……一干司令、军、师长被生擒，黄百韬兵败自戕，邱清泉战至最后一人。据他的幕僚长李汉萍回忆，当时邱清泉已精神错乱，手提冲锋枪反复叫喊“共产党来了”，辗转乱跑。。 最好的txt下载网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0）
邱清泉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定的将领，他数次向杜聿明拍胸脯要“包打”，直到黄百韬全军覆灭后，他还认为徐蚌可守。环视宇内，则东北失陷，华北逆转，鲁北变色，徐蚌风云紧急，为了固守徐州，拱卫京畿，他坚持内线作战，守势机动，劳碌奔命。他是一员杰出的战将，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时移世易，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不能单独存在。
在最后关头，他也发牢骚：“我真不明白，总统只知写手令、打电报，战场实际情况，他老人家全不清楚。”
他骂杂牌：“我早就说过，杂牌军靠不住，越多越是祸害，关键时刻就倒戈，真他妈的害人精！”事实也确如此，若非吴化文、刘振三、张克侠、廖运周等军头在紧要关头拉开口子倒戈，即使徐州突围决策欠妥，也有希望全师而退，倘能顺利转进淮北，至少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江山。
至于邱清泉骄悍的原因，当时杜聿明还未到差，他是以副司令代司令官的。邱清泉在当时，有人说他是骄兵悍将，他的骄悍确是有名的，然而他也说国防部的命令不能听，一听就打败仗，正好陷入圈套。他尝谓：“国防部的命令未到手，副本早送给陈毅了，我们还打什么？”这是开玩笑，但事后也印证了，第五纵队假借最高统帅的名义把徐蚌前线50多万将士驱赶到了绝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认为军人乃以打胜仗为目的，战场情势瞬息万变，必须因时制宜，墨守成规如何能打胜仗？说他骄悍则可，说他不忠则不可。他是他们校长的忠实信徒，他在砀山就任第二兵团副司令时，有一段誓词是他自己拟的：“总理在天之灵，使我们作为委员长的学生，如果不服从命令，则雷打火烧，天诛地灭！”他颇有尽忠于疆场的决心。
邱清泉说，杂牌都是害人精，虽属情绪化语言，不可谓不经典。盖民国几十年，并没有真正的统一，日本打来了，造成的是虚假的团结，虚飘的组合，一旦战后重新面对乱麻一团的国事，种种矛盾忽然都到眼前。军阀对蒋先生的投靠，大多是一时的利害的选择。时过境迁，或者合作投靠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的不满和怨尤，造成离心离德。
远征军参谋的绝地行军
抗战期间，一代青年幕僚也成长起来，很有一番作为。
罗友伦在1939年底，从陆大研究院调到第五军担任参谋处长，本来张发奎在抗战时是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他打电报给陈诚，要罗友伦担任第四战区的作战参谋处长。这个职务是很高的，因为下面有军团、兵团，然后下面才有军、师、团……隔了好几层。他没到张发奎那儿当大处长，而选择第五军当了小处长的原因，在于前者（战区）机关牌子太大，指挥机构太高，除了做计划之外几等悬置；而部队（军）的参谋处长则是直接管部队的，两者差异很大。罗氏甫上任即督练军直属部队，有时直属部队比一个师还大，如战车团、汽车团、工兵团、辎重团等很多团的部队都归参谋处督练，天天在部队里活动，令其感觉很踏实，这和士兵的联系是零距离的，再以第五军是王牌机械化部队，精华都在里面。
他到第五军当上校参谋处长，正好赶上昆仑关消灭日军的凯旋曲。
1942年2月，第五军开赴昆明，旋即转赴缅甸，这即是远征军。那时罗友伦已是少将参谋长了，督导了3万多名部队、1000多部车辆，由昆明运输到腊戍，后来司令部就设在缅甸梅苗，美军史迪威将军、英军蒙巴顿将军的司令部也同驻一个山庄里。盟军就在那里举行联盟作战会谈，最后采用第五军幕僚研拟的作战计划，以第二○○师南下缅甸中部的同古阻止日军前进。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1）
