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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营长，别提了，您一提这事儿我就难过。如果不是渴望着在军队干一番事业，我就不会背着画板来服役！去年这个时候，我曾问过老营长考军校都有哪些规定。老营长说，你这鸟兵，不早说，啥规定不规定的，名额来了你就拿着钢笔填卷子去呗！命好了挂个红牌牌，命不好回来继续当清兵，今年有6个名额，早分连队去了。我哭笑不得，说，营长这可真应了兔子不吃窝边草那句古话啊。老营长说，这种小事难道还要我当营长的把营部二十几个兵问个遍？我说，至少您也应在开会时说一声呀？老营长说，说了对你也没用，当兵第二年才允许参加军校考试。
第四部分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要闹情绪
端木少校说，是有这个规定，士兵必须服役满两年才允许参加军校考试。如今你不刚好服役满两年了吗？咱们军队有所艺术院校，听说那学校还有美术系，我帮你打听一下，看今年有没有那学校的招生名额？
我有些受宠若惊了，说，多谢营长。
端木少校说，不用谢，这是小事情。
我说，谢谢营长，晏凡绝非忘恩负义之辈。
端木少校说，我相信。噢，还有啊，过几天你也写份申请书交上来，组织讨论一下。你服役的时间已经不短，该入个党了。入个党对你们战士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蔺勇和陈秀大都已经交申请书上来了。党票只有一张，僧多粥少。不过你放心，只要你想向党组织靠拢，办法总会有的。你写份申请书交上来，我想办法到组织股找熟人多搞一张党票过来。我那个熟人挺爱财的，对他来说，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
端木少校的话害得我半夜都没睡着觉，没想到事情竟然就这么轻易地有了结果。天色将亮，我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大强嘿嘿笑着进入了我的梦乡。傻笑过后，大强满脸愁容地对我说，晏凡，快帮我想想办法吧，副业组很快就要拆了。前天营长来这儿看了一遍，说种这么多菜干啥用，又吃不完，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还说我一个人住在这荒山野岭里，不便于管理，出了事谁负责。晏凡，你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会出啥事呢，难道我还跳楼不成？两层楼，跳下去也摔不死。
果然如我所梦。次日饭前集合，端木少校对营部兄弟说，大强从今天起搬回营部来住，副业组的那几亩菜地租给后面的酒老板来种。酒老板除了保证营部正常吃蔬菜外，每月还交给营部150元钱，大家都同意吧？
兄弟们都没有吭声，这似乎就是代表了没人反对。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士兵们并没有做出决定的权力。
见没人反对，端木少校说，沉默就是认同，开饭。
营部的兄弟像平常一样嘻嘻哈哈地进了饭堂。饭桌上，大强耷拉着脑袋，一边把筷条在 “凉拌苦瓜”里插来插去，一边低声向我嘟囔，说，什么鸡巴同意不同意的，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唉，不知道樊副他现在在家里干啥。
我有点儿烦他了，说，大强，既然不愿离开副业组，刚才营长问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吭声？不喜欢吃苦瓜你就别在盘子里翻来翻去了，翻什么呀？把盘子翻烂了你也翻不出一块狗肉！
大强火了，“啪”地一声，用铁碗强烈地撞击了一下桌面，冲着我大声说道，咋的？我操，我种的苦瓜为什么我就不能吃？！
营部的兄弟纷纷都把头朝我们这边转了过来，端木少校看了大强一眼，一言未发。
洗碗的时候，大强与端木少校并排而站。端木少校告诫大强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要闹情绪。大强只顾低头洗碗，连话都没搭一句。也就是说，大强对端木少校的话置之不理。饭后，我和几个兄弟奉命去副业组搬大强的床铺。端木少校对我说，晏凡，大强的床铺搬回来之后放在你左侧，抽空你多开导他点，这样的兵，很容易走极端……
晏凡说到这里被我打断了，我不安地问：
