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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的许敬宗，可怜的许敬宗，蜗牛背着他沉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这回他学乖了，投靠了李治。他柔艳轻薄的文风也很对李治的胃口，不久太宗东征留太子监国，许敬宗就得以参知机要。高宗嗣位，他成为礼部尚书，以为终于迎来艳阳天了，谁知没几个月就给人一脚踹了下去，继续编国史坐冷板凳。到了显庆二年，他已经是66岁两鬓华发的老人了。一般人到了这个年纪都已经安心隐退含饴弄孙了，而他还孜孜不倦地在名利场上打滚，屡败屡战毫不气馁，始终相信自己会寻到功名富贵，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份执著，这份自信，实在让人佩服不已。
许敬宗的经历，常让我想起温瑞安笔下那些不择手段却又空负大志的反派人物，比如“想飞之心，永远不死”的白愁飞，有惊世之才却命运多厄，有智慧通天却天时不与，机关算尽，富贵却始终与他擦肩而过。世上有一种人，他们眼光其烂，挺谁谁死，总是站错队，然而就算他们再换10个主子，再做10次俘虏，对手照样对他们尊之重之，待他们如珠如宝，让人不佩服不行，比如魏征。世上也有另一种人，他们精明能干，目标清晰，无论风浪如山也总能找准那条唯一能靠岸的船，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这里差一点就是那里差一点，始终就是爬不上去，每次以为快要熬出头了就被人一脚踢飞，叫人不吐血不行，比如许敬宗。论眼光，精准无比，论才华，出口成章，然而宦海浮沉三十年，却依然在别人的冷眼和鄙视下讨生活。除了内心深处不灭的野心和斗志之外，一无所有。
少年时的热情已经死去，曾经飞扬跳脱的风发意气，已经在时光的磨砺下消逝无痕。许敬宗行事越来越谨慎低调，但也从来不曾放弃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许敬宗这一生，为了保命，向杀父仇人拜舞求生过；为了升官，违背自己的史官良心删改过史书；为了财富，把自己的女儿嫁到了蛮荒地带，可无论他怎么努力地追逐，仍然如同花猫拼命地追逐着系在自己尾巴上的蝴蝶结，明明近在眼前却永远抓不到手。也许他还不够卑鄙，也许他出卖的范围还不够大，于是，在他出卖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卖了女儿的终身幸福，最后干脆把良心摘下来，诬陷出卖起他人的时候，他终于成功了！在白发苍苍的花甲之年，他终于，终于，终于，当上了宰相。
与之对应的，则是政敌的悲惨下场了：
——显庆四年，在长安过惯了锦衣玉食日子的韩瑗，病逝于流放地振州。死亡并不是他的最后结局，之后还将因长孙无忌的案子而被开馆验尸。
——显庆四年，王皇后舅父柳姡П簧庇谙笾荨�
——来济因为不属于长孙无忌派系，只是政见相似而得以轻判，徙为庭州刺史。来济不愿苟活，突厥入寇时挺身赴难，战死沙场，时为龙朔二年，是反对废后诸人中下场最好的一个了。这里也可以看出，高宗的打击对象主要是长孙无忌派系内的人，并不完全是针对和他意见不一反对废后的朝臣了。
而一贬再贬的褚遂良，也在不断的打击之下，豪气尽失。短短的一两间，他由位极人臣的宰相贬为潭州都督，由湖南长沙贬到广西桂林，现在又从广西桂林，来到越南清化，地方越来越偏远，环境越来越恶劣，对于一个已经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很容易身心俱疲，意志消沉。慷慨赴死容易，但在这样长期的慢慢煎熬之下，人很难再保持原来的气节。他不想再争了，只想回家，活着回到长安，于是上表给高宗：
往者承乾废，岑文本、刘洎奏东宫不可少旷，宜遣濮王居之，臣引义固争。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龄、勣及臣定策立陛下。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哀大告，内外宁谧。臣力小任重，动贻伊戚，蝼螘余齿，乞陛下哀怜。
这里他先提到了自己为高宗力争皇位的策立之功，回忆了太宗去世时手足无措的高宗抱着他脖子的温馨情景，最后说他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蚂蚁一样的卑微渺小，乞求皇帝怜悯。写得声情并茂，婉转可怜，依稀可见太宗所说的“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然而此一时，彼一时，高宗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赤子之心的少年，褚遂良此刻重提对方真心情的往事，徒然让高宗感觉丑态露于人前而恼羞成怒，他的效忠也被视为借表功来施加压力，——感恩图报这样高贵的情感，并不适用于帝王。表章呈上去，便如石沉大海，再也没了消息。褚遂良日盼夜盼，但一直都没有回音。伤心，绝望，疲倦，一点一点地蚀刻着他的身心，第二年便病逝于爱州，享年63岁。
