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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张皮绠的十五六岁新捻军娃娃兵发现了神色慌张、形容狼狈的僧王。特别是他脚上那双上好官靴暴露了身份。
娃娃兵大喝一声：“妖头莫走！”冲上去举刀就砍。
大英雄僧格林沁王爷此时遍体创伤，饿渴至极，已无任何还手之力。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对面少年一把大刀劈向自己的胸膛。
曾经让洋人闻风丧胆的鼎鼎大名的僧王，竟然一声不吭地被一个捻军娃娃兵剁死。僧王死年，55岁。
张皮绠熟练剁下僧王的脑袋，把首级发辫缠在自己腰上。他信手捡起扔在不远处的三眼花翎官帽歪戴在头上，高兴回营。
当时，这个少年并不知道：他的一刀，不仅结果了清朝一代名将，而且砍在了满清王朝的肺管子上。
言及太平天国，就不能不提捻军。二者此消彼长，相吻相合，忽聚忽离。太平军无论是北伐、西征，都离不开捻军马队的狂风暴雨般身影相随。但是，把捻军视为太平军一个支系或者完全把两者孤立加以研究，均是片面的理解。
1952年，罗尔纲先生把捻军改称为“太平天国新军”，更是一厢情愿的矫枉过正。捻军完全不同于以前任何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在其发展前期，它不仅有稳固的根据地，而且“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行事诡秘，宗族性极强，战法独特。而且，与太平军大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毁儒灭道，也不拜“天主”。他们在发展高峰时，还以光复“大汉”为政治口号。
捻军活动大致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零散的“捻党”时期。捻党比太平天国早得多。早在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事时，捻党就已经四处萌动，时间大概是从1797年到1853年。
第二，与太平军相互声援期。自1853年以来，太平军一路克捷，直下南京，清朝在各地的统治大有土崩瓦解之势，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捻党组织四处乘乱而起，并加入太平军的北伐行列。成也捻军败也捻军，捻军特有的松散无纪，最终对太平军的北伐和北伐援军造成了极大的滞阻。
第三，捻军、太平军联手期，大概从1857年至1861年。其实，在太平天国高层眼中，捻军同苗沛霖的“苗练”一样，可以利用，但并不可信。在此期间，张乐行等无数大小捻首均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可是他们一直各自为政，保持独立状态，“听封而不听调”。在“三河之战”歼灭湘军六千多人的战役中，捻军出力最大，配合太平军陈玉成部把湘军名将李续宾逼得上吊自杀。
第四，捻军、太平军的冷淡期。时间为1861年至1864年。此间，张乐行等人对太平天国产生严重不满，把军队开回安徽老家。1863年初，雉河集失守，张乐行被俘杀，双方基本断了联系。
第五，捻军、太平军重新携手时期。时间是1864年至1868年。张乐行之死，代表初期捻军的消亡。张宗禹、任化邦代表后期捻军的崛起，他们在1864年与东下的西北太平军联合，准备入援南京，但被僧格林沁等人阻截于鄂东地区。南京被清军攻陷后，黑石渡一战，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自杀，张宗禹等人也一败涂地。于是，残存众头目拥立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为主。这样一来，太平军、捻军在太平天国灭亡后倒真正实现了实质上的“联合”。
此后的战斗，其实是捻军当一方主角，因为太平军已经不存在。但在组织形式上，捻军受赖文光影响，仍奉太平天国为“正朔”，旗帜、封号、印信皆是太平天国那一套。所以，赖文光假借洪秀全儿子之命，封张宗禹、任化邦等人分别为梁王、鲁王等等。
1866年，这支捻军又分为东捻和西捻，东捻主要是太平军故部，西捻主要是捻军“老人”，所以赖文光和张宗禹分领二部。
捻军最赫赫的战功，不用说，肯定要属打死僧格林沁王爷。僧王之死，对满清最高层是致命伤，他们赖以慰藉的最后满蒙系支柱崩垮，日后只能靠汉人们出头了。
