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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兵的身边还有一些郑军新的披甲兵，初次上阵的士兵有些紧张，虽然战前就有过交代，但他们见到敌人时还是本能地去捅对方的胸腹部，但老兵一边带头扎敌人的小腿，一边大声吆喝着，要新兵学着他们的样子去攻击敌兵无甲的部位。脑筋比较灵活的新兵很快就学着老兵的榜样，认真地瞄准敌兵的腿脚部刺击，而那些因为紧张而没有听清命令、忘记事先的嘱咐，还是把头几枪浪费在了对方有甲胄的部位——基本都是徒劳无功，最好也就是把敌人从栅栏上推离，而没有能够杀伤几个敌人。
在明军士兵不停地攻击下，清军始终也不能突破木墙，他们人数并不占优势，也没有地利，很多人以为明军陆战不堪一击所以才奋勇向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清兵受伤退后，而明军的新兵也越来越放松，他们逐渐意识到以刀盾兵为主的清军无法对自己构成很大的威胁，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瞄准、攻击工作。
最初的锐气渐渐散去后，清军不再鲁莽地尝试翻越栅栏，而是让己方的长枪兵上前，隔着栅栏与明军对刺，掩护同伴对木栅栏进行破坏工作。这时明军的火铳兵和弓箭手就再次上前，在差不多只有一根长枪的近距离上，射击栅栏对面的敌人。
……
位于船上的达素和施琅，对岸上发生的战斗没有直观的认识，只知道第一批登陆的数百清军遭到了明军的阻击，又焦急地等了片刻后，攻入内陆的清军又退回了岸边。败退回来的清军向旗舰报告，他们遇到了一条木栅栏组成的防线，数十名清军被明军利用这道掩体杀伤，带队的清军军官非死即伤。
“一条木栅栏吗？”达素感到有些头疼，这么简陋的工事正常情况下不可能阻止清军的进攻，但今天并不是正常的陆战，而是登陆作战。清军没有大炮、冲车、盾车的掩护，海岸边光秃秃的，就是清军想砍伐树木，制造原始的冲撞器械都没有材料。
除了利用器械外，采用集团冲锋也是突破这种简陋防线的办法，木栅栏组成的防线既无法提供太强的掩护效果，也禁不起破坏，只要明军兵力不足，那清军就能很快地在防线上捅出几个突破口。不过依旧是因为登陆作战，清军想要在这里派出几千士兵就需要用小船把他们一趟趟地运上去，这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在这期间，明军可以从防线的其他位置抽调部队过来，在栅栏后面严阵以待——固然这回削弱其他地方的防御，若是常规的陆战，清军可以趁机向明军兵力被调离的地段发起突击，形成突破。但眼下清军却侦察不到到底明军哪里才是薄弱环节，就算想发起试探进攻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把士兵先送上岸。最关键的是，就算在某处侥幸取得了突破口，想把重兵转移到突破口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各个适合登陆的地点之间被峭壁和险滩隔绝开，部队从一个登陆点赶去另外一处需要先上船，然后再下船。达素的清军并不是二战的美军，他们没有登陆艇，从事这种机动的难度极大，远不可能同依托内陆进行机动的明军相比。
施琅对此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在他本来的构想中，郑成功的水师会出来同清军的五省水师交战，一旦判明郑成功的水师主力的位置并将其被拖住，那清军就可以沿着海岸线广泛登陆，利用兵力优势全面攻打明军的防线，总有一些地方能取得突破。
但现在郑成功的水师仍隐藏在暗处，清军如果广泛登陆就会把水师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摊薄，到时候郑成功集中水师发起突袭，清军就会变得非常被动。
苦思再三，施琅还是不敢冒险行事，而是建议达素增派部队，再次尝试强攻。
更多的清军登上小船，向海岸边驶去，还有一些巨木和车辆也被吊下海船，一起运到岸边，登陆的清军士兵喊着号子，齐心合力把这些沉重的装备卸下小船，从滩涂上拖上岸。组装成简易的冲车后，大批的清军甲兵举着一人高的盾牌，吃力地把它推过乱石滩，再次向明军的防线攻去。
