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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盟友向村中的广场走去。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俄国的“谢尔曼”坦克聚集在广场上的教堂周围。那三十六名德国俘虏从一个地窖里被放了出来。其中一个伤得很重，躺在一辆手推车上。正当上尉再次拥抱富勒之时，又是一声枪响。富勒连忙转身，只见车上的伤兵跌了下来，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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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1）
希特勒预言英美之间将会有日益扩大的裂痕，这并非基于纯粹的愿望。像1944年，英国人希望仅由一支部队进攻德国北部，而美国人则仍然要求发动更广阔的攻势。艾森豪威尔又一次进行折衷：蒙哥马利做主角，领导主攻；而布雷德利则在南部发动第二攻势。和以前一样，这一折衷方案只是让双方都不高兴。
1月31日，马耳他，在联合参谋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比德尔·史密斯宣读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电报，他向大家保证，自己仍然计划让蒙哥马利以“最大的兵力以及完全的决定权”，从北部渡过莱茵河，然后等待布雷德利和德弗斯迫近这一区域。不过他又补充道，只有“当南方的局势允许我在不过度冒险的前提下集结必需的军队时”，才会采取这一计划。
布鲁克感觉很泄气。对他来说，这封电报不过是又一次试图取悦双方。这只会使本已混乱不堪的局面更加混乱。同时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二流玩家”。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因此，我们又一次被困住了。”
如果能知道马歇尔对当天议程的看法，肯定很有趣。不过，他不写日记。事实上，他甚至很少和自己的部下讨论此类问题。一次，他对自己的密友约翰·E。 赫尔少将，作战师里相对年轻的首脑说，他永远也不会写书，因为他无法使自己直言不讳地评论某些人。
马歇尔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是，他本人没能成为欧洲的盟军总司令。丘吉尔本来属意于他，但是罗斯福听取了莱希、金和阿诺德的意见，认为五角大楼更需要他。后来，马歇尔推荐了一位著名的飞行员，他的前任作战参谋弗兰克·M。 安德鲁斯中将。但不久这位将军便在冰岛死于飞机失事。马歇尔的第二选择是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艾氏还是一位相对无名的准将。有些人说，艾森豪威尔只会对马歇尔随声附和。然而，像赫尔那样的亲密伙伴却声言，如果说二者之间是父子关系，那么马歇尔的确从不*。关于这一点，私下了解两人频繁往来的书信内容的任何人都可以证实。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作出决定，而马歇尔几乎每次都予以批准；即使不同意，参谋长也只是进行询问，而从不批评。
尽管在马耳他会议期间，马歇尔看上去如以往任何时候一般沉着冷静，但实际上，他正强捺着因英国人不信任艾森豪威尔而愈燃愈旺的怒火。他们一再要求给艾森豪威尔配个副手，让其指挥一切地面军事行动。马歇尔担心，这将使他们有机可乘。英国人一直声称，这样一个任命，可以给艾森豪威尔更多的时间，使他能够充分履行总司令的职能。马歇尔始终反对这个建议。几天前，他曾对艾森豪威尔说：“只要我还是参谋长，就决不让他们强加给你一个地面总指挥官。”
那天夜里，布鲁克正准备上床睡觉，比德尔·史密斯突然到访，要和他聊聊天。闲聊了几句之后，布鲁克说，他怀疑，作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是否“足够有力”。这促使史密斯建议两人开诚布公地谈谈——坦率地，非正式地。当然，布鲁克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他开始直言不讳地吐露说，他非常怀疑艾森豪威尔，因为他对战地指挥官们的意愿过分注重。史密斯回答道，艾森豪威尔管理着一批高度个人主义的将军，像蒙蒂、巴顿和布雷德利那样的人，只有软硬兼施才能驾驭。
第二章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2）
