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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200米。我问警卫连的，沙飞枪毙时恐惧吗？他说很自然，上车下车很自然，没后悔、没顾虑、没难过、没掉泪。他走后，很多人说，沙飞很有骨头，很有军人气派，不是拽、拉、拖。
军大负责人李钟奇等认为关关就算了，没想到是处决，大家想不通。
张富云：3月4日公审大会我参加了。阴天，灰蒙蒙的，上午在和平医院小操场宣判，沙飞站在临时搭的台上，穿着军衣，不戴胸章，他很帅，很精神，很整洁，整整齐齐的。他脸苍白，但没有害怕，对着台下看东看西，视死如归。大家议论，他什么都不在乎。日本人参加了会，军区来人宣判，大会时间不长，当场宣布极刑，马上拉去执行。葬在烈士陵园东墙外。沙飞死后，日本人佩服，说中国共产党真伟大！
审判过程我不知道，不知道有审判会。当时传说，这么大干部，非要毛主席从苏联回来定，是毛主席批的“杀人偿命，照顾国际影响”。我们都没想到是死刑。
津泽有4个孩子，小的三四岁。沙飞很有才华，他有好几个孩子，小的还很小，一转眼，两家都没爸爸了。我们感到真可怜，挺惋惜的。
姜杰2001年回忆：在医院操场，我在下面坐着，来人宣布，沙飞在台上，一点不害怕，像在病房时一样。大家在下面议论，沙飞是不是有病？杀人犯法，他是知道的。
和平医院司机焦恩1997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回忆：沙飞出事后，华北军大来一个人，我开车把沙飞和他从医院送去军大，当时不知沙飞的名字，他穿棉衣，带着大衣，他下车时对那个人说，拿大衣来，别把我冻着。满不在乎。冬天送去，关了几个月，春天执行。没有开审判会，上午10点多，我开车把沙飞从军法处送到刑场，这次我才知道他叫沙飞。我当时开的是一辆军用中吉普，美国救护车，军大军法处去了两个人，没有其他人，车是两排座，中间可以放担架，他们3人坐着，没说什么。沙飞穿的是新军装，他没有恐惧，没有带手拷，到刑场也没有带。下车后他对执刑的人说，我的事情，希望组织考虑考虑。人家说，你的问题早经过讨论了，毛主席都参加会议了。刑场很近，没2里地，破破烂烂的，挖了一个坑，位置在烈士陵园后面。我没等他们，马上开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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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时不下跪（2）
王朝秀（汾阳中学退休教师）1995年、2001年回忆：当时我从华北军大毕业分配到军大保育院，在石家庄市西郊的一座黄楼。1950年3月4日，天阴沉沉、灰蒙蒙的。7时许，我们正在吃早饭，有的在门前蹲着、站着吃。我们看见从围墙外进来一辆马车拉着一口棺材，没上漆，白白的，车拉到传达室后边，好像不愿让别人看见，但我们都看见了，都笑，我们围上去问拉车的老头，干嘛拉棺材？这个50多岁的穿一身农服的老人说要枪毙人。是什么人？听说是个当兵的，打死了个日本大夫。老人语调沉重，很是不平。大家愤慨地议论纷纷。不久听到围墙外汽车打鸣笛，赶车的老人跑到门口，又急匆匆返回，将拉棺木的马车赶了出去，紧跟在那辆军用绿色小吉普后面。我们觉得这车里就是那个人，我们20多人就跟着跑，出了围墙往左，再往上有一片荒地，离黄楼有几百米，车停住了。车门开了，下来3个穿军装的人，还拿出一块绿军毯。两人持步枪，另一人中等身材，脸色白净，似乎还有些红润，少年英俊，神态自然，穿军装，没胸章与帽徽，低着头背着手，没捆绑，步履坚定。开始3人并排向前走，走出二三百米，一人站住了，两个人继续往前走，又走了百米左右，两人也站住了，其中一人向旁边走了几步，回头向站在后面的那个举了举手。后面的人突然打了个立正，并敬了举手礼，我觉得是给要被打死的人敬的礼，然后他就朝那个背着的人举起了枪，那个人也不紧张，也不动。吓得我们有的睹住了耳朵，有的背转了脸，有的用手蒙住眼睛，露着指缝还想看。我瞪着双眼，站在那里，脑中一片空白。枪声响了，他倒下了。惊恐的人群突然清醒了似的，跑向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军人跟步向前，两个军人将他慢慢地翻过了身，正了正军帽，拉平整个军服，用纱布轻轻擦去他脸上的黄土与血渍。我们许多人都哭了。