轰，轰！
清军的几辆冲车才靠近木栅栏，施琅就听到岛内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刚才发现清军开始增派援军后，明军就开始向这条防线集结，在清军吊车下船的时候，明军也拖过来了两门炮。早在清军装配好冲车之前，明军就已经把这两门火炮妥善安置在了附近的高坡上，缓缓推过来的冲车正是最好的靶子，它们向着木栅栏靠近的这一路上，明军就用炮弹不停地招呼着它们，没有一辆车能够靠近明军的防线，很快簇拥在冲车边的清兵大盾兵就被炮弹砸倒了一地。
见到木栅栏后的明军密密麻麻，比刚才多出了数倍后，失去冲车的清军也没有冒着炮火强行发起进攻的信心。军官带着士兵退回海滩后，再次向达素的旗舰发出求援的要求，要求把军舰上的火炮卸下几门，送到岸上轰击明军的栅栏。
不过装卸火炮的难度比装卸冲车还要大，毕竟冲车不怕水，而火炮则不同，一旦在海水从浸泡过，那就什么用都没有了。清军没有登陆艇只有小船，更没有能够抬着沉重火炮从水面上走过去的超人，施琅想也不想地拒绝了登陆部队的要求。
明军依旧躲在岸深处的防线后，没有任何出击的意图，看着海滩上进退维谷的登陆部队，施琅也是一阵阵犯难。若是明军出击，清军水师的火炮就能发挥作用，但像现在这样，清军空有强大的水师却发挥不出作用来。
“郑逆大约只有不到两万老兵了，他难道沿着海岸部署了一万多吗？难道他完全不想和我们打海战吗？”施琅感到有些摸不透郑成功的思路，时间却是一分一秒地流逝。
“大帅，先把部队撤下来，然后我们直接进攻厦门港吧。”迟迟不出现的郑成功水师导致施琅束手缚脚，本来他认为自己的计划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才发现还是有很大的漏洞的。
对厦门港发起直接攻击看起来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了，如果郑成功真的分散了他的全部兵力到整条海岸线上，那清军就可以击败明军水师，夺取厦门港。拿下这个港口后，清军的海船就可以直接靠上岸，快速地把部队、马匹和火炮等装备送上岸。不过施琅并不认为郑成功真会把厦门港和胜利拱手相让，那他就需要出动水师和清军交战。
“只要能够让郑成功把水师派出来交战，我就可以分散兵力全面登陆了。”施琅心里琢磨了一番，觉得这确实可以完美解决目前的困境，不，是麻烦——施琅想不出郑成功除了出动水师主力以外还能有什么好办法，而只要明军水师出现，那战争就仍驶在施琅预定的轨道上，明军的一切抵抗，不过是清军在取胜前遇到的一些麻烦而已。
“而且现在进攻厦门港，洋流也很有利，说不定能一举击败他的水师。”施琅想着、想着，再次充满了胜利的信息，在清军登陆部队开始撤回海上时，施琅又望了北方一眼：“等郑成功为了保卫厦门港无暇分身时，奇袭高崎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第四十一节 阻击
笔者按：以前考虑不周，文章里的时间感觉太紧了，修改了下，本书厦门之战的时间改为八月十曰。
……
明军与清军在厦门展开决战的时候，邓名在镇江见到了张煌言和马逢知，以及他们已经控制崇明岛的好消息。
马逢知是第一次见到邓名，举止显得有些局促，而张煌言显然兴致很好，说起收复崇明岛一事时更是兴致勃勃：“上次延平郡王就想拿下此岛，苦战多曰仍未能取胜，想不到这次居然得来全不费工夫。”
上次张煌言和郑成功并肩离开南京时，郑成功就说起过建立长江水师的念头，如果能够夺取崇明岛，就可以此为基地，不断搔扰清军的漕运。张煌言还不知道邓名此次前来的起因是想垄断食盐生意，打击四川盐商的竞争对手，而是以为邓名和郑成功想到一块去了：“说起来，提督与延平郡王在这点上，倒是不谋而合啊。”
“是，漕运乃是虏廷的命脉，延平郡王的眼光当真了得。”邓名也不好意思一上来就告诉对方，自己来江南只是因为应了一个吃鸡差点撑死的家伙的要求，在邓名看来，漕运无疑非常重要，但是他同样担心对漕运的攻击会遭到清廷的猛烈反击，而现在明军是否能够在江南展开一场围绕漕运的消耗战是个疑问：“若是虏廷发现漕运遇到危险，他们势必会集中力量南下，就是吴三桂等西南三藩恐怕也都会调回来，我军能够在江南这里击败鞑虏的主力吗？”
