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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在归化民看来却已经是了不得的举措了，有人甚至会把这些社会保障当作是“海汉首长的恩情”。
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出现，有人就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未来本地的商品流通不畅，因为民众普遍低收入的关系，社会消费能力将十分有限，大量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外销，而本地民众却无法享受。
但以施耐德为首的经济专家很快驳斥了这种看法，以计划经济为纲的穿越集团完全可以通过调控内部商品流通价格来避免这种局面的产生。商品出口价格的昂贵，并不意味着它们会以同样的价格在内部流通。
比如出厂价十元一套的玻璃文具，在对内供应给书院的时候就完全可以降低到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程度。通过对内部的产品价格调控，甚至可以让民众以低于成本价的待遇享受到那些会在海外卖出高价的产品。这样即便是低收入的民众，也能有机会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内部降价所需要的财政补贴，完全可以通过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形式找回来，相比未来可以展望的工业产品出口额，内部这点消化能力实在算不了什么。
第172章 离岸价与到岸价（）
计划经济固然有很多弊端，比如容易产生生产与需求之间的脱节，不能合理调节内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等等，但其众多的优点也同样不容忽视。 它可以有效地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消耗，并且能够对有限的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的调配和充分利用，使其产生的效益最大化。
当然执委会所看重的功效还有一点，那就是计划经济可以很有效地控制社会贫富差距，维持安定的社会局面，这对于前期扩展需要吸纳大量贫民的穿越集团可谓十分重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管其文化高低，都有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存在，如果大家的生活状况都差不多，苦点也就苦点，忍忍就过去了，但如果一群苦哈哈里住着个土财主，那势必会引起民众的敌视。执委会将治下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并在内部施行计划经济制度，正是为了杜绝民众中间出现过大的贫富差距。
当然计划经济并不能杜绝特权阶级的出现，事实上这四百多名穿越者现在就是这个社会环境当中的特权持有者。为了避免出现人亡政息，四分五裂的情况，穿越集团的要害部‘门’和关键单位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都必须掌握在穿越者及其直属后代手中，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一个特权阶级。不过对于穿越集团未来经营的整个大环境来说，有一小部分人成为特权阶级倒并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相比未来十几年大明所要面对的麻烦，这根本只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而已。
李奈不懂什么叫做计划经济，更不明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什么玩意儿，但他能从蒋三的回答中听得出来，本地的民众对于海汉人执政的方式有多么的认同。＇ 超多好看小说＇听完蒋三的说法，李奈甚至也有那么一点觉得天道不公了。
关于蒋三后来所补充的这些执政措施，李奈可以确定不仅是在崖州，就算是整个大明也不会有第二处地方能像胜利港这么做。要承担一个雇工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的所有费用，这笔支出可不是小数目，在李奈所知的绝大部分行当之中，这种程度的福利保障都会让老板直接跳脚。当然官府什么的就更不消说了，不收钱还给民众发钱，真把父母官当成是老百姓的亲生父母么？
