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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来，李定国的元气已经恢复了不少，以前若是吴三桂倾巢出动，李定国估计半个云南都会沦陷，但现在李定国觉得有把握在云南、贵州边境地区挡住吴三桂了。现在冯双礼虽然退役了，但李定国盼望建昌的粮食依旧能够继续输入云南，这样他就能继续整军演武——当然还是要尽可能说服吴三桂反正，不然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李定国才能取得兵力上的优势，把吴三桂从贵州推出去。
而邓名的办法就是让大地主冯双礼和贺道宁在建昌开办大农场。屯田都是现成的，雇佣刚刚获得自由民身份的建昌百姓去种地就行。建昌已经不用维持军队了，农场的出产都可以卖给昆明，成都只要把李定国支付的黄金再支付给冯双礼、贺道宁这两位大农场主，以及那些运输粮食的商人就可以了。随着建昌军队的解散并被纳入帝国体系，邓名对昆明的支援只是一个态度问题，不需要付出太多的经济代价了。
第五十一节 保卫（上）
李嗣业离开了之后，巩焴仔细地看着邓名：“提防吴三桂是没有错的，这家伙一肚子阴谋诡计，不过你确定要把湖南给晋王吗？”
“是的。”邓名认真地点点头。
“张长庚手里的湖广，虽然和在你手中不一样，但也相当于你与他分享，嗯，差不多三成归你，七成归张长庚吧。”巩焴计算了一下邓名能从湖广得到的利益，他不太清楚商业的利润到底该怎么算，只能大概地估计一下。
“差不多，不过还有一些归了燕京虏廷，”邓名指出，张长庚目前还在燕京和成都之间骑墙，给燕京的漕运也是从来不会短少的。
“这是因为他不敢彻底倒向你，也摸不清你到底肯给他什么好处。不过若是你再重创鞑子几次，张长庚说不定就倒向你了。”巩焴指出，如果李定国得到了湖南，那邓名总不能去敲诈勒索晋王，再把湖北给了夔东，那整个湖广的收益大概都不归四川所有。
“不错，但晋王是我们自己的人，而张长庚不是。”邓名承认巩焴说得很对，到时候不但四川不能分享湖广的税收，而且在商业上恐怕也不能获得那么多利益了。
“到底什么样的人算你的自己人？”
“巩尚书这还不清楚么？凡是曾经和满清打仗的就是自己人。”到了这个时代这么久，邓名也见识到了不少汉族内部的愚昧习俗了，但尽管如此，也要比满清的包衣制度文明得多；而大明虽然对待底层百姓也很残酷，但至少对待读书人还算尊重，而满清是视所有汉人为奴才。
汉文明的旁边就是蒙古大草原这个全球最大的蛮族生产基地。从五华乱华开始，每一次蛮族入侵就是一次文明大倒退。到明初的时候，大明继承的野蛮风俗也不必蒙古少多少了：“就像巩尚书、或是夔东众将一样，西营的官兵们也奋起抵抗野蛮人，而张长庚他们是和蛮族一伙儿的，吴三桂更不必提。所以，如果我对待张长庚比对待晋王要好的话，那是不对的。”
“好吧，不知道几年之后你还能不能这么想。”巩焴显得对邓名不是很有信心，不过他也希望闯营的人都能有一个善终，所以自然不能劝邓名去和李定国耍心眼：“那么驱逐鞑虏之后呢？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该怎么办？”
“我比晋王、张尚书、虎帅他们要年轻十几、二十岁，他们吃过的苦要比我吃过的苦多得多，也远远没有我身体好。”邓名笑道：“等到驱逐了鞑虏，我会和他们说一句‘是不是应该考虑让我们的国家统一了。’，如果他们同意，那很好，如果他们不置可否，我也不会再问第二遍。反正我等得起，他们不愿意学贺道宁就不学，他们的儿子——就比如这位晋世子，他的能力、人望可比晋王差远了吧？”
想起李嗣业的城府、为人处世的经验，巩焴微微点头：“确实远远没法和晋王相比。”
“群雄逐鹿是因为群雄都觉得自己有机会罢了，只要四川有绝对的优势，但又不主动挑起内讧，内战是打不起来的。”邓名觉得其实想开了，也就是这么点事罢了，没有必要非逼那些英雄人物低头。他们不想屈居人下，那就让他们威风一辈子。反正邓名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至少也得花一代人的时间来推广自己的国家观念。再说地盘小一点也不会耽误邓名去做更重要的事，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天命扩张的年代，也是各个文明瓜分世界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而风起云涌的殖民地读力斗争还要很久以后才能出现呢。
