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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另面-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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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赵竹君转交汪穰卿。急。电悉。闻派康管上海官报局,大局坏矣。此事甚难维持,惟有速请节庵为总理,即日刊布。则康虽来,必有以敌之。此是急著要策,先办此节,然后可徐思补救。此外更无他法,万勿游移。康是否特派,抑系总署奏派,系何字样、章程?速详示。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即复。壶。蒸。亥。”

    由此可知,张收到汪电,立即作出对策,以梁鼎芬出面与康有为对抗。同时也可以看出,张在京另有情报来源,但内容过于简单,他要求汪报告其中的详情。汪康年得电后,于十一日(7月29日)发电武昌:

    “急。蒸电敬悉。顷奉电谕,知竟归康办。章程三条未详。现拟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而另行出报,改名《时务杂志》,与从前《时务报》一气贯注,并请节庵为总理,已电焦山。谨候电复。康。真。”

    汪康年刚到得到六月初八日的上谕,方知《时务报》交给康有为办;但他却以极快的速度提出了对策,即仅“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另行出版《时务杂志》。此即后来汪、张所采用之计。汪在此电中还同意梁鼎芬出为总理。六月十三日(7月31日),汪康年发电钱恂:

    “督署,钱念劬:报拟改《时务杂志》,请节庵为总理。时报即归官。一、不背旨;二、有以对捐款、代派诸人;三、大局不致掣动。恳告帅及节庵。即电复。康。覃。”

    汪康年要求钱恂此中帮忙做工作。他还同时发电张之洞:

    “前电言改名出报,似非奏明不可。钧意若何?候电示遵行。康。覃。”

    “前电”似指六月十一日汪康年之电,要求张之洞设法上奏,请光绪帝旨准。六月十七日(8月4日),汪康年再发电武昌:

    “谏电敬悉。报从七月朔起遵即改名《时事新报》,并请节庵为总理,声明报首。《农报》事,容会商再复。敬诒极愿相助,必留。康。霰。”
第58节,
    “谏电”指武昌方面六月十六日的复电,但由于档案保管等因,我在“张之洞档案”中,尚未找到该电及武昌方面此期的其他回电;而时在武昌的叶澜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却透露出张之洞及其幕中的内情。叶澜在六月十六日(8月3日)的信中写道:

    “昨日由念劬交来密电,已照译送梁。弟又亲至星海处打探。星海目疾未愈,晤社耆云:星海以前次兄请其为总理,后又不说起,心颇不悦。此番笑兄急来抱佛脚云,欲其为总理,尚须斟酌。惟社兄言其心中未始不愿帮兄,而社特不好进言。故弟又至念劬处,恳其至星海家竭力劝驾。念劬已经允许。又据念云:兄前日电请帅出奏,帅以馆在上海,不涉两湖之事,恐难越俎代庖。惟兄所言将报改名《时务杂志》,捐款一概清出。帅意甚以为然,云: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而馆中经费由绅商乐捐,毫无官款,犹之电报、招商等局不能入公家也。且官报开办另有经费,此种捐款概出绅商,虽有上谕,断无强之捐入官报之理。特飞告兄知。”

    由此可见,汪康年六月十三日给钱恂之电,钱将之交梁鼎芬,并劝梁出面向张之洞进言。张之洞对汪求其“出奏”即上专折一事,未能同意;但同意汪的“改名”方案,称“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并称捐款“不能入公家”。此中提到的汪康年前次请梁鼎芬为《时务报》总理一事,很可能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即黄遵宪发电驱汪之时,张之洞六月初十日电稿中删去的“从前屡谏,未蒙采纳”字样,也可能即指此事;然汪恐梁夺其权,后不再提起。由此又可见,梁对汪虽有意气,但为了共同对付康有为,梁仍同意出山。

    除对上海的汪康年进行部署外,张之洞另向京师打探消息,于六月十七日发电其子张权:

    “急。京。张君立:宋伯鲁请将《时务报》改官报折及孙燮相请派康办折,大意如何?馆中款项须归康否?言明汪康年办理不善否?速摘要电告。即复。壶。洽。”

    他要求将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摘要电告,以便其下一步的行动。第二天,六月十八日,张之洞再电张权,问道:“康肯出京否?”