李鸿章、左宗棠当然不是吃素的，这两个清朝的“中兴之臣”，最终把捻军送入了历史的深渊之中。
零星分散的乌合之众——早期“捻子”的活动
捻子作为一种民间地下组织，康熙时代的山东地区就有，称“拜捻”。“捻”不是清朝官方的诬称，是捻党的自称，别人也这样称呼他们。“捻”的意思很中性，安徽、河南、山东方言中的“捻”当“结伙”讲。
捻党最早进入清政府“视野”的，当属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南御史陶澍上《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子匪徒》奏折，他报告说，有不少凶横不法的“红胡子”匪徒，系“白莲教”漏网分子，“人以其凶猛，故取剧中好勇斗狠、面挂红胡者名之……（这些人）成群结队，白昼横行，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可见，当时俗称“红胡子”的捻党，乃是一种类似黑社会的组织，不仅有白莲教教徒，还有失业乡勇和地痞恶霸。
嘉庆年间，清朝社会衰兆已经明显，地方蠢蠢欲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民间组织门类繁多：顺刀会、虎尾鞭、八卦教、义和拳（注意这个组织，它早在嘉庆时就有，并非八国联军时的“新鲜事物”），当时，这些黑道组织“横行乡曲，欺压善良”（《清仁宗实录》），而且截抢私盐（典型的黑吃黑）。在湖北，捻子称为“白撞手”；在安徽、江苏、山东一带，由于他们挟厚刀插带腰间，又称“拽刀手”。
除了“结伙”被称为“捻子”以外，由于这些人常常“捻纸燃烧，毁室劫财”，或者聚众捻香闹龙戏，都是“捻子”的外延，人员越扯越广。
捻党大兴于淮北地区。此地历史上一直就民风剽悍，尚勇争，好恃气，动辄鸟枪大刀亮出，械斗和仇杀成为常事，加上宗族势力强大，都为捻党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由于“潜规则”使然，世路难行钱作马，捻党在地方政府中耳目众多，稍有风吹草动就遁于无形，官府根本搜捕不到。长久敷衍，终成大患。
从早期械斗仇杀吃大户开始，逐渐发展下来，捻党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成员成分混杂，兵勇、小偷、船夫、灾民、衙役、失业农民、手艺人以及为恶一方的中小地主和落魄秀才，无不借捻党力量企图风生水起实现个人抱负。但是，捻党与天地会、拜上帝教有一点最大不同：它不是以宗教面目招集成员，只以“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来当幌子，组织形式也谈不上严密，参加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当然，捻党的发展确实是个由量到质的演变过程。他们最早是数十上百人结帮持械“吃大户”——往往叫花子一样闯入大户人家门外，乞求酒食。酒足饭饱后，放响炮三声，啸呼而去。而后，他们就开始在水陆隘口设路障收买路钱，如果见到是远方富商，往往行劫害命，称为“打闷棍”。他们还常常抢掠私盐贩子的货物，黑吃黑不亦乐乎。
日后，见私盐利大，捻党有不少人便以抢劫者变为走私者，他们的东西当然没人敢抢，由此获利颇丰。走私以及武装打劫掠得财物后，一半归捻首，一半大家平摊。待数日所抢东西挥霍一光后，大家重聚，捻首大叫一声“装旗！”于是合伙再出去抢掠。
发展到最后，捻党就开始公开抗差抗粮，和政府正面发展冲突。也正是从这以后，清朝政府开始正视这些人。
道光初期，安徽巡抚陶澍镇压捻党最得力，在省内严密布控，禁止捻党公开活动，杀掉不少带头闹事的人。此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仍旧大力缉捕捻党和白莲教徒，一时间捻党大有销声匿迹之势。
道光九年河南旱灾严重，灾民饥民遍地，各地的捻党随之大起，最后发展到淮安、庐州等地捻党用大炮、抬枪进行大规模武装抢劫的事情。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威望日降，内部统治虚弱，各地捻党的抢劫、走私活动更加猖獗，并时有冲入官衙劫抢官银事件的发生。
道光二十七年，山东捻党已经有不少上百人的大股武装，头目们自号“仁义王”、“顺天王”、“大将军”，哄哄乱起，大有明末之风。
有组织有编号的队伍——由捻党到捻军