而且只要完成海外扩张，有钱、有土地，邓名觉得国内的矛盾也更容易解决，大伙儿谁也吃不了亏，自然能和和气气地说话。不过这个就没有必要和巩焴解释了，别说这个老夫子，就是邓名的手下，此时也未必能普遍接受先攘外后安内的思路：“驱逐鞑虏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至少也得再有十年，四川书院才能教育出足够多的学生。”
至于对张长庚的处置，巩焴并没有什么异议，对方一直是满清的高官，既然邓名的实力足够强，不需要张长庚反正也能和清廷对抗，那完全可以不接受对方投降。
……
金圣叹等人乘船沿着长江一路上行，九月来到了岳州城前，这是清军与夔东军控制区的分界线，经过这里后就进入明军的管辖范围。
之前离开九江进入湖广地界后，金圣叹和他的朋友们就看到不少留着短发的商人，他们知道这些都是四川人，而留短发据说是为了向保国公的发型看齐——邓名一直觉得短发挺好，容易洗还不容易生虱子，而四川人则普遍认为这是为了便于剃头，化妆去偷袭清军，包括崇明的同盟军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见到湖广的衙役对短发视若无睹后，金圣叹等人也都开始蓄发，通过岳州的时候他们的族人也都是一头短发了。在江陵靠岸后，逃出清军控制区的流亡者彻底放心下来，就打算在江陵这里休息一段时间，养足精神后再继续前进，争取在十二月前抵达叙州。
在江陵呆了没有两天，就又有一群江南人抵达。这帮人的打扮和吴县的流亡者完全不同，他们一个个都是紧身短襟，不少人的腰上还别着佩剑。一打听原来这是一船浙江人，都是前靖难军的子弟。接受招安后，庄允城他们立刻就让子弟出发去成都念军校——对这些湖州和嘉兴的缙绅来说，这些子弟既是他们未来保卫宗族的希望，也是给宗族保留的火种，万一清军从北方调来大军，撕毁招安协约，杀进了他们的家乡，那他们这批子弟也不至于跟着玉石俱焚；甚至还能起到类似人质的作用，让邓名相信他们是身在曹心在汉，而不是真心实意地接受招安，这样将来如果有什么需要，他们也还能和四川方面开口。
而成都方面也很重视这批士官留学生，首先他们都是自费生，每个人都缴纳了一笔学费，因此军校当然要提供优良的服务作为回报。更重要的是，邓名打算对这些年轻留学生施加影响，他们是浙北缙绅阶层的新生代，将来邓名迟早有一天要开出四川，尝试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到时候邓名可不打算学习满清，在东南杀一个人头滚滚来确立权威。所以邓名需要一批理解他思路的浙江人，这样起码能够进行沟通而不至于发生严重的误会；如果这些年轻人能够认同邓名的理念那当然更好。
因此在这些浙江年轻士人西进的时候，邓名就派出了军人全程陪同，向他们介绍明军多年来的征战，还给每个士人都提供了紧身战斗服和短剑。这些导游更向留学生们保证，等他们到了四川后，军校会发给他们军装，让他们接受和四川常备军士官一模一样的军事训练。
除了这些以外，军官还给他们这些年轻的浙江人散发宣传帝国主义的小册子，开始尝试转变他们的思维模式。
金圣叹的儿子岁数也不大，很快就和几个前一批下船的士官留学生混熟了，听他们给自己复述小册子上的思考题：“汉人一直在向南洋移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南洋那里物产丰富，有些地区甚至可以做到一年三熟。汉人勤劳简朴，可是几百年来却一直没有在这么富饶的土地上壮大起来，为什么？”
“为什么？”金公子听后也觉得有些奇怪，反问道。
“因为汉人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开辟了大片土地，而当地的土人看到以后眼红，就进攻汉人，杀光了男人，抢走女人、孩子和所有的财物。所以几百年来汉人不断移居过去，但人数却增长得十分缓慢。”一个湖州人义愤填膺地叫道：“我以前还不知道，看了这本书才知道，红夷到了南洋后就不断唆使土人来杀汉人，抢走汉人的土地，然后再把土人变成奴隶来给红夷耕作。上百年来一直如此，只有延平郡王在几年前狠狠地打了红夷一顿，才让他们有所收敛，救出来了不少汉人。”