    时在北京的康有为,奉到六月初八日光绪帝谕旨,最初也准备去上海。六月十二日(7月30日),康有为发电汪康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与此同时,他还发给汪一信,称言:

    “昨日忽奉上谕,命弟督办报事,实出意外。殆由大臣相爱,虑其喜事太甚,故使之居外,以敛其气报事本足下与公度、卓如承强学而起。弟连年在粤,一无所助,馆中诸事仍望足下相助为理,凡百皆拟仍旧。前经电达,想已洞鉴闻卓如与足下曾小有意见,然我辈同舟共济,想足下必不因此而芥蒂也。顷因进呈书籍尚未告成,须十日外乃可成行,或先奏派一、二人出沪商办”

    以此信中的“十日外乃可成行”为计,康有为将于六月下旬到达上海;信中“先奏派一、二人出沪”,康派出的接办人员是狄葆贤。狄到达上海后,于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给汪康年一信:

    “顷接康先生电,想电局于尊处已分送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伏乞详示,以便遵办,恭候回音。”

    同在北京的汪大燮也听到康欲离京的消息,于六月十一日写信告汪康年:“闻康二十边(便)动身赴申”。

    而上海这一边的情况进展,可见之于汪康年电报。他于六月十八日(8月5日)发电武昌:
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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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洽电敬悉。奏折早电京,昨又发急电,尚未得复。康何日出京,未详。日前来电,系敷衍语。康。巧。”

    “洽电”,指六月十七日之武昌复电。比照张之洞六月十七、八日给张权的电报内容,此电中的“奏折”似指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汪表示已一再发电北京,要求急送;康有为“何日出京”,当是武昌“洽电”所关心的内容。至于“日前来电”,似指康有为六月十二日电报。同一天,汪康年再次发电:

    “啸电敬悉。遵改《昌言》。康。”

    “啸电”指十八日的电复,从“遵改”的语气来看,似为张之洞的电报。至此,《时务报》改《昌言报》由张之洞定计。六月二十日(8月7日),汪康年又发电武昌:

    “急。复奏已见。首言准改官报。次派康督办。三进呈各报章,三条:一、由官报局责成,主笔慎选;二、各报由书局慎选;三、官报费派各州县月一两,创办费令康商筹,并不提及从前款目。康。哿。”

    “复奏”,指孙家鼐六月初八日议复宋伯鲁之折的奏折,似由汪大燮寄来。汪康年看到了孙折的内容,松了一口气。他给武昌的此电,已属是上报好消息。次日,汪康年写信给张之洞,抄录孙折,并对该折的内容,竭力作其“改名出报”的理解:

    “广雅尚书年丈大人阁下:十九日曾上一书,亮蒙钧察。孙相原折,前晚方由京友寄到,昨已摘其大旨,发急电奉闻。兹再钞录一通,寄呈左右。折中前言改作官报,末段又言创办经费令康主事自筹,似乎前后不符。然终赖有此一节,则此间之改名出报,待康主事另起炉灶,正与朝议相符。亮寿州亦计及于此,故为此调停之计也”(以下是关于四明公所事件的内容)

    然而,武昌给汪康年以上三电的回复,我仍未能从“张之洞档案”中找到;叶澜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给汪康年的信,再次展示了张之洞及其幕中的内情:

    “今日念兄言,帅座接兄复梁函后,似兄有不仗梁力之意,恐兄误会帅意。盖帅欲梁为总理,专为助汪敌康起见。梁为总理,并不须报馆另筹薪俸,而可以出面挡康。申报一切事,会归兄经理,而兄何以接帅电后尚有活动之说?梁见此大不悦,幸帅极力为兄说项,梁始允至申一行。故帅虽怪兄不知好歹,而又怒康太横,怜兄太弱,必力为扶助,亦为大局起见,望兄此后善体帅意。至帅命兄改《时务》为《昌言》,系因上谕有从实昌言之语,嘱兄即作一序,申明遵上谕昌言二字之义,并述改名之由。其说维何?则以《时务报》既奉谕改为官报,现虽督办未来,而我等所办,系属商款商办(商报与官报有别,兄宜专抱定此意,则商款不至为康所据),不敢复揽时务之名,故特改名昌言,以副捐款诸君之望。”