褚遂良为初唐名臣，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因曾经官至右仆射河南公的高位，世称褚河南。他的楷书历来评价极高，如美人婵娟，不胜罗绮，被称为“唐楷第一人”，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后人并称为“欧颜褚柳”唐代四大家。政坛上，他直言敢谏，风骨凛然，一生竭智尽忠，可谓“两朝开济老臣心”。然而少年得志的书生意气，金殿上的慷慨陈词，政坛上的翻云覆雨，书海间的翰墨风流，最后都只化作绝域蛮荒的一抔黄土，以及后世读书人的一声长叹：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本节未完待续）
汗，贴上来了。好久没写了，有点找不到感觉。
程知节禁军统领之职被夺，韩瑗、来济被贬，便如同斩断了长孙无忌的左膀右臂，针对这位当朝国舅的罗网正在悄然收紧。历经两朝风云的长孙无忌，此时无疑已经感受到了步步逼近的杀机，大厦将倾的阴云如梦魇般地笼罩在心头。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他既没有为韩瑗来济求情，组织力量准备反击；也没有像褚遂良那样主动向李治申诉忠诚，试图挽回上意；甚至不曾上书辞职，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并未威胁帝位。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这位佐命元勋、两朝重臣，一直都维持着奇异的沉默，一任身边的潮起潮落，看着自己的知交好友在万丈风涛中被淹至没顶。当时的长孙无忌，已经处在武后编制的情报网的严密监视之下，许敬宗等人天天在瞪大眼睛找他的岔子，实在也无法向老友伸以任何援手。而在程知节罢官之后，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挽回败局的机会，虽以国舅之尊，也无法避免最终败亡的命运。——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时刻却很少，很少。
我们常常钦羡那些睥睨众生的英豪，羡慕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扼住命运的咽喉，间或也会有一丝冷嘲：“他能成功，无非是心狠手辣而已。”这话不能算错，可也不能算对。在先下手为强的背后，是对人性的清醒认识以及当机立断的果断决策。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在濒临悬崖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有着不计存亡纵身一跳的勇气。长孙无忌惊才绝艳，诚为当世人杰，然而对比李世民和武则天的夺嫡之战，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就是人才与天才之间的差距。
要成功，首先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和深谋远虑的居安思危。李世民早在宫门溅血前两年便将心腹常何调去把手玄武门这样的咽喉地带，而当时的兄弟之争尚不是很激烈，未必一定会动用到非常手段。武则天则经过三年的蜇伏时期，广泛地建立起自己的后宫情报网，达到了“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的地步，这个时候她也许只是为了争宠而已。而长孙无忌却一直不曾想到有朝一日高宗会对他猜忌嫌恶，不曾为自己谋一条后路，以至于事变来临时竟然连军方代表李绩的真实态度都不知道，完全处于一种敌暗我明的状态。
其次，长孙无忌也缺乏当机立断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从武氏立后时对韩瑗和来济的威胁，到不足一月即以残酷手段处死王皇后和萧淑妃来看，他应该知道这位新皇后的手段，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立即联系程知节发动禁军谋立新君，也许并不是没有一线机会，然而他却迟迟没有动手，犹豫之间程知节已被调开，唯一的翻身机会就这样失去了。当然，发动政变也很冒险，然而同样是毫无胜算的情况下，李世民依然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武则天依然以小公主之死揭开了废后的序幕，期间的差别也许并不是能狠得下心来与否的问题。