本地对普通民众的待遇给得这么好，李奈甚至都不需开口询问，就能想到这里针对普通民众的各种税费肯定也是不存在的。这样耗费巨大的政策，也只有善于经营贸易，拥有各种高利润出口产品的海汉人才有可能做到。李奈虽然一时想不明白海汉人如何在经济上进行运作来保证这套社会制度的顺利运行，但很显然海汉人的手段比大明的地方官府高出不知多少倍，就此地的民情来看，顶多只消两三年时间，这里的民众为了享有这种高福利的生活，绝对会自认为海汉人而非明人了。
不过就算海汉人再怎么善于拉拢民心，李奈也并不认为他们会在这里干出什么逆天的事情来，充其量就是把胜利港这地方建成南海区域内一个大的走‘私’港口而已。至于海汉人造枪铸炮甚至组织民团替代地方官府行使职能，李奈也觉得没有多大的问题，福建、江浙那边沿海地区也有一些大海商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自行建设用于海上贸易的港口码头，只不过规模没有胜利港这么大而已。
安西听完蒋三的话之后已经是眉开眼笑，心里暗道平时的群众教育工作还真算是卓有成效，想不到像蒋三这样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的农民居然还能说出这么一番道理来reads；。表彰，这必须得事后进行表彰，正好社员互助会还差个管事的人，蒋三这人看来应该很适合这位子。
众人在安西的挽留之下，中午便留在了盐场公社用餐。除了今早才捞上岸的各式海鲜之外，桌上也颇有几道盐场风味的菜‘色’盐煎‘肉’、咸鱼和各式咸菜。陶东来询问李奈是否要来点酒时候，李奈立刻脸‘色’就变了，连连摇手称不必客气。前一晚被几个海汉头领灌得七荤八素的难受感都还没过去，他哪敢再次挑战自己的极限。
菜过五味，李奈便主动提起了‘私’盐的买卖：“前次贵方送来的‘精’盐品质和价格都很不错，鄙行愿在福广一带代销贵方出产的‘精’盐，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还是按贵行之前所说的每月一万斤？”施耐德意味深长地反问道。该看的差不多都看了，该谈的也都谈到位了，如果李奈到这个份上还放不开手脚，那么执委会恐怕就得考虑在大陆地区另外找一个代理商来做这‘私’盐买卖了。
果然李奈摇头道：“先前鄙行低估了贵方的‘精’盐产量，是以只提出每月一万斤的‘交’易量。但今日到盐场看过之后，在下认为这个‘交’易量至少应该是每月五万斤，之后可以随行就市再进行调整。”
相较于前一日达成的军火出口协议，这每月五万斤的食盐订单的总金额并不多，按之前每千斤五十元的批发价来计算，也就是卖了两百支二七式火绳枪的水平。但执委会所看重的并不是单笔‘交’易的利润，而是食盐生意的长期收益。
仅广州府及其治下周边地区，人口就几近百万，这么多人口一个月的食盐消耗量可远远不止五万斤，更何况“福瑞丰”有能力将‘私’盐贩运到更远的广东内陆和福建发卖，执委会认为未来可供开发的市场非常值得期待。像制盐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只要有劳动力，执委会就可以不断扩大产能，不会受到原材料供应或是技术人员不足的困扰，并且由于生产效率的优越‘性’，穿越集团的食盐能够将成本控制在极低的水平，大陆地区根本就无法抵御有计划的大规模倾销。
这样做的后果肯定会带来沿海地区大量的盐场和盐户破产，福广两地官方的盐税也会因此而锐减。但这也正是执委会所要达成的效果直接把这条路变成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等那样的局面出现之后，执委会就将设法从当地招揽破产盐户迁入三亚地区，充当开发海南岛的劳动力。
这中间或许会有因为巨大利益产生的各种明争暗斗，比如盐商之间、盐商与盐课提举司之间、盐商与盐场之间等等，但执委会相信有了穿越集团的背后支持，类似“福瑞丰”这样的代理商绝对不会在争斗中吃大亏要枪有枪，要炮有炮，整个东南沿海地区都不会有第二支装备这么强悍的‘私’盐贩子存在。
不过要顺利达成这笔‘交’易，还是有一个小问题必须要先解决。施耐德道：“每月五万斤没有问题，但‘交’货的地点必须要确定一下。我想李先生也知道，我们现在的海上运力很紧张，恐怕暂时还没法‘抽’调船只专‘门’跑广州运盐或是运别的货物，所以我们之前报出的商品价格都是离岸价。”
李奈不解道：“‘交’货地点倒是好商量，不过何为离岸价？”
施耐德这才意识到这种后世的国际贸易术语估计李奈是‘弄’不明白的，赶紧解释道：“离岸价便是卖方商品装船后离港前的价格，就是说‘交’货地点是装运港，我们在装船时完成货物和钱款的清点就算是‘交’易结束。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到岸价，‘交’货地点就是买方指定的目的港，因为运输费用的关系，到岸价会比离岸价贵上一些就是了。”