    “念兄”,钱恂。叶澜的消息全来自钱恂,自是相当可靠。由此可以看出:汪康年对梁鼎芬仍有所顾虑,恐其来上海会全盘接管,张之洞则表示梁仅是“出面挡康”。“帅命兄改《时务》为《昌言》”,应是张之洞的“啸电”之内容。“上谕”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改《时务报》为《官报》的上谕,其中一段为:“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张之洞欲借用“据实昌言”的谕旨,来封他人之口。至于梁鼎芬与汪康年之间的意气,张也作了调和。与此同时,梁鼎芬也致函汪康年:“兄出死力为弟,幸勿怯。无论如何,有我在,吴狄如要硬到,飞电告我。”“吴狄”,指康派到上海的狄葆贤,他是江苏人。
第60节,
    而在北京的汪大燮,与黄绍箕、孙家鼐几经商议后,却是另出一策,于六月十三日(7月31日)写信给汪康年:

    “兹有要事奉达,仲彛郧笆掠胧僦萃春獭S孕麓囱÷冀时ㄎ瘢銎渥嗟髯阆吕淳┌炖怼5檬僦莞囱裕和艟拢胧佬肿饕凰胶銎浣┌炖硌”ǎ踊涸傩凶嗯桑恢奂S让钤圃啤G晕酱耸氯绱俗鳎嗍舸竺睿┏切剿幢啬芊幔孀泳亢每葱M葱卸芩俚绺次挥郑僦菰疲捍耸伦杂邪旆ǎㄊ蔽窆萁桓睿喜荒盐艟T蚴僦萦醒栽谙龋缬芯栏鹫誓浚约核娇魍猓煽宓ソ豢担床狄嗫商约壕」芟刃腥攵贾購|日内见寿州,再问选报薪水,容即奉达。寿州原为推康出去起见,并非不知君之委曲,其人柔而愎,与君性情相似。”b米b花b书b库b ;www。7mihua。com

    汪大燮主张将《时务报》交出,他与黄绍箕、孙家鼐商议的密谋,竟是调汪康年来京负责“选报”,即由其负责挑选全国各报刊的文章,上呈光绪帝。孙家鼐让汪大康写信给汪康年,先行进京,然后再上奏奉旨派定,以“不著痕迹”。孙家鼐不愧为一个官场运作的老手。如此一来,康督办的《时务官报》文章是否被选上呈,将由汪来选定,以此来遏止康、梁。

    所有这些密谋,康有为全不知情,就连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也不知情。

    五、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与光绪帝旨命黄遵宪“查明”“核议”

    汪康年六月十一日电报即提出“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而另行出报”之策,得到张之洞支持后,立即开始了行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昌言报》第1册刊行,并在封面上注明“续《时务报》第六十九册”。《昌言报》第1册卷首刊印了六月初八日孙家鼐奏折及当日光绪帝的谕旨,并在其后刊出汪康年所作的“跋语”:

    “谨案:康年于丙申之春,倡设《时务报》,惟时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先后延请梁卓如、麦孺博、章枚叔、徐君勉、欧云樵诸君为主笔;张少塘、郭秋坪、古城坦堂、潘士裘、李一琴、曾敬诒诸君翻译东文、西文各报;复旁罗章奏要件,以备考求时事者之采择。方惧指斥稍过,不免干触忌讳。不意言官奏请,遽蒙优诏改为官报,复派康有为督办报务,实为草野之至荣。惟官报体裁,为国家所设,下动臣民之瞻瞩,外关万国之听闻,著论译文,偶有不慎,即生瑕衅,自断非草莽臣所敢擅拟。谨已暂时停止,俟康工部到申,再由其筹办。本报特改名《昌言报》,仍与从前《时务报》蝉联一线,既上承圣主旁罗之至意,复仰体同志扶掖之盛心。特谨跋于此。汪康年恭跋。”

    言词中机锋甚利。且从该报形式和内容来看,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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