那辆马车过来了，两个军人和赶车的老人抬下了棺木，旁边有个已挖好的坑，两个军人拿绿色军毯，铺在棺木内，将他轻轻地抬起来安放其中，动作缓缓的，他们谁也没说一句话，好像怕惊醒正在熟睡的人似的，很安静，静的能听到每个人轻微的呼吸和喘息声。这时传来了8点上班的军号声，当时还没有盖上棺材盖，我们就都跑回了黄楼。早饭都没吃成，我连午饭、晚饭也咽不下去，眼前总浮现着那紧闭双眼的安详的面孔、殷红的鲜血，耳际总响着那刺耳的枪声。息灯号响了，我躺在床上，黑暗中又看到了那恐怖的一幕。我难以理解与接受枪击了一个日本人就必须偿命的残酷现实。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了我们几千万中国人，他们谁偿命了？！第二天早操后，我悄悄地向他倒下的地方跑去，那里已无一人，一片荒凉的地上，隆起了一座黄土新坟。墓前插着一块约3尺高、4寸宽的粗料木牌，上面用墨写着“沙飞之墓”4个字。这时我才知道亡人名叫沙飞。从此我每天早晨出完操就去看沙飞，在他的墓地磕几个头，静静地陪伴他十几分钟，默默地背我为他写的一首小诗。
献给沙飞
每天清晨，我站在您的墓前，
默默地向您诵颂我的诗篇。
尽管我们并不相识，
我却沉痛地将您思念。
您是那样地年轻，不过二十多岁，
飒爽英姿、红光满面。
对革命却已做出了光辉的贡献，
否则您怎么会有“持枪权”？
这支枪是您的自卫武器，
为您治疗的日本大夫遭到了枪击。
是什么原因使您失去理智？失去控制？
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美好的生命再也不属于您……。
我为您遗憾，遗憾您无谓的牺牲。
我为您惋惜，惋惜您青春的短暂。
我为您悲愤，悲愤您生命的坎坷。
然而我能献给您的仅仅是：
真挚深沉的悼念和
纯洁幼稚的眼泪。
安息吧早逝的英灵！
安息吧年轻的沙飞！
在人世间除了您的亲人，好友，
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小兵，
真诚地将您怀念。
我愿它成为对您的一丝安慰。
小兵 王朝秀
1950年3月5日于石家庄
1950年4月我调离石家庄，不能去看沙飞了，但我永远记住这幕——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个壮烈的悲剧，我永远缅怀那年轻美好的生命——沙飞。
1953年我出差去石家庄，再次去看沙飞，墓地找不着了，黄楼还在。
1990年战友于绣萍送给我一本画册《难忘的瞬间》，是她爱人葛立群编的，有沙飞的作品《战斗在古长城》，名字有个黑框，并附介绍沙飞的文章，他于1950年3月4日去世。我很快与沙飞的家人取得联系。1995年８月我应邀到广州、深圳参加沙飞摄影展览，在留言薄上我写了一首诗《忆沙飞》：
血泊奇缘“四五”春，
魂牵梦绕悼英灵。
前辈创业垂青史，
更慰小兵一片情。
当年的小兵王朝秀
作者附记：
我曾多次设想，假如父亲当时没出事，或出了事没被处以极刑，他的结局会怎样？性格即命运！他的经历，他的性格，注定后面的日子会非常痛苦！他根本无法逃脱命运。
执行时不下跪（3）
我越来越感觉到，父亲来到这个世界，似乎就是为了完成他的使命——用照相机记录中华民族一段最悲壮的历史。当他的使命完成时，他选择了一种异于他人的方式，向世人告别。他当时不痛苦！
她始终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1）
1950年3月6日 顾棣日记——
张致祥副主任报告记录：沙飞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他在解放区画报和摄影工作中是有很大贡献的。东北画报社、二野画报的建立都是晋察冀画报社派出去的。沙飞把这些成绩看成是自己的，有骄傲居功的情绪。在张家口时他曾写血书，要和毛主席谈重大的战略问题，他一贯看不起领导，他的思想和党是有距离的。他想到广州搞空军工作，他想以个人的才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张家口市撤退后，他想以照相制版的方法印钞票解决我们的财政困难，并扰乱敌人的金融。抗战中他就想用放风筝的方法轰炸北平。这说明他的思想路线是很错误的。想以小的技巧做出一鸣惊人的事情来。他长期不爱学习，不看报纸，看侦探小说。政治上、思想上腐化堕落。他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把很好的内科医生打死。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很好的警惕。