曾经跟人讨论过，如果要在杀头和废帝之间做一个选择题，按照情理自是选择废帝，只因成与不成，至少还有一线生机。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人却都是选择坐以待毙，冒险犯难的少之又少，就算明知道不久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依然没有胆量进行生死立决的一搏。或者依然心存侥幸，或者忍不住犹疑观望，他们会选择妥协让步，一步步地被逼入死角，直到最后退无可退被斩首抄家。长孙无忌的顾虑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程知节廉颇已老，是否还会帮他？长孙家族枝繁叶茂，如果失手家人会怎么样？本来自己两个儿子娶的都是李家的嫡亲女儿，也许自己虽死他们还能活着呢？能够抛却任何顾忌，斩断任何牵挂，在危机来临之际毅然放手一搏的人永远只是少数，因此独步历史天空的星辰，永远只是寥寥几颗。
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高宗和武后没有给长孙无忌太多思考的机会，永徽六年易后，显庆元年易太子，八月即以程知节出京征西突厥，短短几个月间要长孙无忌做好应变立即发难，也实在比较困难。彷徨顾望间，良机已逝，自己又处在武后情报网的严密监视之下，从他和裴行俭私下讨论立后之事便导致裴行俭被贬外放，即可看出武后情报网的高效。身处重重束缚下的长孙无忌，再没有任何资本可以依靠，注定只能于政治的漩涡中万劫不复。
历经风雨的他，必定已经预料到了这样黯淡的前程，也预料到了舅甥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是以重申忠诚或者忆及亲情就可以让对方的心柔软下来的，于是，他选择了沉默和平静的接受，维持着关陇贵族一如既往的骄傲，不曾向对方求和乞怜，正如若干年后的被武后下狱的裴炎，面对亲友的安慰只是镇静地说一句：“你几时见过宰相下狱还能活着出去的呢？”他开始淡出政坛的是是非非，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著书立说之上，意欲为自己身后留下些什么。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武德、贞观二朝史八十卷，相继完成。这一部部凝聚着他心血的煌煌巨著，也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闪光。
显庆三年，长孙无忌所修的《大唐新礼》也告完成，在古中国，“礼”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礼仪的修明与法制的完备同样重要，即所谓“礼”“刑”兼备。由长孙无忌监修，被誉为中华法系巅峰的代表作唐律，便是 “以礼率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想想一千多年无人能超越的唐律，也可以知道《大唐新礼》的严谨与精致。然而新礼呈上去，却受到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的横挑鼻子竖挑眼，到处删改增减，按照高宗和武后的意思乱改一气，惹得学者们议论纷纷。（“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所损益多希旨，学者非之。”）长孙无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也真叫做十年风水轮流转了。许敬宗则是越改心里越欢畅，这辈子还没这么爽过，到最后干脆说新礼里面讲葬礼的《国恤篇》不好，因为君王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制定死后的礼仪，不是一个臣子该做的事，竟然把《国恤篇》给当众少掉，以至新礼里面独缺葬礼。
柏杨先生对此评论说：“专制封建的密度越浓，摇尾系统的谄媚方法也越精致，以至礼仪中竟然缺少葬礼，实在使人咂舌。唐王朝共有二十个君王，没有一个死后被野狗吃掉的，全都依照一定规程，把尸体装进棺材，然后拿到墓地埋葬。这仪式是存在的，但却不允许列入典章。只因几个摇尾分子要用精致马匹术达到升官发财目的而已，诚是《官场学》奇异的一章。”其实，高宗倒未必是那么在意这些，以前某乌鸦嘴咒他修城墙要死，也没见他怎么的，许敬宗的建议如此荒唐却得到他的赞同，想必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只是出于以前装乖学生自感受气的报复性心态了。士可杀，不可辱。目睹着自己的心血之作被当众焚毁，对于高傲的长孙无忌而言，那一刻一定比死更难受。如果高宗只是受了武后和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