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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陕川康-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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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非与罗广文会商后。又用电话通知各军军长,说情况有新的变化,对出发前的各项破坏准备要暂停,并要各军军长在第二天上午到兵团部开会。他虽然作了决定,仍然怕解放军因大势已成,盛气凌人,不肯先行停止军事活功,甚至还会加强军事活动。但是,当他在第二大早上用电话向各军询问时,他们都说,自昨夜以来,第一线未放过一枪,十分安静。到其时,陈克非才抛开了顾虑。

跟着各军长来到兵团部,陈克非便对他们说明被包围的紧急情况,和起义与否的利害得夫,他认为,为顾全部队,为顾全随军家属,为全体官兵前途着想,都只有起义。陈把话说完后,一一八军军长方暾首行先表示赞同,只有十五军军长刘平,表现得垂头丧气。

午后,陈派去彭县联络的段成涛回到郫县,说那边的共产党地下工作组朱德钦等人,对起义极表欢迎,并望于二十四日作最后答复。

“二十四比,陈克非再召集各军军师长开会,再把起义问题说了一遍,同时把电稿拿出来,说同意起义的可在上面签名。结果,陈克作、方暾、段成涛、蒋治英、段国杰、傅碧人等都亲自签了名,只有刘个伤感了一番,叫他的参谋长廖传枢代签。签名完毕后,当天下午派人将电稿送往彭县。去的人在往彭县的途中,又在安得堡把电稿交与罗广文看。结果,十五兵团的人也在电稿上签了名。他们的起义电,在当晚由刘文辉的电台拍发北京。

同一天的早晨,周士瀛的九十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五十三师出发西行。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则率领其兵团部及一八七师由双流移驻成都牛市口。李振到达成都后,即带同警卫部队到鲁崇义的三十军军部去,并在那里与三十六军军长朱光墀商讨起义问题。朱说:“我服从命令。”随即派他的副参谋长和一二三师副师长去受领命令和起义电稿。下午,九十军六十一师师长陈华去见李振,李告诉他决定起义,问陈华作何打算,陈说:“决服从命令。”李振当即增派该师分担成都防务,并负责注意电厂、工厂的保护,严防被人破坏。

第二天,中共在成都的负责人易冶然来会李振,祝他起义成功,并同他到了“二野”三七二师司令部,在那里与“二野”参谋长李达将军通了电话。到此,十八兵团的起义工作,宣告完成。

再说陈克非的亲信部队第九师、第七十六师、第一六四师,自从在川东白马山失去联络后,一直就没有消息,”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底,才又从电台重新接上了头,他们来电说:第九师、七十六师、一六四师和第十五军的一六七师,都到达了川、滇、黔交界的地区,并请示今后行动方向。陈克非把情形报告了贺龙将军,贺龙将军告诉他:除了电告刘伯承将军告知所部注意勿发生误会之外,并叫陈克非复电他们就地起义,并派人与“二野”部队接洽。经过数度电商,除七十六师师长张桐森之外,第二军第九师副师长黄惜时、一六四师师长李剑霜、十五军一六七师师长邱健等人,联名复电陈克非说:“随钧座共荣辱”。到此,二十兵团的起义工作,也结束了。

综上所述,可知退入川境而归胡宗南指挥的第七兵团、第十五兵团、第十八兵团、第二十兵团、都先后起了义,只有极少数部队逃跑了,但他们逃跑出去之后,始终逃不出解放军的掌握,不久之后,也和李文的残部一样,全被歼灭。李文也被生擒。只有胡宗南和少数的几个人,预先乘飞机逃出了四川。

第十九回

  大抛书袋 李犹龙放谈形势

不能赴台 胡宗南折返西昌

胡宗南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成都解放前夕,偷偷地撇开了他的部属,逃出四川的。所以当陈克非打电话给他,想报告从成都发动向东佯攻的准备情况时,已经无法找到他了。

胡宗南是当日上午十时,从成都北门外凤凰山机场飞逃的。同机的只有罗列、沈策、了德隆、周士冕等数人。原拟直飞西昌,后因气候不佳,飞到下午七时,乃在海南岛的三亚机场降落。

