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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应该低于7。85亿银圆，同时考虑中央和地方各省在农业税上的3：7分成，中央财政的农业税总额也不应该低于2。35亿银圆，而往年清政府的农业税总额的中央收入仅有五千万两银子。
这里面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然而，这一点并不是中央财政危机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地方财政的混乱，各省独自为政和府县一级官员的缺失导致了税收工作的荒废，使得1910年的税收未能有效流入中央。
依据税务机关在各省的摸底调查，事实证明在大多数的地区，去年的税收并没有停收，各地所谓的革命军还是大量征税，乘机扩充兵力，地方团练、保安团也纷纷以各种名义征税，中央所推行的厘金杂税取消政策不仅未能得到推行，各地农民所承担的税收反而较之去年有所增加。
即便在北方和江浙地区有所减少，减少的幅度还是未能达到中央的标准，如此巨额的赋税则大幅落入地方各种小型私人武装的手中。
唐绍仪说了很多问题，最后的结论就是想要清理中央财政问题，必须大幅度清理国内遍及各地的小武装，无论对方打着何等旗号，不管是光复革命，还是自治革命，不管是保安队，还是团练，一概要予以打击，各地要追查税务，争取将去年各地征收的税务突击提交上来，哪怕是按照分税制，也必须确保三千万白银的中央财政增收。
唐绍仪是很着急的，他必须尽快解决中央财政危机，即便此前通过查封清政府户部、内务府库银和满清权贵财产得到了大约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的资产，此外又和远东银行拆借的四千万银圆贷款外，中央国库实际上并无余钱，完全是靠发行货币来解决财政危机。
各省新军的军饷开支，各地官员和政府日常开支都让内阁政府举步维艰，同时还要面对一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举国战争，唐绍仪这段时间是急得两鬓斑白。
宋彪并不急于说话，他一直是很沉默的听唐绍仪主持中央内阁会议，听着各位内阁大臣表述现阶段的各种困难问题，焦点还是集中在地方小武装过多和税收工作混乱不堪两个领域。
此一刻，宋彪心中感慨良多，如果没有日本的突然发难，他完全能很轻松的处理这些问题，各地小贼也无胆量和中央军对抗，现在则是两回事了，一边是国内的各种举步维艰，一边是日本举国之兵压境。
在唐绍仪将财政危机之事做出各种预设的部署意见后，先和宋彪询问道：“陛下，臣等意见大致如此这番，还请陛下圣裁！”
诸位内阁大臣彼此微微垂首，不能抬头直视，侧耳倾听着皇帝即将发表的最终意见。
宋彪沉默的思量片刻，这才说道：“古语说攘外必先安内，凡事都有重点，如今外患为重，切忌不能让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状况，所以，不因急于将追缴去年税款作为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着力点，此事应该先侧重于调查，能在近期追回则追回，不能追回则通过立法的方式依法查处，拖延几年解决也不是问题。现阶段的中央财政可以继续通过借款和加紧海关税款拨调的方式处理问题。我已经和远东银行及其他几家外国银行询问过，大致可以拆借四千万两白银，以此发行中国银圆，大体可以让中央政府度过财政危机。海关方面去年实收税款是两千四百万两前朝库平银，目前还有一半未入账，务必要尽快和海关方面交涉妥当，将这笔钱取过来。其他不足之处可另外发行国债。总之，当务之急是要稳定国内民生，不要激起新的矛盾，一切维稳，使得全国上下能够同心协力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他这番话一说出来，等于唐绍仪此前的那些话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必须重新调整策略，唐绍仪也全无半点质疑，更不敢挑战这番定论。
唐绍仪当即称是道：“陛下圣明，臣等当全力办理，安稳国内民政，以利于全国一致对话。”