于是第二○○师到了同古，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终被日军三面包围了，那时最高统帅命令该师死守同古，牺牲到最后，以表示国民革命军的精神。因为救援部相隔百里远，所以只能在撤退与死守之间做选择，假如死守，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被敌人包围、歼灭。那时第五军有三个师，如果有一师被敌人吃掉，只剩两个师，士气一定受挫，而且坐视不救，有损指挥道德，因此罗友伦力主撤退。但撤退是违抗最高统帅的命令，可能受军法审判，罗氏和军长杜聿明、最高统帅部参谋团团长林蔚在房间内反复讨论了几个钟头，始终没有结论。时至深夜，罗友伦说：“假如不立刻即下令撤退，就再也没有撤退的机会了，如此一来，一定会完全被敌人包围歼灭。”于是他动手拟好了命令，请杜、林签字，他们都不肯签，罗友伦只好先签名以示负责。那时作战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指挥官与参谋长同负责任，所以要是违抗军令，军长、参谋长都要接受军法审判，最后军长杜聿明被他说服，也签了字。在一夜之间全师循着铁索桥渡过河川撤退，使拂晓前敌人四面包围攻击扑了一个空。事后第五军二○○师戴安澜师长向罗友伦抱怨，说军部不管他，将他丢在那儿。实际上是撤退命令发晚了。缅甸同古战役之后，接着又有平满纳战役等其他战斗。
罗友伦事后回忆：
“1942年夏，战事失利，被迫转进缅北，再转进印度，原来山间的小路在雨季时都变成了小河。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原始森林，行进非常困难，于是把带来的几门炮及几辆吉普车也通通丢掉了，只剩下几部装甲车和100多匹骡马。我们越过了伊洛瓦底江，深入不毛的地方，一天露营在诸葛亮五月渡泸河坝上，因喝了河水，3000多人通通腹泻，听说骨灰可以止泻，于是把马杀了，烧成了骨灰给官兵吃，果然止泻了。
回到了部队，困难情形愈来愈多，最后连装甲车也丢掉不要了，而160匹骡马也全部倒毙，之前我一人就骑了16匹骡马，在路上行军时，马匹不倒毙，而到了休息时，马匹就倒毙。死去的马匹也都被吃光了。
连续不断大雨，下得连对面都看不见人。一天走到一个山头上，全军没有一支火柴可以擦得着，因此虽然仍有粮食，但无法熟食，只有我一人身上带的火柴可以用，因为我是穿着毛衣，毛衣可以御水，大雨下过了，不一会儿就干了，所以火柴在身上不会淋湿。但火种虽点燃了，却没有木柴生火，因为树木都是湿的，后来有人说起枯树枝是干的，因此我们就折了很多枯树枝摆住一起，果然火柴一擦，枯树枝就起火燃烧了，于是大家又有熟饭可吃了。
我们走过了不知多少河流，因为道路都变成了河，有的因山洪暴发，波涛汹涌，根本无法渡过，因此前卫司令官因为工兵架不了桥，不能达成任务渡江，所以想要举枪自杀。我赶到前面，集合土人，问他们如何才能渡过这条河，他们回说得架桥：长长的藤绳绑在河边的大树上，然后搭成三角形，再扩大延伸过去，同样的再把藤绳绑到对面的大树，做成了一个藤索大桥，就可以渡江了。我们循着藤索天桥，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像这样的河流不知经过了多少。而且愈走愈困难，前面走过的前卫，沿途就留下一身白骨，感觉好像真的是进入了人间地狱。在路的两旁，有些士兵身上爬满了蚂蟥，数以万计的围着在那儿啃食他们的尸体，其中有一位士兵眼睛、嘴巴还能动，他说：“军长、参谋长！救救我吧！”但我们也无计可施，谁能赶得走那么多的蚂蟥，而把他救起呢？那时因为雨季太长，水泡得太久，四肢都麻木了，所以常常一旦坐下来，就爬不起来了，稍一迟疑就会有蚂蚁、蚊蝇出来围攻你。我的一个侍从副官就因蚂蟥从尿道里钻进去几乎丧失了性命。。 最好的txt下载网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2）
从缅北到印度，我们绝地行军，一路上遭遇饥饿、疾病、虫害，死在途中的有8000多人，沿途都是白骨。我们带了万多人，到了印度只剩下3000多人：而带着的160匹马，全死在路上。有人还说我们比牛马还要健壮，在那种环境之下，像牛、马一样壮的也死光了，我们之所以能活着，主要还是靠着求生存的意志力量，人类求生存抵抗恶劣环境的力量，要比牛*得多。到了印度重整军备，在兰姆伽训练，后来这些部队就从缅甸反攻，消灭了日军的第十八师团，打通了雷多公路，直通昆明，从此物资源源而来，使后方得到了补给，壮大了国民革命军的反攻能力。
我到了印度，反而害了热带病，一直高烧不退。史迪威将军就把我送到印度医院养病，病愈之后，畅游了喜马拉雅山脚的大吉岭。不久我就乘飞机飞过了喜马拉雅山的驼峰，回到了昆明。”（罗友伦《从桂南会战到缅印绝地行军——第五军抗日作战忆往》）
晚年，记者曾专访罗友伦，其中一个采访的问题涉及幕僚作业。记者问，抗战时对日本人的装甲车挖深壕沟来阻挡，您认为这种方法好不好？罗先生答，当然有其作用，这种壕沟就叫战车壕，可以阻碍敌人战车的前进，敌人经过时，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爬不起来。敌军通常碰到这种问题，就是叫士兵用推土机将路坑推平后，才可以重新开动。
至于士气方面，有人认为部队越打越差。罗友伦以为，虽然打得很艰苦，但士气一直都是很高昂、旺盛的，因为我们受日本人欺负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士气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