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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梁节庵。知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呈皇太后乃定，意召南皮陛见。然则南皮师入京以后或有大用，能否回任尚未能必。其所著《劝学篇》即发写样石印，闻多派写官。拟于十日内印成。余从节庵处取来一阅，二更始毕。其说犁然当于人心。为之大快。”
“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等语，即张之洞奉旨入京一事（后将详述），然该书至此已经写毕，正准备刊刻印行，以随同张之洞带往北京。
然陈庆年毕竟处于张幕的外围，对该书的写作背景及内幕知之不多。而此时进入张之洞幕僚核心层的辜鸿铭，在其后来的英文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谈及《劝学篇》的写作目的：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已然脱离了他的革新方案马太阿诺德所言的那种追求优雅与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张之洞憎恨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凶暴、激烈和粗陋。于是，在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处于最后关头时，张之洞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我参加他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就是外国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即《劝学篇》）。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
第15节，
辜鸿铭的这本书发表于宣统二年（1910），由于用英文写作，为吸引外国读者而较多艺术笔法，似有形象的夸张。而他在同年出版的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中亦有相同的说法：
“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
辜鸿铭（1856…1928），名汤生，以字行，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光绪八年（1882）回中国，十一年入张之洞幕，为洋文案。后又兼任自强学堂讲习。从辜鸿铭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张之洞为写《劝学篇》，特召其入“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他是一个知情者。而协助张之洞完成此书的主要幕僚，似为梁鼎芬、钱恂、辜鸿铭等人。5米5花5书5库5 ；www。7mihua。com
张之洞《劝学篇》当然是其奉行已久的政治主张的宣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也是他倡导的文化观。然选择在这一时机写作并大力发行，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康有为学说的。张之洞在《劝学篇》序言中指出：
“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此语正有所指。两年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1900年12月24日），张之洞写信给新任浙江按察使世杰，随信赠送其《劝学篇》。在由其幕僚起草的信件中，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内容上亲笔修改，特录于下，下加重点号者为张之洞亲笔：
“附上拙作《劝学篇》□部，此书成于戊戌之春。其时因末流波靡，邪说纷出，大有犯上作乱之忧，又以迂谬书生，食古不化，亦将有神州陆沈之祻。爰酌中持平，抒其管见，冀杜横风，而弃迂说。乃未及数月而康党逆为乱阶，驯致今年，而拳匪又开巨衅，各执一偏之谬论，遂致大局之几危，不幸言中，可为浩叹。”
张之洞称其作《劝学篇》主旨有二：其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其二是针对保守派的“迂说”，并认为义和团（“拳匪”）及利用义和团的保守官员属“迂说”。两派皆“各执一偏之谬论”。这是少见的张之洞对《劝学篇》主旨的说明。而到了张之洞的晚年，其《抱冰堂弟子记》中亦称：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有人以此书进呈，奉旨颁行天下。秋间果有巨变。”
此中的“佥壬”即指康有为，“邪说”即指“康学”。检视张之洞的《劝学篇》，其针对康有为的内容主要是两项：其一是批评从今文经、《公羊传》中引申出来的“康学”，即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等内容。其二是批评“民权”。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并没有直接道明，而是作《同心》、《教忠》、《正权》等诸篇以进行“正面阐述”。若将《劝学篇》中的非康言论一一摘录并加以评论，将会是篇幅很大的文章，此处似无必要去细论；但在当时许多“反康”人士的心中，张之洞此举属卫经翼教。
第16节，
《劝学篇》写完之后，张之洞也有着很大的宣传计划，首先是送往北京。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1898年7月21日），张之洞发电其侄吏部主事张检、其子新任刑部主事张权：“折差寄《劝学篇》三百本，以百本交仲韬、百本交叔乔，百本自留，亲友愿看者送之。”“折差”，湖广总督派往北京递送奏折的差弁。“仲韬”，黄绍箕，字仲彛胖匆话阈醋髦勹海笆迩恰保钊瘢质遽剑胖淳Ｐ醋魇迩牵饺私晕旁诰┳钗仔胖恕Ｒ淮渭此褪�300本，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恰恰于此前的六月初一日，黄绍箕因浙江巡抚廖寿丰保举其为“使才”，由光绪帝召见，他在召见中向光绪帝推荐了该书。六月初五日，黄绍箕通过翰林院向军机处致送《劝学篇》2本并副本40本。六月初七日（7月25日），军机处正式呈递，光绪帝当日下旨：