当时,蒋介石在台湾,因为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曾经下令四处去找。到了最后,才得到胡逃三亚的消息。他认为胡宗南不经请示便擅自脱离部队,立即派顾祝同到三亚去,说是要“查办”他。结果由顾祝同从中做好做歹,说应让胡宗南即飞西昌,戴罪立功,所以胡宗南便不敢再飞台湾见蒋,而只派罗列飞台报告一切。再经过罗列的一番粉饰,蒋介石就“龙颜略霁”,“查办”云云,当然也就过去了。

胡的撤逃西昌计划,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上作了最后决定的。当时,困为解放军的前头部队,南面已攻到新津河对面,与胡军隔河炮战;东面已攻到简阳、仁寿;北面已攻占了绵阳,正向广汉挺进。这就使刚刚还吹过甚么“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发急了!他乃决定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于是,立即拍电蒋介石请示:(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挡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沪定及雷波。

蒋复电令胡宗南率领部队突围,并准派运输机二十架载运逃西昌的人员。这一命令,是二十一日早上到达的。胡当即指示亲信人员按计划部署。但他自己究竟是照蒋的指示“率部”而逃,还是乘飞机而逃,一时七上八落,下不定决心。因为假如随军而逃,实在怕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到了必不得已时,也难于有“成仁”的勇气;若是乘飞机逃走,蒋电又要他“率部突围”、并未明示他可以从空中逃生。所以弄得他既惶恐,又不安,万分焦灼。

但是,究竟一条性命是现实的,是最关紧要的,所以他又要罗列随时控制两架飞机。也正是因为结果是乘飞机逃走的,所以蒋介石才说他“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滑稽,这样的可笑。

胡宗南既然获准将主要人员运往西昌,乃于二十一日下午,与罗列二个秘密商定准予乘飞机逃往西昌人员的名单,并即由罗列分别秘密通知。通知时也没有把事情讲明确,有的人被通知在二十二日晨六时以前,携带简单行李到新津开会,有的人被通知于同日同时到新津机场候命。

当时被通知的人,有住在成都励志社的“川陕甘边区绥署”陇南分署主任赵龙文、副主任缪澄流,“川陕甘边区绥署”秘书长兼“四川省保安副司令”王元晖,“川陕付边区绥署”党务特派员兼胡宗南驻川代表林树恩,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杨尔瑛,“四川省教育厅长”任觉五,“西安绥署”成都办事处处长汪震及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等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川陕甘边区绥署”副主任及四川省地方武装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扩情,本在被通知之列,但其时忽告失踪,遍寻不得。至于远在温江的“西安绥署”干训团教育长袁朴、政治特派员周士冕等,均未接通知。但其中袁朴耳长腿快,自己在、二十二日晨赶到机场,避着胡宗南硬挤上了飞机。

赶新津的人行到中途,忽遇罗列所派出的副官在路上拦车,叫他们转赴双流机场集中。原来其时新津方面情况已很紧急,大家听到新津和仁寿方面的炮声十分激烈。

各人转到双流机场,在当天中午,分乘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双流的运输机起飞。原定直飞西昌的,后因天气不良,乃改飞海口。

乘飞机逃往海口的,除了上述诸人,还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蒋坚忍、政工处长王超凡、副处长李廉、机要室主任王微,高参室主任蔡綮,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少将高参王炳炎,参谋处长裴世予,第七补给区司令程开椿及政治特派员熊超,陕西省府民政厅长刘亦常、南郑区行政督察专员潘元等等。此外,则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主要职员和文卷、电台,胡宗南的卫士连亦同机而逃。这些人和东西,一共用了二十架运输机,于当晚九时降落海口机场。各人分住旅社和学校,听候胡宗南的命令。而胡宗南等人所乘的飞机,于二十三日上午十时起飞,当天下午七时到达三亚。

胡宗南是逃得相当狼狈的。这两天,他纷纷召开会议,二十二日晚上,还和罗列等人在新津开了整夜的会,原来决定分三路突围的,但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第一军军长陈鞠旅、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等均主张改用大兵团兵力,向雅安方面突围,讨划乃予修正。二十三日早上,他们由新津回到成都,北路解放军的尖兵,已快要进抵新津。胡宗南觉得已来不及再向蒋介石请示,乃赶忙带着罗列等几个人,坐上飞机起路。

