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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野心勃勃，他首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控制军队和报纸舆论，他认为这最适合中国的国情。
1890年春节刚过，曾纪泽正式登基，颁布了第一道圣旨，在削弱各省都督权力的基础上，加强各省的民政长官的权力，宣布由各省的民政长官主管省内税收和县知事的任免，各省都督不再参与民政事务。曾纪泽还让吏部选拔称职的文职官员，特别是对县知事一级的人选，考试的内容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行政法规和一般的知识，十万人在北京参加考试。
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在这场整肃官场的运动中，中央的权威大大加强，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指示也落实得很快，新组建的国会很快通过了新刑法、民商法、行政法。此时，中国义务教育普及到小学阶段，农村很多地方都开了夜校，文盲越来越少，加之中国人本来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全国高等的学堂发展到一千多少所，城市里的青年学生达到五十多万人，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阶级。
曾纪泽通过皇家日报、申报等报纸向全国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今天妇孺嘴上都知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味着行政等级之分应予取消或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意味着个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或者在经济上人人均等。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之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法律的最高目标，是保障自由，正所谓法无明令则政府不禁止。君主立宪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洋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民权这个术语，包括代议权、选举权、监督权，但切不可理解为民众直接处理行政。
大汉帝国的政治体制是在中央政府直辖之下、实行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独立的政治体制。这一表述也可以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政治体制既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也没有照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
皇帝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位置，这是大汉帝国行政主导体制最大的特征。根据宪法的规定，皇帝曾纪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的首长，也是军队的首长，同时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皇帝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处于特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
而且行政管理权相对于立法权处于主导地位，皇帝任命的内阁政府行政管理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关系到国民的衣食住行，相对于立法权涵盖面更大，影响更直接，作为更主动。不过讲行政主导并不意味着行政管理权独大，不是说立法会要放弃对行政机关的监察责任，更不会妨碍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正常行使。
大汉帝国新的政治体制既保留了皇帝，又吸纳了西方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成分，特别是司法独立、文官制度、咨询架构等。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政府决策和施政的高效能，也有利于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持繁荣稳定。
此时的大汉帝国，经济和国防工业迅猛发展，政权日益稳固，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帝国，疆土横跨今天的中国大陆、台湾、琉球、蒙古国等，还有越南、朝鲜、菲律宾等殖民地，中国的舰队，成为亚洲名副其实的第一强舰队，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和法国。
但此时的中国也并非就是太平盛世了，首先是俄国侵占中国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未收回，沙皇还觊觎东北地区，这个心腹之患未除，大汉帝国就一日稳固，此时的香港此时还未回归，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香港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澳门还在葡萄牙人手里，各国在中国的租界仍然存在。但比这些问题更可怕的是：李鸿章原来的老部下在改革中利益受损，他们以李经方为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李党”；以容闳为首的留洋势力，追求美国式的民主和共和，构成“洋党”；以席家为首的大财团、商人组成“席党”，袁世凯为首的军官组成的“军党”。碍于皇帝曾纪泽的巨大权威和高压，他们的矛盾才没激化，表面上才相安无事，但暗地里各种权力的争斗，让曾纪泽很恼火，但是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政治，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争斗，他努力平衡着各方的势力。
不过好在袁世凯在日本利用南北朝的“两个天皇”，搞乱了日本人的思想，又烧毁了靖国神社，日本人民陷入了一片混乱，很多人无所适从，切腹自杀，以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片山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泛滥成灾。曾纪泽对袁世凯在日本的表现通令嘉奖。同时，曾纪泽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特别是文化建设，不受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正所谓“哪里有**。哪里就有**”，执政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曾纪泽。
在教育大臣严复的倡导下，全国一千多所大学堂实现“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思想空前活跃，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各种思潮在社会上涌现，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等兴起了，很多人无所适从。
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曾纪泽面临巨大的挑战，他逐渐意识到，如果此时搞所谓的“民主”，国家又会动乱，他决定延长训政的时间，一步步搞改革。
