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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人回应说：
“四方之民供之。”
程异冷笑道：
“这位大人难道没有看过李吉甫相公的《永贞国计簿》吗？民力凋敝如斯，天下哪里还能供得起王师征伐？若非圣天子英明，开源节流，只怕到最后藩镇未平，而民乱先起了。反正有些大人是明里踩着一条船，暗里踩着几条船，天下大乱他是不怕的。”
这话说的，太诛心了。当时就有人脸红脖子粗地问程异这话是什么意思，支持程异的人当然也不相让，结果双方居然就在朝堂上互相推搡起来。倒是让高坐在龙椅上的李诵看了个稀奇：
从来只听说明朝流行这种老拳相向的风气，没想到在唐朝也看见了。
最后还是韩愈看不过去，出班大喝道：
“天子驾前，诸公奈何作顽劣小儿态！”
才把众人吓住，跪倒请罪。这时候程异的官帽已经被打掉了，脸上居然也多了两道爪痕。气得李诵呵斥道：
“有辱斯文，有辱斯文，真正有辱斯文，毁了朝廷体面的是你们！”
最后以君前失仪每人罚俸一月。至于武元衡所奏的问题，李诵道：
“大唐国土万里，土地有多广，心胸就应该有多宽广。怎么能因言罪人呢？防民之口，这是亡国之君才做的事情，朕不会做。再说，新政推行了这么多年，得失功过确实需要好好检讨一番，由他们争论去，争论个是非曲直来只怕比开一百次经筵还要管用呢。”
皇帝既然做出了听之任之的姿态，两边也就只好把心思放在了把对方驳倒上。保守的世家和新兴的重商的势力互相攻击的风头甚至盖过了经筵，盖过了在边境厉兵秣马的数十万将士。因为这两者的互相攻击也就是两种道路，新政和旧政的交锋。当互相攻击试探之后，交锋开始升级为对新政得失的探讨，一些隐藏于幕后的手纷纷走到台前来，执笔著文，互相探讨或者辩驳，这倒是让许多有志于学问的人从交锋中获得了许多启示。就连三月中开的经筵中心也在这双方的争辩上。这种局面完全脱离了那些本来在背后玩阴谋的人的预料，甚至连这些人都不自觉地被卷入到了争辩中来，完全忘了自己本来的目的是什么。
倒是李诵，看热闹看得满心欢喜，肚子里有了新的弯弯绕。
第五卷 长缨在手 第一百一十九章 … 论政（中）
三月底，万众瞩目的经筵在兴庆宫隆重召开，宰相大臣，亲王勋贵，名流隐士、学者报人、甚至包括僧人道士都济济一堂，共商国是。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研讨会自然观点也是五花八门，有一个不知道那个旮旯被刨出来的隐士老眼昏花，头一天就提出法先王，尊周礼，甚至感叹说如果不这么改他是宁可去朝夕和飞禽走兽相伴，也不愿生活在大唐的阳光下，一副不食周粟的模样，招来了嘘声一片。大会主席李诵的评语是：
“这位先生用自己富含感情地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副人民少而禽兽众的时代，朕也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不会因为土地和财富起多少冲突，只是现在距离上古之世已经前年，人民是那时的万倍，朕无法让人民减少或者禽兽增多，只好劳烦先生您自己回到上古吧，或者您赶紧去找王莽也行。”
这只是一个花絮，不过这个花絮也给这次经筵订下了尚今求实的基调。主持大会的是已经致仕的司空杜佑，也是以尚今著称的大家；不说当了十几年宰相的功绩，就是他的一部著作《通典》都是当世数得着的巨著，和李吉甫很是有得一拼。不过杜佑明显藏有私心，把自己的两个孙子司议郎杜悰和一个更小的才十岁的杜牧走私进了会场。
虽然各家学派众说纷纭，但是焦点还是集中在最近的新旧之争上，具体的就是国本问题，以农业为国本还是以商业为国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根基在土地的宗室勋贵和世家大族咄咄逼人，而从中分化出来的新派却是见招拆招，强调商业的重要性。重农派推出的代表是侍中严绶，以及三省的数名郎官，还有国子监的几位博士，从晁错的《论积贮疏》一直谈到当今的商人薄情的现状，而重商派的代表是户部侍郎度支盐铁使程异，出面的支持者有中书舍人白居易和校书郎李绅。
有国子监博士讽刺白居易和李绅道：
