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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当曾国藩的人马刚走到武昌，就接到了咸丰皇帝的上谕，命曾国藩暂驻湖北，与官、胡林翼商进剿皖省之计，援川部队从湖南选调。
官、胡林翼在武昌治酒为曾国藩道喜。席上，湖广总督官提出派他的亲戚、永州镇总兵樊燮带两千人入川。这个樊燮，在石达开大军袭扰永州的时候，不认真筹备防守，天天和一帮狐朋狗友置酒高会，要不是曾纪泽率军援助，他早就丢了永州，结果宝庆会战过后，他被人告弹劾。官想让樊燮带兵入川，立功顶罪。这一点胡林翼和曾国藩心领神会，一致同意一起保奏朝廷。
于是朝廷调樊燮立即入川。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接到命令后，兴冲冲地准备带着二千绿营兵启程入川。樊燮是湖南将领，入川之前，他按例到长沙去跟湖南巡抚骆秉章报告，要湖南巡抚衙门出具调令和信。
樊燮为官不清廉，仗着是官五姨太娘家亲戚有恃无恐，名声不好。湖南巡抚骆秉章对于樊燮的劣迹早有耳闻，湖南巡抚衙门接到不少参劾信函，骆秉章不愿得罪湖广总督官，压着这些信不理睬，而且自1854年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之后，左宗棠一直是湖南军政大权的实际操作者，樊燮来长沙办手续，骆秉章便让樊燮去找左宗棠。
这一日，樊燮带着几个亲兵入城，径直来到湖南巡抚衙门里。巡捕见是樊镇台，不敢怠慢，忙进内通报。
樊燮大步踏进签押房，没见到骆秉章，只见到左宗棠正在低头处理公务。
樊燮见左宗棠板着面孔，心中不快，打了招呼，就叉开两腿坐到他身边，摆着架子得意地说：“这次官中堂亲向朝廷保举在下去四川剿贼，樊某特来跟巡抚衙门办一些手续。石逆孤军远窜，成不了气候，樊某不敢夸口说一举获胜，但终究要剿灭那些乱臣贼子。”
听了樊燮这种欺世大言，左宗棠冷冷回应道：“朝廷调兵几十万，糜饷几万万，至今尚未把长毛平定下去；且石达开乃贼中枭雄，曾涤生侍郎都数败于其手，你说这话，不脸红吗？”
樊燮吹牛时并不脸红，强压怒火说：“左师爷，本官也不和你打嘴皮仗，以后你就看本官的厉害！”
樊燮来巡抚衙门，本是一种官场应酬，办好了手续，见气氛不好，转身便走，并不理睬左宗棠。
“你给我回来！”左宗棠觉得自己是代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勃然大怒，一声暴喝，如炸雷把樊燮惊吓到了。他停下出门的脚步，反问左宗棠道：“何事？”
“樊燮，你可知道湖南武官，无论大小，见我都要请安，你进衙门不向我请安，出衙门不向我告辞，是何缘故？”左宗棠暴怒，面色黑得要下阵雨。
樊燮虽为武官，但很要面子，出门从不骑马，要摆职官员的谱，非坐轿子不可，被讥讽为“轿子总兵”，甚至连阅兵都坐轿子。湖广人消遣他说：“樊总兵阅兵：坐着看”，他要面子，见左宗棠当着很多人的面呵斥自己，也怒了，高声回答左宗棠说：“朝廷体制，武官虽轻，地位不比师爷贱，何况樊某乃朝廷任命的二总兵，岂有向你这区区举人幕僚请安的道理？”
“举人幕僚”，这话有杀伤力！
中国传统的社会，“万般皆下惟有读书高”，科举考场失意，没中进士，这是左宗棠心中永远的痛，这时被烂官樊燮看低，左宗棠一时语塞，恼羞成怒，气得环眼暴凸，燕颔僵硬，虎地站起来，冲过去，一脚飞踹樊燮，然后高声大骂：“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只得含恨退出，在长沙搜集了一下左宗棠的黑材料，窝着一肚子气跑到武昌，谒见湖广总督官，添枝加叶地把左宗棠如何无视朝廷命官、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的情形，向官哭诉了半天。
所以说，******的，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尤其是有背景的小人。因为小人喜欢在背后捅刀子，防不胜防啊！
“左贼猖狂！”左宗棠居然敢对他的姻亲、朝廷指派的援川将领如此无礼，官老大不快！当天夜晚，酒过三巡，官便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折子，将樊燮所说的摘要写了几条，又给左宗棠戴了一顶“劣幕”的帽子，说他把持湖南，为非作歹，还把左宗棠早年一些旧账翻了出来：左宗棠先有谋同洪秀全造反的行动。当年长毛挥师北进，势如破竹。当其兵锋抵达湖南时，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左宗棠有过一番深思，认为天下大乱，先倒霉的是平民百姓。他觉得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另外，左氏对朝廷的统治一直不满，曾经存有扶明灭清的思想，同情农民起义，加上科举道路与洪秀全相似，极不顺利。长毛攻抵长沙期间，左宗棠曾去拜见贼洪秀全，共谋大计。左氏曾劝洪秀全“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洪秀全不听，左乃离去。这件事对左宗棠来说是很严重的：若为朝廷知道，这可是灭族大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所以，他只好举家隐入深山梓木洞。最终经骆秉章等极力劝说，左宗棠才勉为其难，在骆幕供事六年，却骄横无比，目中无人。
官的奏折对樊燮搜集的黑材料绘声绘色，还说左宗棠故意放走了石达开，让湘勇只追不堵，这是犯了欺君罔上的大罪。
咸丰皇帝以前也不知道左宗棠，见到官这道奏章，大为吃惊，怒不可遏，立即在奏章上朱笔批道：“湖南为劣幕把持，可恼可恨，着细加查明，若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奏折递回武昌总督府，官的六姨太知左宗棠与胡林翼是亲戚关系，便悄悄地把此事告诉胡林翼的静娟夫人。
静娟夫人怎能眼见自己兄弟的丈人吃官司不救，便求胡林翼设法搭救。胡林翼一面火打人送信到长沙，将事情原委告诉了左宗棠，一面信给曾国藩当年的幕僚郭嵩焘和王辏г耍盟窃诰┲苄�
郭嵩焘此时供职南书房，此为内廷词臣直庐，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王辏г嗽蛟谝焉齑笱康乃嗨臣业北鍪ΑＴ氏嬗鲁鍪∪攵跏保蹶＇运没有随行。咸丰五年，王辏г酥芯伲文旮熬┗崾浴；崾愿姘蘸罅艟┪孪埃凰嗨晨粗校磺肴敫小�
