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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带病”官员提拔到高位。还拿蔡京为例。徽宗崇宁元年，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过大仇，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恶行昭彰，没人不知道他是个“病得不轻”的坏人，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结果没过几个月，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这正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又贪图享乐，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形成事实上的“大总管”。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
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花石纲”和艮岳的修建，并置应奉局于苏州。为了迎合其的癖好，他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带病提拔”的赃官，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共同作恶。
三是同恶相济。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人有两类，一类是以利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一类是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小人。小人得势后彼此“党引以为朋”，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流氓化、黑帮化。在这样的官场中，“带病提拔”就成了常态……
第567章 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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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听罢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官’这个群体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贪残。 ？ 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势必造成满朝文武同恶相济，形成全方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
而一旦坏人掌了重权，按照与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戏规则操纵属下，在这种情况下，所在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待他们形成气候，地毯式、塌方式**不仅会涉及到各层官员，甚至连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机大捞一把的机会，而朝廷想整治都无从下手了。
再想想自己当初幸亏挑选了应节严、江璆这样的正直人作为府中的官，赵孟锦、蔡完义、刘洙、郑虎臣等有廉耻、忠义之心的将领作为辅官，而没有贸然任用那些徒有虚名之人。当然赵昺当时这么做也是出于保命的需要，以防止被人给‘卖’了，加上为了能在琼州立足，快刀斩乱麻的将原来有问题的官员几乎换了个遍，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这虽然多半出于偶然，现在琢磨一下也够让人心惊的。
“先生，这些奸佞初露端倪之时，朝中那些正直之士为何不能将他们扼杀于萌芽之中，反而要加以利用，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呢？”赵昺清楚坏蛋也不是一天就能炼成的，大宋三百年历任君王并非都是昏聩不堪，名臣也出了一大堆，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出现这么多奸臣也是需要反省的。
“陛下之言一语中的。”邓光荐言道，“仁宗朝里，多数士子都能遵循圣贤之言，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信条，以奢侈为耻，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丢官，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至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可只为个例，且得以严惩，难改正直之风。”
“我朝贪腐之风却是肇始于王介甫入相。为了推进新法，其不惜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品质有缺的官员入相，大批反对新法的正直之士被逐出朝廷，以致祖宗近百年涵育起来的清廉正直之风丧失殆尽。朝中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已是愈演愈烈，徽宗朝则登峰造极。南迁之后，此颓风虽有过遏制，但已是积重难返，终因病入膏肓无力挽回！”
“这……”赵昺听了是目瞪口呆，在他前世的记忆中王安石可是一个正面典型，其不仅名列文学史中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一位锐意改革，推行富国强兵之策的改革者，而后世对其德行也评价很高，他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这明显就是鞠躬尽瘁的代表，为官的典范，可在邓光荐的口中却成了导致大宋官场奸佞横行，政府**的罪魁。
“陛下，臣并无贬损介甫先生之意，且对其品行十分钦佩。但其变乱祖宗法度，用人失察，以致引起党争，确是致使我朝奸党横行之肇端。”邓光荐看着小皇帝震惊的样子，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颠覆了其对王安石的认知，急忙解释道。
“嗯。”赵昺这才合上嘴点点头，琢磨中历史不就是小姑娘吗，用的到便拿出来打扮一番，借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王安石这么个名人，又确实做了些事情，正好为后人所用。当反对变革时，其就是奸佞；而需要变革时，其就是英雄。不过当下的士人似乎对其变革多有不满，但仍对其品行还是极为推崇的，如此看也还算公允。
“唉，以介甫先生的学识对难辨真伪，看不透人心，朕又如何甄别忠奸呢？”赵昺转而一想，古往今来的奸邪之人，脸上没有任何标签，然而这些人为达到获取私利的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时甚至表现得比君子还君子。即便科技极为达的现代同样难以辨别，而自己这个初出茅庐的‘政治家’更没戏了，想到此不禁有些丧气。