“白舍人可记得当初所作《观刈麦》乎？李校书郎可记得当年所作《悯农》乎。”
并当众朗诵白居易的《观刈麦》和李绅的《悯农》道：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当初某读到这两首诗的时候，真是拍案而起，心道一定要结识这两位关注民生疾苦的大诗人。在国子监任教，也把这两首诗推荐给某的学生。孰料今日一见，大失所望，早知道不见也罢。”
吟诵者的感情拿捏地恰到好处，悲天悯人之感顿出。而话语里的讽刺之意也很是浓重，和今天白居易、李绅的立场一对比，内中暗指二人背弃当初立场的意思不言而喻。许多旁观者的眼光立刻不友善地集中到了二人身上。不过站在程异身后的白居易、李绅二人却面色如常。
在人声叽叽喳喳的大殿内，矮小的校书郎李绅和白居易交换了一下眼色，静静地走到程异前面，等众人都安静下来，朝高高在上的李诵行了一礼，又朝今日的主持杜佑行了一礼，最后朝着这个博士作了一个平揖，才开口道：
“博士可知道某当年这《悯农》还写了另外一首？”
说罢自顾自朗诵起来，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声音低沉哀婉，有心思快的马上就意识到李绅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把持政务的世家，博士要倒霉了，果然，李绅接着道：
“不要说当年，就是今日，我心依然未变。李某来自江南小镇，尚且知道世情变化，博士久居上京，奈何充耳不闻呢？当年某亲见杜工部所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象，所以写下了《悯农》二首。而现在之所以重商，更是为了重农。某在地方为官，亲眼看到在商税充足以后，百姓再也不用卖儿卖女，流离失所，为交不起赋税而低价卖出赖以为生的永业田，或者放弃户籍，卖身大户为奴。正是因为商税的充足，才使得国库充盈，不至于压榨百姓，某为什么不支持重商呢？倒是博士，只怕只会欣赏诗歌，不会关心民生吧？”
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李诵心里“咯噔”一下，道：
“坏了，李绅动感情了，不要被人抓住把柄才好。”
果然，那博士被羞得满脸通红，恼怒道：
“李绅，你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说皇唐治下民不聊生么？”
靠，上文字狱了。李诵刚要出马助阵，就听得李绅道：
“某只是实话实说罢了。李某所说，凡是耳聪目明之人都能知道，为何博士不知呢？”
说罢不管博士如何，自己作了一揖，退回到自己的位置。博士不肯让，杜佑拍了镇尺道：
“今日经筵，陛下有言在先，不分高低贵贱，只要言之成理。不因人废言，不因言罪人，博士何必苦苦纠缠呢？而且李绅所言，照本相看也是实情，博士不必再言，先退下吧。”
杜佑位列三公，又是十几年的宰相，积威甚重，那博士无奈，只好退下。接着程异出马，论述商业这些年对大唐所作的贡献。程异一手李吉甫的《永贞国计簿》，一手是历年的户部收支和盐铁转运的详细报表，驳斥得严绶等人是哑口无言。直到杜佑宣布今日经筵到此结束，才摆脱了尴尬。
第五卷 长缨在手 第一百一十九章 … 论 政（下）
除了旧派的重农和新派的重商之争外，这次经筵上也不是没有别的亮点。比如太子就针对目前朝中荣官较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太子认为应当因事设官，对一些仅仅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经失去意义的官职，比如九卿之类，除去还有些作用的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司农寺等之外，已经没有职能仅仅作为荣誉官职用作安置名望高的大臣的光禄寺等，太子建议去除。而太常、太仆等寺，太子以为可以和礼部合并。这等于是在李吉甫裁汰冗官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作为对失去官职的官员还有求官者的补充，李纯建议增加勋爵的数量，这些一方面可以满足求官者的虚荣心，另外一方面，勋爵只是一个贵族地位，不需要国库出一个子负担。比如在即将开始的西征中立功的将士，斩首三级就可以策勋一转，策勋三转就可以得一个云骑尉的头衔。再比如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如士绅，做出一定贡献之后可以授予一定的爵位。（李诵点头，嗯，比如老弗格森就做了爵士。）