随即，唐绍仪又和宋彪禀告道：“陛下，我国关税历来是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名义是上清政府雇佣这些外国官员，实际上一直是英国驻我国公使直接操控，臣等已经极力和英国人交涉，他们虽然是一直给予积极的回答，实则是一拖再拖，分明是有意拖延，继续利用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要挟我们，试图让我们承诺在未来继续将海关交由英国控制。
”
宋彪道：“在日本以军事威逼我国之时，英日同盟的关系迫使英国必须站在日本一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既然事已至此，那就不要留有太多余地，限期让他们将税款交出来。你就说是我说的，正因为屡次到了这种时候，英国总是要借机敲诈勒索我们，所以，英国永远不是中华民族和帝国可以信任的朋友，我和内阁政府，以及全体国民都不应该对英国报有任何幻想。做事情不要拘泥于具体的手段，媒体和国民也是可以发动的力量，可以发动社评组织学生示威，让全体国民都知道英国正在帮助日本继续侵略我国，说的厉害点，要组织全国反日反英大游行，如今已是民族存亡之时，不能说只有我们清楚这一点即可，要让国民都知道这一点。”
唐绍仪不免觉得这样的方式有点过激，万一彻底激怒英国站在日本那边就得不偿失了，可他也全无反驳宋彪的勇气，只能继续点头称是，好消息是远东银行和外国银行愿意继续拆借一些钱，至少能让他这位内阁总理过上一段时间的好日子，不至于连官员的俸禄和军饷都发不出来。
宋彪稍加停顿的思索片刻，继续和唐绍仪补充道：“发动全国和民族之力积极备战已是必须之事，不能有片刻犹豫，但在清理税款之事上，内阁政府也要务必有快速的行动和长远的谋划。解决国内的税务问题要有三个策略，首先是要建立完善的税务体系要尽快的在直隶鲁豫江浙等省先建立各省税务厅、地方各府的税务局和各县的税务分局，各乡镇设税务所，委任合格的税务官员，精挑细选，不得浮滥；其次是要加强各地巡防军的编制和正规化建设，消化、解散地方杂乱武装；第三则是尽快通过各临时税务法规，确定中央和各省的分税机制，收回地方货币权，统一全国货币，实施现代货币体制；通过此三点的努力，三管齐下，标本兼治，从根本上避免地方势力插手税务工作，逐步建立全国的税务体系。”
唐绍仪再次顿首，道：“请陛下放心。”
宋彪想了想，另外补充道：“国债的事要抓紧时间办理，可以巧妙利用英日同盟的谋害论来积极在全国推销，各级官员务必拿出三成薪俸购置国债，中央政府的内廷费一律捐出来购置国债。多报道一下日本人是如何购买国债支持国家侵略我们，以至于打败前朝北洋水师，割占台湾的，好好干吧。”
“是！”
唐绍仪等人只能连连顿首。
说是军政严格分开，互不干涉，说是君主立宪制，真正的军权都操控在宋彪这位皇帝的手中，所谓的中央内阁哪里有分庭抗礼的胆量？…；第一次的皇帝训政会就在这样的独特氛围中渐渐进入尾声，会议结束后，宋彪先行起身离开，所有人都再次起立躬身行礼，一直到皇帝离开训政厅，大家才面瘫一般重新坐下来，相互面面相觑，各有一番话说不出来。
训政之训政，果然和教训一般差不多。
不免有其他的内阁大臣要同情唐绍仪，可唐绍仪却要同情其他的内阁大臣，第一届国会在即，临时内阁大体都是新政强国会的成员，光复会和中华革命党的成员并不是特别多，民主党、立宪会、维新进步会吵闹之中，难免要有几位进入内阁以维持国内政治之稳定，最后还不知道是谁先被踢出局呢。
唐绍仪知道自己虽非嫡系的帝党，但却不会离开总理之位，至少现阶段的他还拥有皇帝陛下的信任，外务大臣欧阳赓显然也不会有危机，张康仁、欧阳锡、舒方德都是真正的帝党，操控内阁中的财政、税务和陆军三大重位，同样无忧，其他就很难说了。
袁世凯倒是很特别，接受了交通大臣的任命之后就一直在各地查看铁路，几乎没有正式的回过京师，此人到底在想什么，唐绍仪也在悄悄的揣摩着，他总是觉得袁世凯很有可能是盯住了他的位置。他虽然曾经常年是袁世凯的嫡系下属，如今鲤鱼跃龙门，早已今非昔比，自然不会束手就擒，论能力和学识，他也不觉得自己会比袁世凯差，甚至是只会做的更好。
训政会结束之后，宋彪回到自己的办公厅继续接见张康仁、欧阳锡两人，听他们单独汇报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分税制工作。
这一工作目前日渐完成，只等国会批准即可正式实施。
宋彪将报告仔细翻看了一遍，按照欧阳锡目前的推算和考量，在农业税上，中央政府和省、府、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划分比例是3：2：2：3，工商税、矿业税整体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5：5分摊，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捐赠税、物产税等则是7：3，关税统一归中央。