这丝毫没有引起布鲁克的关注。他说，艾森豪威尔过去经常因为别人的意见而背离自己的目标。他特别擅长协调盟军之间的分歧，然而，他对各方观点的同情，却使他总是被最后一个与之交谈的人过度影响。史密斯尖锐地反驳道，最好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问题提交联合参谋部。布鲁克立刻改口，承认艾森豪威尔具有很多杰出的品质。布鲁克本来不也批准了任命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吗？他说，他所希望的是，史密斯本人能够意识到，将兵力集中在北部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允许布雷德利把针对法兰克福的“第二”进攻变成主攻。
两人放心地分手了。布鲁克确信，作为艾森豪威尔的计划的起草者与执行者，史密斯是同意自己的观点的。史密斯则肯定，布鲁克认为艾森豪威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当总司令。两个人都误解了对方。
当晚早些时候，在总督官邸举行的隆重的正式晚宴上，爱德华·小斯退丁纽斯和丘吉尔谈了话。小斯退丁纽斯现年四十四岁，刚刚接替了患病的科德尔·赫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最年轻的国务卿。不过，与其说谈话，不如更确切地说，他遭受了一场猛烈的口头攻击。丘吉尔用他惯常的尖刻语言说话——会议秘书们必须不停地将其从记录中删掉。丘吉尔责问斯退丁纽斯这个鬼东西公开攻击他最近在意大利问题上的立场，究竟是想干什么。罗斯福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已经警告过斯退丁纽斯，丘吉尔会在这个问题上“痛击我们所有人”。虽然如此，这位新晋国务卿仍然对首相攻势之猛烈准备不足。斯退丁纽斯有着一头蓬乱的银发，两道浓重的黑眉，让人一见之下印象非常深刻。他曾是美国钢铁公司精干的董事会主席，年薪十万美金。在弗吉尼亚大学上学期间，他曾去主日学校教书，并利用空闲时间为山区的教众宣读《圣经》。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不爱好运动——却依然很受欢迎，总是被选为班长。他为人诚恳，做事认真，毫无政治野心。他唯一的渴望就是为国效劳——可以不计报酬。然而，这并不足以使他胜任国务卿的工作。未加准备便涉足复杂的国际事务，这使他难以应付丘吉尔、艾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的职业外交家。
在国务院，他几乎总是听从顾问的意见。有一次，送来一份外发文件要他核定并签字，他唯一的意见是，页边的空白宽窄不合适。不过，虽然某些职业外交家嘲笑他，认为他庸俗呆板，没见识，他却因自己的谦逊与温厚的天性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欢。也许正是这些特质，才让罗斯福选择了他。由于赫尔生病，总统自己做了一段时间的国务卿。比起詹姆斯·贝尔纳斯那种强势者，也许罗斯福更想要一个能够不加争辩地执行自己意愿的人。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罗斯福指示他忠实而精明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随同斯退丁纽斯前往马耳他，并且密切监督他的行动。罗斯福政府的敌人已经公开指责说，斯退丁纽斯只不过是霍普金斯的“傀儡”，并且轻蔑地称他为“白发男孩”。
丘吉尔继续对斯退丁纽斯进行攻击，就好像他本人应该对美国人持续批评英国首相一事负责。首相命令英国驻雅典部队攻打刚刚与纳粹战斗过的共产党游击队，这让美国人有很大意见。丘吉尔说，如果英国没有在希腊驻军，希腊共产党早就已经轻松地夺取了政权。
第二章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3）
翌日，2月1日清晨，斯退丁纽斯开始了较为安宁的一天。他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一起，离开英国轻型巡洋舰“H。 M。 S。 猎户星座”号，到码头上散步，并且准备就雅尔塔会议上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友好的讨论。与他的叔叔不同，艾登举止文雅，性情平和。倒不是说他没有激动的时候。尽管公众以为他是一个温驯、温和，甚至温雅的绅士，事实上，他有时也会勃然大怒。小羊作狮吼，这才最令人惊惶。
上午晚些时候，艾登、斯退丁纽斯和他们的助手在美国人暂住的“天狼星”号上会面，准备重新研究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将采取的立场。艾登认为，美国人过度重视创建世界组织的提议，而对波兰问题有所忽视；除非可以“劝说或迫使苏联适当地对待波兰”，否则“不值得下力气”去创建联合国。