这样的想法好是好，不过也有反对的。新任的辅国大将军范希朝睁开浑浊的双眼，问被太子派出来论述的武学出身的郎将窦义道：
“敢问窦将军，若一伙士兵，咱就说陌刀手吧，立功甚大，人人策勋两到三转，而伙长只策勋两转，爵位比士兵要低，敢问他如何带领这一伙爵位比他高的士兵呢？”
这种情况倒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窦义不禁一时语塞，结结巴巴道：
“功劳大的，可以提拔到他伙当伙长。”
这倒也是，伙长、队正、旅率等低级军官，战时必定冲锋在前，阵亡的几率很大。不过万一真出了范希朝说的事情，调又没地方调怎么办呢？就在东宫一伙人思考这一问题时，坐在龙椅上的李诵已经一拍大腿，道：
“发军功章呗！”
“军功章？”
范希朝等一干底层出身的将领眼睛全都一亮。李诵比划道：
“朕的意思，军功有多少级就设多少等军功章，比如斩首三级立三等功，斩将夺旗立特等功。凡是立功的，不管是将军还是士兵，都一律发一个这么个大小的军功章，挂在胸前，作为荣誉。”
这个想法果然很有创意。连老杜佑都把耳朵伸了过来，问道：
“陛下，那这军功章都是这么个大小，怎么区分军功大小呢？”
郯王李经脱口而出道：
“父皇，儿臣以为可以将军功章制成不同的样式，印上不同的图案，或者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制作。”
李纯的目光一冷，旋即又温暖过来，道：
“二弟好主意。”
李诵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也不说，点头道：
“是个不错的主意，比如特等功的军功章就可以用金镶玉制作，上面打上丹凤门的图案。也可以给各等军功章起个好听的名字，比如丹凤朝阳啊，青天白日之类。”
大家都说好。这个的事情李诵本来打算交给兵部办，看李经眼巴巴的，就把这事情交给了李经去督办。李经大喜，而李纯当然也不好说什么。只是亮出了自己的另一把剑。
作为一国储君，仅仅提出缩编这样的政见未免有些说不过去，要知道郯王李经、溆王李纵他们可都是长篇大论一套一套的。作为太子，李纯当然不甘居人之后。除了继续缩编朝廷之外，李纯不知道搭对了哪根筋，提出了一个让李诵目瞪口呆的议案，就是在大唐建立公务吏制度。
根据吏部的统计，目前整个大唐境内的官员只有区区几千人。靠着这几千人就想管理这么的国家，怎么可能呢？在地方上，官员都有自己的助手，比如县有县尉、主簿等，州有别驾、司马等，这些都是朝廷委派的辅官。除此之外，各官府还有官员自己聘请的人员，比如刀笔、差役等等，这些人就被称为吏。某些可以开府建衙的地位较高的官员，比如节度使，就可以自己建立幕府，保举官员，所以许多铨选落第的进士，比如当年的韩愈，纷纷到各地藩镇去的呢？
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员任期一满或者有调动就会走人，而这些下面的吏却往往不会动。官员大多来自外地，人生地不熟，也多有不熟悉政务的，不得不依靠这些小吏来做官。这些小吏大多出于私人，时间久了，官府的权力难免被这些小吏操控。反正这些小吏是主官和地方花钱养活的，李纯建议不如把这些小吏也纳入考试录用范畴，一来可以控制这些小吏，二来大唐近二百年积累，人才太多，而官位太少，人才没有出路就会心生怨怼，不利于和谐大唐的建设，把这些位置给他们，可以起到团结一大批人的作用。
不用问，这个主意一定是白居易想出来的。李诵和其他人一样，都惊叹地长大了嘴巴。当官是高贵清雅的事情，一听说连出身引车卖浆之流的贱民也可以当官，反对的人自然不少，不过真正了解国事的大臣大多表示赞成。李诵遂责成裴垍和他的吏部研究去了。
太子李诵的第三个建议也是和人才的出路有关系。不过这个建议干系太大，李纯躲到了背后。而对李纯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