一人呐喊，天下大乱。每个王朝末期总是这样，社会矛盾发展到极致时，总要先出来一个挑头的，然后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出现。洪秀全在广西搞事，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党乘机大起。咸丰二年，由于皖北饥荒严重，张乐行趁机拉起了万把人的队伍。
张乐行是安徽雉河集人（地处蒙城、亳州交界处），他本人不是穷人，乃一方地主出身，为人慷慨侠义，多招亡命不法之徒，完全就是个“水浒”人物。
刚起事时，张乐行倒不是反官府，而是同河南永城一带的地主团练武装“老牛会”（因白布裹头又称“孝帽子会”）有仇而相互厮杀。
双方仇杀原因，其实因张乐行一方引起。他的族人走私私盐时，在回程途中顺手牵羊偷了数百只永城当地人的羊。这帮人得便宜卖乖，他们再次偷羊时，被当地人抓个正着，把十八个人立时送进县城监狱。
张乐行很仗义，马上纠结大批人马入永城劫狱。这下影响很大，各地捻党见老张如此仗义有胆，纷纷前来依附。
与此同时，河南、山东、江西、安徽的捻党大头目纷纷扩大队伍，划分地盘，开始向清朝的地方县一级政府展开进攻，强迫地方大户缴纳“保护费”。
太平军进入江南后，长江以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捻党闻风而动。
咸丰三年初，安徽捻党杀入安徽合肥县衙门劫走党羽一百多人，日后，这些人皆成为捻军的骨干力量。
太平军克南京后，张乐行不甘人后，很快成为淝河、涡河流域的最大武装势力。
而后，定远的陆遐龄聚捻众起事，有人众二三万，人称“陆王”，淮上大震。
清朝官员周天爵和袁甲三很能干事，他们迅速到安徽剿捻，致使捻党成员遭受重创。
张乐行见势不妙，忙向政府“投诚”，配合清军打击其他“捻匪”，帮助政府攻灭了陆遐龄部。
本来，张乐行已经成为周天爵手下衙役长了，但因清政府无钱发饷，不得不把招安的捻党尽数遣散。
张乐行“下岗”，回到雉河集老家。
不久，太平军北伐，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五省一路北上，这一来，各地捻党借势复大起。张乐行重扯大旗，加入造反行列。
其间，清朝干吏周天爵病死，捻众闻之兴奋，阜阳、亳州等数处捻党聚集一处，各称大王，甚至有称“兴国王子”、“齐天大圣”的。他们四处焚掠攻杀，势如破竹。
清廷震惊，忙派袁甲三代替周天爵专办剿捻事务。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看见“项城”二字，肯定有读者眼前一亮。猜对了！此人乃“袁大总统”袁世凯的叔祖。
袁甲三乃道光十五年进士，道光三十年已经做到御史、给事中，在朝中当言官。此人不畏权贵，连满清郡王载铨和权贵恒春都敢弹劾，名震中外。漕运总督周天爵死后，清廷加他三品衔。他自己辞去“署布政使”一职，专心治兵剿捻。
虽身为文士，袁甲三长于兵略。他连战连捷，在雉河集等地重创捻军，俘杀孙重伦、马和尚、陆老凤、江邦位等人，其中三人，乃是捻军“四大天王”中的人物（孙重伦不是）。
袁大人力度够重，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苏北、河南、鲁西南、山东等地捻军此起彼伏，一刻也不让清政府消停。由于捻军“散则为民，聚则为盗”的特点，袁甲三想根除他们，难度确实非常大。
此后，太平军北伐援军行进时，河南的捻军死灰复燃，起哄之余，他们与当地团练和仇家四处相杀，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各方基本上没有什么“正义”和“对错”可言。
咸丰四年，张乐行与亳州捻首王大柱、苏天福等人开始仿效太平军建制，统一装束，头裹红巾，身穿号衣，各自称王（张乐行称“大汉永王”，苏天福称“太平天”），开始打造捻军“正规军”。
袁甲三很能干，他发军在雉河集、义门集、西阳集一带大败张乐行等人的同时，还招降了李士林部捻军数万人。
随着太平军北伐的失败，捻军活动处于低潮。
咸丰五年，各路捻军在雉河集会盟，共推张乐行为盟主，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多种官职，并建立了黄、白、黑、红、蓝的“五色总旗”制度，总旗各有首领，称“大趟主”，总旗下有“大旗”，首领称“趟主”。每个“趟主”手下人数不一，少则四五千，多则数万人。总旗之下，又分“五色镶边旗”，乍看行制，很像满清的“八旗”制度（其实完全不同）。
这些武装一直保持流寇行为，不备军粮，出则焚掠，被打败后就四散隐蔽，仍旧为“良民”，在家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