——大强出事儿了？
晏凡说：
——你继续听我往下说就是了。
站岗，还是站岗。平常我都是在宿舍里埋头画画，所以故事总发生在我站岗的时刻。
那天我站夜岗第5岗。营部夜岗从10点半开始，每个哨岗一小时，按床铺往下轮。凌晨3 点半，我完成了任务，到楼上交岗给大强。推搡了半天，大强还是迷迷糊糊地说着干啥呀。
我说，站岗，到你站岗了。
大强嘴里一半肚里一半说，站岗？站个毛，老子来营部后从没站过岗。
我说，那是因为你在副业组，现在你已经回到班排。快，轮到你站岗了。大强，你听见我说什么没有？
大强说，你说啥？
我说，现在轮到你站岗了，第6岗。
大强说，听见了。
当时我困得要命，把口令塞到大强的手里之后，倒床就睡了。
谁知道事情竟会有这么巧，也活该大强倒霉。你知道的，漏岗只要不被逮着，天亮了就算过去了。凌晨，端木少校去方便，在厕所旁边看到一条“吹风蛇”。端木少校打算喊哨兵过来一起把蛇抓住，给兄弟们加道蛇汤补补身子，喊了半天，没人应答。
端木少校愤怒了，回房间拿起哨子，在楼下吹出一串急促的“嘟嘟嘟嘟嘟……”
第四部分顽固抵赖、推托责任
片刻工夫，营部兄弟集合在了楼下。端木少校站在队伍前，几乎是怒不可遏地说，同志们胆量可真够大的，在边境线上也敢漏岗？岗哨漏在了谁身上？老实承认。
当然没有人愿意勇敢地站出承担责任，大强当然也包括在内。
端木少校又问：第6岗是谁？现在是4∶12分，谁漏了岗？这是我最后一次向你们发问，也是给你们最后一次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还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 尽管我向大强使了好几个眼色。
端木少校不再发问，开始盘查。他从第一岗开始查起，查到第4岗，秀大说他把岗交给了我。端木少校问我把岗交给了谁，我说交给了大强。端木少校问大强，大强，你站岗了吗？
大强说，站过了。
端木少校说，你把岗哨交给了谁？
大强说，我……我交给蔺勇了。
蔺勇当即反驳，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根本就没人叫我站岗！
大强说，反正我是交给你了。
两人争执起来。端木少校说，不要吵！大强我先问你，今晚的口令？
大强无言以对。端木少校说，漏岗本来就严重违反了纪律，你还顽固抵赖、推托责任，按《纪律条令》里的规定，处分你两次的条件都有了。今天我不处分你，（奇*书*网…整*理*提*供）解散后你在楼道口的路灯下写份检讨，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错误，明早晨交给我。今后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不论是谁，一律处分！
早晨开饭，饭桌上不见了大强的人影，碰巧端木少校凌晨紧急集合后修改营部兄弟的政治作业熬了点儿夜，也没到饭堂吃早饭。我把大强的筷子上插了几个馒头，架在了他的碗上。回到房间，看到大强正坐在床上抽烟，夹烟的手红通通的， 床头横木断了好几根。 不用说 ，他把床头当沙包使用了。
我说，大强，你怎么不吃饭？
大强朝我翻了个白眼，说，关你屁事？
我火了，说，不吃拉倒，别他妈犯个错误就觉得自己神圣不可侵犯了。给你留了馒头在碗柜里，饿了自己去吃。
说完，我趴在床头柜上，开始替大强写检讨，毕竟大强挨批与我有关。
我还没把检讨写完，端木少校就在楼下喊了起来：大强，检讨写好没有？
大强一声不吭，并且将手里的烟头从窗口朝端木少校说话的位置抛了下去。
端木少校的声音提高了一倍， 把刚才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大强坐在床铺上，朝楼下阴阳怪气地喊道：不——会——写！
我说，你这个傻B，我不是正在帮你写吗？
这时，楼下传来了端木少校的怒喝：大强，你给我跑步下来！
…………
不大一会儿，大强焉着脑袋从楼下走了上来，问我，检讨写好没有？
我把写好的检讨递给他，说，服了吧，傻B。
大强下楼把检讨交给端木少校，回来之后再次点了根烟叼在嘴上。
一根烟还未抽完，他又像疯了似的挥舞着拳头猛烈地砸击床板，边砸边说：我操！我操！我操！……
说到这里，晏凡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晏凡你别太得意忘形了，考军校的事情到底怎么样？端木少校给你问出什么结果没有？