《劝学篇》“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这是百日维新期间得到光绪帝认可的两部政治指导性著作之一（另一部是孙家鼐推荐的冯桂棻《校邠庐抗议》），《劝学篇》由此奉旨在全国各地刊印，成为晚清印量最大的著作之一。陈庆年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六月十三日日记称：
“惟本月初七日上谕：以《劝学篇》颁发各督抚刊行，谓其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南皮师此书纠正康党之论极多，诏书褒嘉，是可喜也。”
然而，《劝学篇》之“非康”，仅是该书的目的之一，其相当篇幅且相当重要的内容，是呼应当时的变法，其中许多政策或政治设计也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大体相同。在一些人眼中，特别是保守人士，难以分清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差别。前引辜鸿铭称“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是指不了解内情、尤其是无法读懂孔子改制之类内容的外国人；而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也担心本国人尤其是当政者未识其意而不辨其异，主动站出来予以说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称：
“梁节庵以字见邀，云有事要商。及去，朱强甫、陈叔伊均在，乃南皮师嘱将《劝学篇》中暗攻康、梁者一一检注，分我三人分任之。归后，检书为之。”
九月二十六日，上海《申报》以《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为题，刊出此文：
“伟哉！此篇。殆综中西之学，通新旧之邮，今日所未有，今日所不可无之书也然仆服膺之意，尤有进也。当大逆无道之康有为邪学倡行之日，无所忌惮，而靦然人间，始则鸱张于其乡，渐且流毒于天下，从未有著书立说以斥之者。制军劳心国事，寝食未遑，独于康书康教康徒康党，灼知其奸，先防其弊，不惮再三指斥。读之者事前或不尽觉，事后无不晓然。试举数条，以知旨趣。”
该文共举出《劝学篇》中刺康言论共计14条。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外篇非弭兵第十四》一节，称言：
“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
第17节，
此处所言，直指一事，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保荐康有为入“瑞士弭兵会”，光绪帝下发总理衙门“酌核办理”。《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一文对此评论称：“此诋康有为去年欲诳骗金钱，即衔妄议游历外洋，入弭兵会之笑柄也。”此后，湖南经学家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作为“批康”的专集，又收入了《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非弭兵》共五篇。
《正学报》甲午战败后，学会与报刊盛行，张之洞一开始对此是支持的，如前节所述，他对京师与上海的强学会以及《强学报》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学报》以及上海的《农学报》，张之洞皆下令用官款订阅，分送湖北省内的官衙、书院，以能在湖北输入新思想。然当时的《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主笔，《湘学报》又深感康、梁的影响，张之洞对此也颇有不满，由此打算在武昌办一份能完整表达自己意志的报刊，并取名为《正学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1898年3月18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过官报局，晤朱强甫，报稿久呈南皮师，尚未发出。王干臣《实学报》改名《正学报》，亦归南皮师出报，尚无付印之日也。”
闰三月十八日（5月8日）日记，陈庆年又记：
“午刻始见，师（张之洞）意在以《正学报》辟诸报谬论，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实学报》改，其目的是“辟诸报谬论”，其主要矛头是对准康有为及其“康学”的。四月初八日（5月27日），张之洞又亲笔下令：
“武昌两湖书院梁太史、纺纱局王干臣、陈叔伊、朱强甫三君：《正学报》请梁节庵太史总理，早经议定奉达，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须节翁核定，方可印行。切要。洞。庚。”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为班底，由梁鼎芬负总责。
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干臣，江苏吴县人，俞樾弟子，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吏部主事。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他在上海创办《实学报》，旬刊，自任总理，章太炎为总撰述，另有撰述、翻译、理事多人，馆址设于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鸿文局隔壁。至十二月，该报共出了14册。王仁俊曾在《实学报》上曾发表《实学平议》，内含《民主驳议》（在该报第3、5、13、14册上发表）、《改制癖谬》（在该报第14册上发表）两文，批评“民权”论及“素王改制”论，矛头是针对康有为的。张之洞接手《实学报》，改为《正学报》，很可能出于此因。陈庆年称新的《正学报》“尚无付印之日”，似可说明张之洞此时对《正学报》的创办情况或拟刊内容不太满意。
陈衍（1856…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光绪八年举人，曾入刘铭传幕。光绪二十三年九月，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在上海创办《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