特别是老同志，应当清楚认识自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多大能力的。除了党、除了组织，是一无所为的。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光荣历史，可以骄傲居功，不学习就要落后堕落。很多同志他不学习，成天把个人的问题占满了脑子，这样就潜在着危机，即使不犯杀人案，也会发生同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应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在往下坠，赶紧洗个冷水澡，苏醒过来吧！振奋起来吧！别再想个人问题了！法律是用来巩固胜利果实的。我们要破坏旧社会的法律，因为它是用来统治人民的。今天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为了保护人民的法律，犯了法就要依法惩办。沙飞杀了人，就要按法律制裁。沙飞的错误，他自己负全部责任，领导是没有责任的。他的功劳不能免去他的死刑。我们不能为了他个人的一点功劳，而放弃人民全面的利益。如果不杀死他，必会招致严重的政治上的损失。共产党不是高于人民的阶级，不能不处理。全党应很好的维护这一决定。
沙飞杀死和平医院内科主任医生日本人津泽胜，已于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处决。
石少华：王辉当时与沙飞离了婚。为了同沙飞划清界线，她提出离，当时组织就批准离了。把沙飞杀后，我们对他的爱人、子女一直当作烈属看待、照顾，没任何歧视。（1981年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石少华1981年回忆：处理沙飞时，组织明确表态，不株连家属。解放后沙飞的照片没有用他的名字发表，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与司徒美堂有关系，司徒美堂回国后要见沙飞，我们说沙飞病死了，怕他追根问底，二是他被枪毙了，当时经法医检查过，没有精神病。发表他的作品时都用他的笔名孔望。文革中我的罪名之一，是包庇沙飞。
孟昭瑞1981年说：前不久总政副主任史进前来解放军画报社时说，以后可以用沙飞的名发表作品。
王辉：1949年人民银行成立后，我调北京当人事科长，住前门银行宿舍，当时画报社在西四。沙飞出事后，画报社与银行领导一起找我谈话。我写一封信给聂荣臻、朱良才、张致祥，希望考虑沙飞的贡献，对他从宽处理。我提出多少战争罪犯，只要他们转过头来，就给予自新机会，沙飞的罪恶和他们比较，是不是可以从宽处理，他身上存有鲁迅的底片，应该拿出来，以免损害。不久张致祥找我谈话，传达处决沙飞的文件，还传达了组织3条决定：1。沙飞不是反革命，2。不牵连妻子，3。不歧视子女，组织负责抚养沙飞的孩子。我当时认为他的问题没搞清楚，他与津泽胜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完全失去理智的事？我认为对他处理太急促、太轻率，根本没找我了解有关他的情况。我一气之下，立即给军区政治部打报告，提出和他离婚。领导对我说，他的问题不株连我和子女。
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几乎崩溃了。沙飞死的时候，我38岁，5个孩子，大儿子不满17岁，小女儿刚满1岁。今后的日子多么漫长！老领导方方对我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强迫自己想开，既然已成事实，只有想通、只能面对，坚强地往前走。我两次去石家庄出差，都去找他的墓地，但未找到。
1950年下半年，人民银行要派懂广州话的人去广东接收银行。我懂潮州话、广州话，又出生在香港，总行派我去接收香港中国银行。香港中行负责人郑铁如是潮汕人，以前就认识，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庄世平也是老乡，接收很顺利。我后来调回广州，先后任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经理、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等职。我没有与沙飞的父母亲联系，我无法面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