除了这些基本的税收分成外，地方农业税也存在着分级制度，东三省的农业税率维持在10％，江浙南方维持在7。5％，西北等地区维持在5％，现阶段统一按照固定税的方式按照每亩固定税款进行收取，每个省都有权在中央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再浮动10％。
此外，各地在原则上对土地集中进行限制，每户名下持有的耕地超过一定亩数都将继续征收增收额外的农田增值税，各省对此的限定不同，此阶段还是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关内以300亩地为分界线，关东则调整为450亩地。
看完这份报告，宋彪总体还是满意的，虽然他在很多方面缺乏专业素养，不是很明白具体的分税原则和动机”
稍加思量，宋彪和张康仁、欧阳锡吩咐道：“关内限制田亩的事情暂时不要急，事情不要捆绑起来办，要分开办，等和日本的事情解决掉了再来处理土地兼并的问题。”
欧阳锡道：“其实臣等也有这样的考虑，只是关内土地兼并确实太狠，以山西为例，超过70％的土地集中在不足1％的家庭手中，这些家庭大多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晋商阶层。四川那边超过一半的土地集中在1％的大地主手中，江浙华东因为受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情况要好一些，可这些年的土地兼并也在大规模的扩大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趋势已经愈加恶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想让税收越来越高，最好的办法永远不是支持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发展，而是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增多，支持中等农户的增多，支持中产阶层的普及。表面就农业税而言，土地如何集中都是一样的总额，但就整个市场而言，一个地主的消费力绝对比不上十个富庶农户的消费力。…；最令人痛心的是山西、四川的土地过于集中，导致大量土地用于种植鸦片，虽然鸦片的税收很高，几乎占到清政府在宣统元年之时的10％，但这对于整个国家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宁可砍掉这些税款也要让国家和民族正常发展，而要砍掉这些事，限制土地集中，使得农民更多的出于本身的需要种植粮食才是正途。”
宋彪微微点头，还是看了张康仁一眼，张康仁沉默不语。
关于欧阳锡这个人，宋彪还是比较清楚的，要说欧阳锡的水平，特别是在税务政策和科学管理两个领域的造诣，国内基本算是第一人，但是此人有一个极大的毛病，那就是过于理想化。
这大概是因为欧阳锡并未能从基层官员磨练起来的原因可张康仁也是直接从高做官的，比起欧阳锡就要现实很多，所以，这更可能还是一个人的性格问题。
见张康仁不说话，宋彪就直接和欧阳锡道：“鸦片的事情暂时不急于动手，凡事要有条理，内部不要惹出一团乱。帝国刚成立，还正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外敌威慑此时偏偏急于一时在国内搞出各种改革，导致民乱就得不偿失了。”
“这……！”
欧阳锡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过了半响才点头同意道：“陛下圣明。”
宋彪叹息一声，他何尝不想立刻解决这些陈年旧弊呢，只是国内已经够乱了，日本乘机想要发动中日第二次战争，以求一战击溃中国的光复革命力量，打断中国统一和发展的步伐，甚至是极力追求尽可能将中国逼退到一种群雄割据的状况中，以利于日本的发展和实现长期的侵略目标。
贼子野心不灭其国不足以出宋皇帝心中的这口恶气。
此时此刻显然不能自乱阵脚一切以稳定国内和统一国内各种力量共同对外为先。
宋彪只能是感叹一声，避开欧阳锡的这个话题和张康仁问道：“容星桥和容揆昨天就到了京师你和他们见面了吗？”
张康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