晏凡说，有戏。端木少校说那所艺术院校今年有招生名额，咱们军区总共分到了3个，他已经把其中的一个为我争取到手了。估计过不了几天我就要进文化队复习功课了，到文化队后我再与你联系，今天就聊到这里，我该回去画画了。专业课考得好一些，多少可以弥补文化课的不足。还有啊，听史迪说你女朋友自杀了？史迪要我转告你一句话，两条腿的青蛙不多，两条腿的女人不少。
第四部分兑现了接兵军官两年前的诺言
一纸调令飘到哨所，我被调进军区机关任打字员。莫名其妙，就像当年我满怀梦想到某省军区守备部队服役却被分到边境一样。我乘坐列车从边境去了省军区，阴错阳差地兑现了接兵军官两年前的诺言。
列车到达城市，空中飘起了蒙蒙细雨。我走出站台，看到一位肩膀上挂着一杠三星的年轻军官站在拥挤的出站口，手里举了一张纸，纸上写着我的名字。此军官一定是电话里的军记了，我跑步迎了上去。军记在细雨中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的模样跟他想象的一样。然后挥了挥手，一辆出租车随即开来。
军区所在地是一座气候宜人的城市，摩托车出奇地多。一路上，我看到好几个不穿雨衣的勇敢青年开着最飙的摩托车，载着漂亮姑娘迎着风雨闯红灯。我和军记就摩托车聊了起来。军记说有好事者做过统计，中国最好与最差的摩托车都在这座城市。闲聊了一会儿，我问军记为什么把我调到军区？又为什么会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
军记说，你们团里那位姓裴的新闻干事没向你说起过我吗？
我顿时明白了，赶忙回答说，说过，至今我还记着您要他转达给我的话呢，你说摇滚乐在中国是一场阴谋。挺新鲜的，这是哪本书上的理论？
军记说，哪本书上都没有，悟出来的，百分之百的经验之谈。当年我念大学的时候也曾经狂热地迷恋摇滚乐，也曾组建过乐队，还曾不远千里跑到北京看自己所崇拜乐队的现场表演，差点儿被开除学籍。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简直是疯了。人啊，一过25岁就差不多活明白了，如今我都奔30了。那次去你们团采访，听裴干事说起你的故事。我特别惊讶，没想到军队里竟然也会有人企图组建乐队玩摇滚，看来这场阴谋已经蔓延到军队了。你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我的昨天，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我当然不愿意看着你滑向深渊，我希望我的今天是你的明天。在军队组建摇滚乐队就是自找苦吃，别说是中国，就是美国，也不可能让士兵组建摇滚乐队。事实已经被你验证，前些日子你卖了吉他对吧，还收购邮票，那时候我刚好在你们团，陪同军区领导开会。你干的这些好事儿军区领导都知道了，一位将军还夸你有经济头脑，开玩笑说把这个兵调到后勤部给军队搞创收倒不错。
我说，这都是逼出来的，我真的没想过要在军队经商。
军记笑了，说，你被机关赶回哨所之后，裴干事找到了我，问我能不能拉你一把。裴干事是个爱才之人，我也一样，大家都是年轻人嘛。你在报纸上发表的稿子我看到过，挺有灵性的，是个可塑之材，埋葬在边境哨所实在可惜。所以，回到军区我就向政治部领导推荐了你。
我恍然大悟，赶忙感谢军记扶植，同时也表示自己一定努力打字，不辱使命。
军记说，有句丑话我要跟你说在前面，调令上写的是打字员，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打字员已经有了，眼下你只能在军区干点儿杂活。在军区干杂活也比在你在哨所出人头地的机会要多，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意外了吧？
我愣了一下，说，不意外。打仗、打字与打扫卫生，在和平年代，我看这三者并没什么太大差别。在军区的头两个星期，我千真万确是干些杂活。所谓杂活不过就是拖拖地板、跑跑腿之类挺卑微的事情，如同旧日的差役。两个星期之后，仅仅因为一个怪僻汉字，我的差役命运奇迹般地改变了——那天晚上，机关下班之后我向往常一样去“微机室”拖地板，一位上校军官趴在电脑前加班，用“汉语拼音输入法”敲一份会议名单。其中有个人名叫“徐昊”。估计是少校念不准“昊”字读音，急躁地敲着键盘。我拎着拖把走到上校面前，小心翼翼地说，首长，打HAO试一下？
第二天，我被调到微机室，任打字员。
第三天，原来那位打字员打理背包回了边防。
更幸运的事情在第四天出现了。那天军区联络处一位负责对外宣传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