尽管波兰问题起源久远，但当前的危机却可以追溯到1939年8月23日。那一天，令大多数世人都为之惊愕，俄国和德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达成协议，两国瓜分波兰，以换取俄国不干涉。9月1日，德国坦克滚滚驶向华沙。两天之后，英国、法国对希特勒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于波兰来说，盟国的参战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援。三周之内，德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了波兰全境，数十万波兰人被关进纳粹或苏联的集中营。不过，途经罗马尼亚和法国逃至英国的波兰政府，却被西方*国家承认为合法的流亡政府。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又一次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他背信弃义，进攻了苏联。几周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面世。这给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波兰人都带来了新的希望——至少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波兰提供了基础。不久，当俄国对宪章的准则表示认同，许诺“不再扩张，无论是领土还是其他方面”，波兰人的乐观主义似乎有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当战局扭转，红军与德军势均力敌之时，斯大林却坚持说，俄波的边界应东移至分界线——即1919年寇松勋爵在巴黎和会上所建议的那条。这意味着俄国将保留红军在1939年占领的波兰领土的绝大部分。波兰人被激怒了，但是他们的争辩却没能影响丘吉尔。他和斯大林一样，相信战局的戏剧性转变必然会改变政治。罗斯福也有同感。1943年，这两位在德黑兰会议上秘密地答应斯大林，他们会承认寇松线。
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当然不知道这一协定。他前往美国，请求罗斯福亲自做出保证，将支持波兰的权益。两人于1944年6月6日会面，即诺曼底登陆日。罗斯福只字未提寇松线，仅答应波兰将会取得自由和独立。
“斯大林持什么态度？”米科拉伊奇克问道。
“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总统一边点烟一边回答，“在判断俄国人的行动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政权仅有几年的经验。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斯大林不是帝国主义者。”他接着说，波兰人必须与斯大林达成谅解。“单凭自己，你们没有任何机会打败俄国。现在让我告诉你，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无意与俄国作战。”罗斯福注意到米科拉伊奇克显然非常担忧，于是补充说：“不过，不用担心，斯大林并不打算剥夺波兰的自由。他不敢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美国政府一直坚定地站在你们背后。波兰在这次战争中不会受到伤害，我会对此负责。”总统力劝米科拉伊奇克尽快会见斯大林，争取达成谅解。“如果事情已经无可避免，”他说，“就应当努力使自己适应它。”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4）
作为强大的农民党的领袖，米科拉伊奇克和大多数波兰人不同，他并不坚持说决不向俄国人作丝毫让步。他同意飞往莫斯科。然而，在途中，他得知斯大林专横地将红军解放的波兰领土，交给了在卢布林新成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气得差点立即返回。该委员会的领导人，不是波兰共产党就是波共同情者。
7月30日，他抵达俄国。简直没有比这更戏剧性的时刻了。科西尤斯科电台刚刚广播了对华沙人民的呼吁，请求他们“积极开展巷战”，协助正在迅速接近的红军。呼吁的最后几句甚是激动人心：“波兰人，解放的时刻即将到来！波兰人，拿起武器吧！决不能错过时机！”当波兰的地下领导人听到这些话语，立刻实行了“风暴行动”。这是一次反对纳粹的全面起义。地下人民军总司令博尔将军（其真实姓名为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下令，战斗将于8月1日正式展开。那一天，约三万五千名装备落后、年龄各异的波兰人攻击了华沙的德国驻军。德国党卫队和警察队伍——包括缓刑期间的罪犯和憎恨波兰人的、变节的俄国俘虏——在党卫队少将埃里希·冯·德姆·巴赫—泽勒维斯基的指挥下，涌进城中，发动了一场极其残忍的运动，企图在*起义的同时，将华沙彻底夷为平地。
波兰人坚持战斗，深信近在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