“陛下也不要过于烦忧，虽然忠奸难辨，却也有迹可循，只要时刻保持警惕便无大过……”邓光荐眼见自己一番教诲不但未能让陛下坚定惩奸除恶的决心，反而使其变的垂头丧气。若是小皇帝真被自己所言给吓住了，从而随波逐流，那自己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又赶忙解说道……
赵昺听着邓光荐的大论，他现无论古今小人迹，奸佞上位都无外乎那几种方式，都是一个套路：
一者利用特殊关系博取上位。蔡京的儿子蔡攸，本是个连进士都没考中的无赖之徒，就凭着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几年里由“御赐进士”爬到了三品高官。南宋后期奸相贾似道则是通过姐姐入宫一步步爬上高位的。这与现代裙带关系盛行并无区别，举贤不避亲成了他们的挡箭牌。
二者是通过巴结权臣下属博取高位。这种现象在北宋晚期和南宋时相当普遍，“三凶”之一的梁成大，当县官时极力巴结宰相史弥远的家奴万昕，万昕曾对梁成大透露史弥远很不喜欢名臣真德秀。梁成大当即表示自己只要升官便能把此事办好。万昕把梁成大的话转告给了史弥远，没过几年梁成大真的进了御史台，并立即上章弹奏真德秀。由于攀附上了史弥远，梁成大边升边腐，屡屡“带病提拔”，期间大肆受贿，中饱私囊。现在行贿的对象不过是换了领导的司机和秘书，外加情人了。
三者是最可恨的，那就是通过作假骗取君子们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这种人隐蔽的最好，非到最后很难让人现，而且此种人也确实有些小聪明，并非一无是处，关键时候还能成事儿，可危害往往也是最大的……
第５６８章 反省（）
授课时间已过，邓光荐施礼告退，赵昺施礼送出后却没有动。今天的课业虽然没有完成，但他觉的今日收获比之那些枯燥的说教要实用的多，而邓光荐眼下还缺乏实践经验，可理论知识却极为丰富。他想着以后可以换换授课方式了，两人相互讨论比单纯的说教要有意思的多，且都能从中获益。
回想两人刚才的谈话，赵昺也是一阵头疼。其实在船上时他就有了整顿行朝的打算，因为以朝廷目前的状态别说复国了，就是能不能在敌军的反扑下活下来都是问题。可贸然行事必然搞得人心惶惶，所以他需要一个契机，让众人意识到此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那样才能减少阻力。
此刻行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似一场*****不过赵昺却知道危机中往往又蕴含着良机，他便是在一场场危机中成熟，团体也随之一步步壮大。本来他想在回来后就启动计划，不过朝中的局势对自己来说并不乐观，而邓光荐又闹了一通要辞官归隐，从表面上看只是其与同僚不睦，其实深处却说明朝臣们是有意排挤他，欲逼其离开自己。
按照通常的情况来说，邓光荐是帝师之一，称的上是皇帝的心腹亲信，且言行能够影响到皇帝。那些朝臣们即使不上赶着巴结，也不应当去疏远和排挤。可他们当下冒着大不韪去做，就是有些人嫌其挡了路，或是担心自己的阴谋被揭穿，所以不想让其留在朝中。而这也从侧面说明行朝中还有人在搅浑水，希望能从中谋利。
这引起赵昺警惕的同时，也让他自省，开始反思自己的下一步所为。王安石品行高尚不仅得到了大多人的认可，还被其政敌钦佩。可又为什么被世人认为是他任用奸佞，破坏了大宋朝官场的良好风气，败坏了朝纲，使得宋朝走向衰落，要为大宋亡国负责呢？
赵昺以为这个责任都推到王安石身上是有些冤枉，不过他的确要为此负责。宋朝的党争正是大盛于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急于推行新政，不惜打击异己，将凡是反对新法的人全部驱逐出朝。其激进的做法使得不少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他们不失时机地投王安石所好，得以在很短时间里火箭式升迁，乱政四十年的蔡京就是其中之一。
可好景不长，当力主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很快将王安石罢免，而闲置达十五年的铮臣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废除熙宁新法。大臣们对废除青苗、保甲、保马、均输、手实等损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对个别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大臣认为免役法就比变法前实行的差役法有利于民，建议暂时保留。
司马光却固执地下令：五天之内，必须废除免役法。为此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朋友范纯仁、苏轼等人。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却瞅准这个表现自我的好机会，奇迹般地在五天之内废除了府界十多个县的免役法。司马光闻知后大声赞许：“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像蔡京这么坚决地执行政令，还有什么旧法不能革除？”
在司马光眼里，狡黠善变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其实只有蔡京心里最清楚，对付司马光这样的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的错误决策推波助澜，用现在的话说，你想“左”，我比你还“左”。“宁左勿右”的法宝，早在蔡京那时就玩得相当纯熟了。而他的上台，不但将正直君子赶出了朝堂，也将大宋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丢掉了半壁江山。
另外在赵昺看来引发大宋官场巨变的人物邓光荐却没有提，其也不敢说。可他知道‘罪魁’就是大宋的皇帝们，若没有神宗皇帝做后台，不得到他的支持或是默许，王安石怎么能罢免司马光、苏轼等一班反对派；其若不是急于求成，大力推行新法，王安石也不会如此激进，引发了党争，任用蔡京、吕惠卿、章惇、曾布等投机分子或品行有亏之人。
而蔡京、王黼、贾似道，直至当前的陈宜中这等人得到重用，也是与历代皇帝贪图享乐，或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有关，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所以不难看出，官员**与否，关键还是帝王如何，倘若为帝王者自身奢靡不恤国事，甚至不惜养虎成患，竭天下之财力满足无尽的私欲，官员的**便有了根基，不论是塌方式**还是官员带病提拔，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
此外，忽视道德培养，搞单纯的经济至上，客观上形成“人人向钱看”的享乐倾向，也是诱发层层**的重要因素。神宗朝之前，真宗在位时便从道德层面劝勉官吏树立廉政理念，他颁布了《文臣七条》和《武臣七条》，强调“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
仁宗即位后，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