此时由于国家教育的大发展，报纸的发展，让白话文迅速在全国推广，传统道德观念和现代民主观念的冲突也逐渐显现，党内的思想也开始混乱，曾纪泽思考再三，决定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和现代的民主自由文化相结合，在全社会提倡一场浩浩荡荡的新文化，提倡新的核心价值观。
曾纪泽与严复、梁启超、李提摩太等各界文化人士座谈后，集结众人的智慧，在皇家大汉日报发表了后来轰动中国和世界的“讲话”，采用“训言”和“故事”相结合的方式，开启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忠勇为爱国之本。忠勇，乃是最高贵的爱国精神，故事：曾国藩忠心报国，救万民于水火。昔者曾文正公，身体力行，不苟且、明是非、辩荣辱，湘军将官中多正人君子。选的官多是忠勇血性的儒生，选的兵多是淳朴耐劳的农民，这些人以忠勇为爱国之本，强烈的信念精神，才脱颖而出，安邦定国。
二、守法为公民之本。法律乃是治国之根本，中国古代就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法理观念，复兴党虽然是执政党，但是党纪不能代替国法，每一个党员，要带头守法，不管是谁，职务有多高，触犯了国法，就得交由法院审判。故事：包青天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惩奸除恶。
三、私产为立身之本。田地房屋等私有财产，是每一个社会人的立身之本，神圣不可侵犯。有了财产，民众才有尊严和权利可言，社会才会有进步。政府和军队的任务，就是要以国家之强制力，保护私人财产。
四、孝顺为齐家之本。中国的孝道，早已超出了家庭范围，有家才有国，不管世界发生任何改变，不管一个人取得多大功名，孝道都不能改变。中国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乃是世界上最普世的价值。不孝顺父母的人，猪狗不如，万人唾弃！对于孤寡老人，中央政府将统一建养老院，国家供养，这也是最大的民生主义之一。故事：亲尝汤药、卧冰求鲤、行佣供母、虞舜孝亲等历史典故。
五、崇尚科学为济世之本。中国人自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但是过于空洞地研究修身之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技术，搞发明创造，来强大中国的工业基础，出口中国的商品。故事：曾纪泽领导的洋务运动。
六、诚信守约为立业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信守约。乃是经商的第一要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想发展工商业，非守信用不可，这样的公司才能做大做强。以前中国人的商业交易，往往没有契约。但是一诺千金，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提倡诚信。故事：商鞅变法，徙木赏千金。
七、礼义廉耻为立身之本。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恭、敬、忠三字。就是礼的要素。礼义为治事之本。中国的“礼”，就是接人待物的文明道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廉洁奉公是对从政者的底线要求。故事：孔子制礼乐。
在训政阶段，“忠勇爱国”、“守法”、“保护私产”、“孝顺”、“科学”、“诚信守约”、“礼义廉耻”这些基本的思想共识，继承了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被曾纪泽确定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在全国的中等和高等学堂组织学习，全国的报纸大力宣传符合这些共识的典型事例。
这些核心思想和复兴党的“民族独立”、“民族商业”、“民权”、“民生”的“四民主义”一起，成为训政阶段的中国的主流思想。在这一阶段，全国的农民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经济也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甚至赶上了德国，并列世界第三，曾纪泽的大汉帝国政权日益巩固，曾纪泽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国防工业部门研发新型武器和扩军上，以便收复被俄国占领的国土上！
可悲的是，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误以为那150万平方公里国土是戈壁荒漠！但曾纪泽熟悉历史，他知道，清政府丢失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和外蒙古大部，是丰美的草原和高山森林、草场，星罗棋布的湖泊和丰富的矿藏。比如，那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湖泊：贝尔加湖！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和容量最大的淡水湖，平均水深730米，最深1580米，总蓄水量23。6万亿立方米，湖水可供50亿人饮用半个世纪，中国所有淡水湖加起来，蓄水量只有贝尔加湖的百分之一！贝加尔湖还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生活着许多地道的海洋生物，如海豹、海螺、龙虾等。
早在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贝加尔湖”是在鲜卑的控制范围之内，名亦曰“北海”；隋朝时期，“贝加尔湖”被东突厥控制，复改称“北海”；到了唐朝前期，“贝加尔湖”成为大唐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宋朝，“贝加尔湖”被蒙古八剌忽部控制。蒙元时期，“贝加尔湖”又划入蒙古帝国版图，属“岭北行省”。所以，贝尔加湖从来都是中国的！
曾纪泽的目标，是要彻底打败沙俄，收复被俄国老毛子强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让贝尔加湖永远成为中国的“北海”！中国的舰队此时打败俄罗斯海军没有问题，关键是俄国有一百多万陆军，所以，曾纪泽督促国防工业部门抓紧时间，研制出第二代的新型坦克，曾纪泽要给沙俄这头笨重的北极熊大放血，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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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 卧底张作霖（）
曾纪泽要派张作霖去东北卧底，说：“让你再去东北当土匪，你会觉得自己委屈吗？”
张作霖说：“俺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哪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为国效力，万死不辞！”
临走前一夜，他坐在床头，跟妻子赵春桂告别。但他不能告诉赵春桂自己是回东北老家剿匪，还要打入俄国佬的内部，只说带着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人回奉天“重操旧业”。
赵春桂一听丈夫又要去当土匪，大吃一惊，站起身苦苦相劝：“孩子他爹，你咋这么‘虎’呢？落草并非正道，你既然已经金盆洗手，千万不要再走回头路了。我们不求富贵，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
张作霖知道赵春桂是那种能跟他共患难的那种女人，当初嫁给他，也就算下嫁了。
赵春桂出生于1875年九月初六，只比张作霖小五六个月，赵春桂的父亲赵占元是奉天府黑山县南乡赵家庙村的小地主，其实也是忠厚老诚、勤俭持家的农民，在赵家庙村属中上等家户。赵春桂是家里的次女，贤惠聪明，善于针线女红。少年时即随父兄下田，耕种犁田和秋收割地等繁重苦活，她样样拿得起来，炕上的活计也件件精通。
年轻时的张作霖随母亲王氏逃荒至黑山县二道沟后，帮母亲到附近四里八村去卖包子。东北那地方，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