胡林翼还给左宗棠报信，说官不日将派人来长沙调查搜捕左宗棠，建议他先去安徽宿松的湘军军营躲一阵子，寻求在那里屯兵的曾国藩庇护。
左宗棠接到胡林翼的信后，借口赴京会试，向骆秉章辞职，含恨离开长沙，回湘阴小住几天后，便只带着一个仆人，冒着严寒轻舟乘船，北去宿松找曾国藩庇护。
第八十四章 密谋反清（）
经过数月的远途跋涉，左宗棠避难到了安徽宿松的湘军大营，曾国藩毫不犹疑地收留了他这位老友。
不久，湖北巡抚胡林翼也以为浙江巡抚罗遵殿吊丧为名，来到安徽宿松。罗遵殿是安徽宿松人，一年前由湖北藩司任上调任浙江巡抚，他与胡林翼私交甚好，是老友。在1860年初春，李秀成率军进攻苏州和杭州等地，他战死沙场。
当时，曾国荃、曾国华、彭玉麟、李元度、李续宾、曾纪泽等人也都陆续秘密跑到了安徽的宿松军营。
这些湘军中的主要人物，不是不约而同来到宿松休假，而是聚集在一起，他们有备而来，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讨论规划谋取东南、消灭太平天国的具体路线；二是密谋反清，而且密谋反清是先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因为这一次，咸丰皇帝因满人官文的一封告状奏折，就要杀湘军重要人物左宗棠，寒了湘军将领的心。
其实一直到当时的1860年，清廷剿灭太平军，都是把重心和希望寄托在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六七万绿营兵上。曾国藩的湘勇，只是扮演支援角色，控制中部，防止太平军北上。
而在宿松的这一段时间，是湘军创谋大业的重要时期，也是所有湘军将领最团结的时候，当时的曾国藩威望最高。
曾国藩、胡林翼、李元度、左宗棠等人都是好友，亲如兄弟，他们和彭玉麟、曾纪泽等人一连召开了二十多天的秘密会议，对外宣称是谋划消灭太平天国的路线，实际上讨论了湘军的反清大业，讨论了湘军谋取天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会上，曾国藩照例先让湘军各位将领先发言。
在湘军将领中，胡林翼的官最大，资格最老，他首先站出来说话：“当今之势，满人皇族**，已不堪统治全国，而长毛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长毛后，我们一定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朝廷对汉官汉将始终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自古如此啊。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为朝廷殚精竭虑，剿灭长毛，天下人所共见，而咸丰皇帝见到满官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要将他就地正法，实令天下汉员寒心。我们不得不提前准备，未雨绸缪。”
左宗棠这时也说：“清廷防我湘勇，是路人皆知。前几年，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公，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曾公率湘勇为朝廷更是出生入死，却到现在还是兵部侍郎衔，连四川总督也不给。所以，我们为满人的江山社稷卖命，实在不值得！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人。”
李元度一向自视甚高，他的平江勇有一万余人，兵强马壮，他问道：“如若我们湘人起事，胡公、左公可牵头？”
这个问题，当着曾国藩的面，问得突兀，胡林翼看了一眼曾国藩，咳嗽了两声，道：“胡某不是推诿，是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他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而且我的身体又十分虚弱，最近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
左宗棠没有说话，他也把目光投向曾国藩。w别人，曾国荃、曾国华等曾氏兄弟也不会答应，还有曾纪泽，更不可能答应。
在会议期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曾国藩却始终没有说话，湘军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反对自立，但是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也很不爽，作为湘军首领，他也要为战后湘军的出路考虑，等大家都说完了，曾国藩说：“人常言，事者，势尔！窃以为，时候未到。如若我们现在起事，何以带兵？何以平长毛？而且天下百姓，苦战争久矣，如若湘军也造反，中国怕从此再无宁日。等我们平了长毛再说吧。”
胡林翼见曾国藩这么说，知道他还没下决心反清，于是对曾国藩说：“天下糜烂，我们岂能安坐而事礼让？有志者，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
胡林翼说天下糜烂，不是信口开河，1860年的清廷，内忧外患都很严重。
1860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早在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
俄国、美国公使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却索要诸多好处。
咸丰皇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
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
这时咸丰皇帝才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了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
咸丰皇帝此时冷静一想，后悔了，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
一直拖到1858年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