李奈点头道：“施先生这么一解释，这离岸价到岸价的说法倒是形象易懂。那请问施先生，胜利港的贸易可是与以前一样，不需‘抽’税？”
施耐德连连点头，心道这个富二代倒还真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并没有因为‘交’易的顺利进行而忽略关税这种细节。执委会从筹划之初就是将胜利港作为免税自由港来进行定位，所以也就并没有关税的设置。免税港对于提高进出口贸易量的好处已经经过历史的证明，无需在此赘述。
至于说容易让本地产业遭受进口商品冲击的状况，执委会并不担心，要说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这个时代不会有人能比穿越集团做得更好，只要是三亚本地的制造和生产行业，其产品价格肯定能低于同时代竞争对手。更何况穿越集团的进口商品绝大部分都是以原材料为主，而出口商品则是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这种商品进出口结构用免税港的方式来进行贸易反而会获利更多。
但相较于胜利港简单明了的免税政策，明朝的相关政策和税制却是要复杂许多，甚至不是简单加上运费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施耐德才会提出需要先确定‘交’货地点的问题。
第173章 推销技巧（）
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从唐朝就开始设立，到明末终止，见证了这数百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 明朝的市舶司也基本沿用了前朝的设置，主官是从五品提举一人，另有从六品的副提举两人。提举的人选是一般是由按察使或者盐课提举司的提举兼任。明代的市舶司几兴几废，到了明末的时候虽然还有市舶司的编制，但已经改成了定额保税制。
按照《明史》记载，市舶司有对外的征税任务，前来明朝朝贡的番邦船只，所载来的货物均要按两成的税率进行‘抽’税。但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定额包税制的施行，市舶税的征收便由民间的牙行开始代劳。而掌握了外贸经营权的牙行便以船商代表的身份上下舞弊，所谓的市舶税多是进了‘私’人的腰包中。
如果穿越集团与“福瑞丰”进行贸易的‘交’货地点定在广州，那么穿越集团派往广州的货船无疑会被当作“番邦海商”对待，‘抽’取两成的税率，仅仅是这笔钱都已经超出了两地之间的货运费用，对施耐德和李奈这样的商家来说肯定是不愿意让自己的经营成本中无端地多出这笔钱来。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像“福瑞丰”这样的广州本地海商就不需向市舶司纳税了，实际上明朝对于海上贸易有多种多样，征收比例并不统一的税制，大体可分为水饷、陆饷和加增饷。
水饷是依照从事海上贸易的货船容积为计量单位的一种出口税，在实际运用中一般是直接按照船的宽度来收税。比如船宽一丈六尺，征税标准是每尺五两银，一艘船就是八十两银的贸易税。船越大，‘抽’税的比例也就越高，按照每尺五钱银进行累加，例如船宽两丈六尺以上，要按照每尺十两银的标准收税，一艘船就是至少二百六十两银。而且跑的地方不同，税制也不一样，跑东洋的商船就比跑南海番邦的税率要低三成。
除此之外还有陆饷这种进口税，像“福瑞丰”这种从海外运回货物的海商便是这种税的征收对象。但因为进口货物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所以税制也很难统一。有些货物按重量和数量计算税率，有些货物却是按货物品质或者实际价值计算税率，至于收多收少，就给具体经手的人留出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而加增饷则是一种针对进口商品的附加税，由船主负担。这是因为很多海商去吕宋等地‘交’易之后，只装着墨西哥银元回到国内，这样一来船上没有什么可以征税的货物，对于按照陆饷征税的政fu来说就是无利可图的结果。为了减少商税的损失，便设立了加增饷这么一个新税种来填补税制上的漏‘洞’。
站在“福瑞丰”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如果让海汉人承担胜利港至广州之间的货运流程，因为征税的关系都将会大大地增加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