张煌言要比邓名乐观的多：“鞑虏需要江南每年一千多万两的银子、还有数百万石的粮食，才能驱使北方的绿营，收买那些背弃祖宗的人为他们效力，若是鞑子没有了漕运，他们就没几天蹦头了。”
不过邓名却没有张煌言这么乐观，因为他记得太平天国也曾卡断了漕运，但满清还是挺过去了，他怀疑没有了漕运或许会让清廷变得困难许多，但如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导致明军实力严重消耗，那邓名就必须要进行权衡了，毕竟现在明军的力量更宝贵，比清廷更难以获得补充。
如果漕运受到长期断绝的严重威胁，邓名怀疑清军就会向江南派来更多的军队，导致他无法像现在这样利用手中少量的兵力进行敲诈勒索。这当然会极大地影响邓名在四川的重建工作，他的欠条是以明天的繁荣为担保、提供资金来渡过今天的难关，如果明天没有出现繁荣景象，那经济会变得多么恶劣实难预料。
“而且若是虏廷调三藩回救，晋王就可以出贵州了。”张煌言随口说道，受到邓名的影响，闽浙明军对闯、西两军的看法也变得越来越好，至少现在再出兵，张煌言和郑成功是绝对不会把“李贼倡乱”这种东西拿出来当檄文的开头了。
听到这话后，邓名楞住了，他之前一直在琢磨此事对四川的好处，在好不容易和江南官员建立了一些默契后，邓名就开始倾向于保守，潜意识里希望维持现状，让他能够长期地从长江流域吸取力量，增强四川的实力。
因此张煌言这句无心之语后，在邓名听来却像是对他的一种责备，对于云南方向，邓名的态度就是不主动进行接触。
一开始邓名是觉得麻烦，因为他本人的身世实在是一个大问题，而假黄钺的晋王若是认真问起，邓名还没有什么理由不做任何回答。据邓名所知，之前一直是文安之在帮他分担这个压力，对李定国的多次询问含糊其辞。虽然邓名心中感激，但他肯定不会在文安之面前提这件事，因为他既不愿意撒谎，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既然如此干脆让文督师继续误会下去好了——在几次尝试解释都宣告失败后，在身世问题上邓名一直是这种鸵鸟心理，装看不见这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随着邓名在成都的权势曰重，他对云南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微妙起来，对于建昌和昆明之间的敌意，邓名也不是一无所知。上次狄三喜驰援成都的时候，还向邓名夸了一番功，表示建昌坚决服从邓名的领导——这话当然有水分，建昌和成都的关系目前也是盟友关系，甚至还不如邓名与李来亨的同盟关系更牢固。但至少冯双礼一派是邓名的盟友，若是永历追究邓名的冒称宗室的罪名，邓名知道冯双礼多半也会和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贺珍他们一样站在自己的这边，而李定国则不同。
因此邓名自然对昆明有疏远感，身份问题更导致他心虚，心虚带来畏惧，而这种畏惧甚至在邓名心中造成了一些若有若无地对昆明的敌意。
邓名从来不会承认自己对大英雄李定国有敌意，可现在他认真反思了一会儿，忍不住在心中叹道：“其实我对晋王是充满戒心的，和对延平郡王不同，因为我廷穆谭说过他误以为我是少唐王，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对延平郡王推心置腹，会主动地想如何与延平郡王配合，如何互助、互利。但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的替晋王想过什么事，晋王以一个残破的云南，对抗吴三桂的压力，还要忍受与建昌之间的矛盾摩擦……唉，我确实从来没有考虑过，该如何为云南的将士们出一份力啊。”
“张尚书所言即是。”自责过后，邓名就认真地与张煌言讨论起彻底截断漕运的可行姓问题来，若是清廷不得不从西南调回吴三桂等三藩兵力，虽然邓名可能会因此承担更多的压力，但是李定国无疑可以松一口气，争取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用不了几年，李定国就可以再次威胁两广，分摊邓名和郑成功的压力：“若是我们坚守崇明岛，清廷势必集中周围四、五省兵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