这本小册子上介绍西方殖民者时提到，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自己的国家里也和汉人移民一样是社会的底层，很多人是在母国难以谋生的没有土地的农民。不过等他们在南洋登陆后，用不了几年就迅速致富，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他们奴役土人，而汉人却是被土人劫掠的对象。
“为什么？为什么都是去开拓荒地的，我们汉人和红夷的遭遇完全不一样呢？”又有一个湖州士人忍不住大叫起来。
“为什么？”金圣叹的儿子听得有些糊涂了。虽然不知道移民规模有这么大，不过海外移民生活艰苦倒是不让人感到太奇怪，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如果没有荷兰人做比较，那大概很多士人都会认为是理所应当，不会深入思考其中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农民是带着锄头和镰刀出海的，他们只带了农具。而红夷除了农具以外，还带着枪！”现在湖州人对步枪有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些年轻人因为亲眼看到了浙江总督衙门的欺软怕硬，所以对川军的小册子上的道理也深为赞同：“我们的农民不但没有带枪，而且还心虚，觉得自己是客人，是去主人家里做客，讨一口饭吃，就逆来顺受；而其实这些荒地都是老天爷的，谁开垦了就是谁的。”一个浙江士人挥舞着川军发给他的小册子叫道：“这书上说的好，凡是那些自己不干活，专门杀人、抢劫的土人其实和豺狼一样，他们只要敢在汉人的篱笆外打转，我们怎么对付狼，就应该怎么样对付他们。”
第五十一节 保卫（下）
浙江士人知道遇到的这些江南士人都是逃难去四川的，不过他们倒并没有因此流露出什么轻视。首先人的观念是不太容易一下子彻底扭转过来的，虽然现在湖州、嘉兴的缙绅阶层已经把有出息的定义从读书出色修正为敢于拿起武器保护宗族，而且这些来四川的浙北士人也都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定型的年轻人，但他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看不起继续读书的年轻士人；其次，就是四川分发的那些宣扬帝国主义的小册子里，也丝毫没有贬低读书人的意思，而且把这种差异定姓为分工不同。
“我们大汉文明，既需要保卫者，也有需要保卫的东西。”庄允城的一个孙子对金圣叹的儿子说道，帝国主义理论对这种年轻人来说是最有煽动力的：“我们是保卫者，而我们的文字、服饰、饮食风俗就是需要去保卫的，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如果每个读书人都弃笔从戎不写文章、不传播文章诗词了，那我们和鞑虏蛮子又有什么区别？”
和这帮浙北人接触了几天后，不少吴县的年轻人也去找父辈嚷嚷，比如金圣叹的儿子就突然改变了志向，不打算跟父亲去叙州教孩子念书了，而是嚷嚷着要跟浙北人去成都读军校：“孩儿也是七尺男儿，要当保卫者，不当需要被保卫的。反正有弟弟们在，父亲、母亲大人也不愁膝下无人。”
……
此事邓名也返回了成都，今天他赶去拜见书院的陈佐才祭酒，希望后者能配合他在书院进行更广泛的帝国主义教育。
现在陈佐才才四十多岁不满五十，不过因为成了四川、至少是成都府的老宗师，几年前在云南还一身短衣、能飞身上马的陈把总也是大变样。现在陈佐才是一身的儒生长袍、头戴方巾，走路的时候手里永远有一根龙头拐杖，还在努力地蓄须。
“陈祭酒别来无恙？”邓名看着陈佐才那颌下越来越长的胡须，觉得说不定再过两年陈老宗师就要动把胡须染成花白、甚至雪白的念头了。
“国公怎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