至于在温江的周士冕、袁朴、丁德隆等人,二十一日晚上,听到新津方面的炮声愈来愈烈,甚至机枪声也隐隐可闻,知道情势已迫,乃决定于第二大逃返成都。岂料第二天早上,袁朴已踪影不见,别的一些人也已逃走,周士冕和丁德隆乃赶快乘车逃返成都去找胡宗南。其时胡宗南已在卷铺盖状态,他们才得附机而走,否则就被丢下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胡宗南从三亚电令已逃到海口的蒋竹(“西南军政长公署”副官处长、胡的表侄)、张正廷(胡的随从副官)、戴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经理处长)、蔡剑秋(经理处副处长)、李犹龙、裴世予、蔡綮、王炳炎等人,留在海口,准备随他同飞西昌。其余人员,准自由设法去台湾。其时,谁都想逃去台湾而不愿去西昌。袁朴更未奉命令,即已逃往台湾,于是胡又叫人在海口放出一个空气,说袁逃台后已被毙了(其实袁被扣留了几天倒是事实,枪毙则绝无其事)。各人际到这个消息,谁也不敢私逃,只好留海口候命。蒋帮日落西山,上上下下号令难行,尔虞我诈,竟成了上官驭下的主要方法了。

十月二十六日,胡宗南由亚飞到海口机场,住在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办公处。与胡同机飞到的有沈策和周士冕,是奉令随胡去西昌的。周士冕本亦不愿再去西昌,但胡一定要他去,所以恨极了。他在海口一见到李犹龙就说。

“胡先生真对不起人,临死还要拖几个好朋友垫背!”

胡的海口办事处处长程开椿、副处长王化兴,为胡准备了两天两夜,终于在十二月十人日早上六时,一千人马,连同简单文卷、电台及卫士连,分乘十架运输机,由海口转飞西昌。

当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胡宗南刚到海口时,他的机要室主任王微,即向他汇报李文在邛崃县被困,正在派人与解放军接洽投降,裴昌会在德阳宣布起义,解放军已进入成都等等情形。胡顿时脸红筋胀,以右手掩住前额靠在桌上,左手放在怀里,十多分钟不作一声。稍后,才叫王设法联络那些部队,要他们设法逃出川西。

对于胡宗南个人而言,折返西昌,实际上也是非所愿也,不得不去耳。因为这时候蒋介石全败之局已成。胡宗南再去蹲在西昌,也不过是等待未日。他不去是一个样,去了还是一个样,毫无希望,更没有一点可以寄予希望的理由。

在本书的第十三回里,已叙述过胡宗南和宋希濂八月中旬在汉中密谈的内容,及八月下旬他们到重庆见蒋,蒋不同意他们早日将主力撤向川南及西康,再转滇缅边境的计划。挨到成都解放前夕,西南之局已近尾声,蒋才电准胡宗南撤往西昌,已经撤无可撤了。

这种命运,胡宗南在到重庆见蒋以后,其实就已意识到了。所以当他在九月中旬回抵汉中以后,便已态度失常,见了部下就大发脾气;大家也认为他一定有甚么说不出来的心事,只是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到了九月底,曾传说蒋介石要到南郑来,但终未见到,胡手下的人,更在心中打上问号。一直等到十月初,大概胡宗南的心事实在憋不住了,就在南郑城内汉台,召集“西安绥署”参谋长罗列、干部训陶团教育长袁朴、政治特派员周士冕、训导处副处氏李犹龙及李昆岗、王超凡等人,开秘密会议,研究逃跑问题。

在会上,胡宗南首先讲话。他把两手插在口袋里,那种徘徊顾虑的姿态,和他平时趾高气扬的神气,完全不同,他怀着极沉重的心情,报仁去重庆见蒋的经过。他说:“我到重庆见了总裁,他认为局势虽然急剧逆转。但制前已渐趋稳定;国际局势亦正在急剧变化中,很可能爆发第三次大战。在这种情势下,只要我们能固守四川,就能固守西南半壁;只要能保住西南半壁,一切尚有可为。他又指示说:宋希濂守川东西(阳)秀(山)、黔(江)、彭(水),罗广文守川东北城口、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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