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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乐叹了一口气道：“甄大郎有所不知，天宝十年八月安帅领兵六万攻打契丹，不想奚兵叛乱，以至于安帅损兵折将。天宝十一年三月，安帅再发番汉步骑二十万攻打契丹，不想阿布思突然叛唐返回漠北，大军因此延误了战机，如今安帅想再次进攻契丹，让所辖三镇筹备六十万石粮草，鹿泉县要将一万石粮草运到幽州，不提前征发徭役不行啊！”
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条小命，甄乾将之前二十年的邸报（古代官方报纸）仔仔细细的研究了一遍。
天宝十年八月，安禄山帅所节度的三道兵共六万人，出讨契丹，以奚二千骑兵为向导。军队过平卢（今辽宁朝阳）千余里，至土护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遇到大雨，安禄山帅兵昼夜兼行三百多里，至契丹牙帐，契丹见到唐兵，十分惊骇。因当时大雨连绵，弓弩筋胶皆湿水松弛，大将何思德对安禄山说：我们兵虽多，但远来疲惫，战斗力不强，不如按甲息兵，稍事休整，不过三天，契丹就会自动投降。
安禄山听后大怒，要杀何思德，何思德请免死为前锋以攻契丹。何思德与安禄山形貌相像，契丹兵以为是安禄山，争击之，何思德不敌被杀，契丹以为已杀安禄山，士气大振。这时奚又叛，与契丹合兵，夹击唐军，唐军大败，死伤略尽。射中安禄山鞍马，折冠失履，安禄山只带着部下二十余骑逃脱。趁着天黑，契丹追兵停了下来，安禄山才得逃入师州（今内蒙古赤峰东北）。
遂归罪于突厥左贤王哥解和河东兵马使鱼承仙，杀二人。平卢兵马使史思明逃入山谷躲藏近二十天，才收罗散卒，得七百余人。平卢守将史定方将精兵二千来救安禄山，契丹兵才退去，安禄山得免。到了平卢，所部士卒大部逃散，史思明出见安禄山，安禄山大喜，握其手说：“你来我无忧了”。
史思明退出后对人说：“如果我早见安禄山，就会与哥解一起被杀”。契丹兵又围师州，安禄山派史思明击退之。
天宝十一年三月，安禄山发蕃、汉步骑二十万击契丹，要雪天宝十年败于契丹之耻。先是突厥阿布思来降，唐玄宗以厚礼待之，赐名李献忠，赐爵为奉信王，并命为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有才略，不肯屈为安禄山之下，所以安禄山怀恨在心。至是，乃奏请李献忠帅同罗兵数万来助击契丹。李献忠害怕被禄山害死，就对留后张玮说，请奏唐玄宗留而不去，张玮不答应。于是李献忠帅所部大掠仓库，叛归漠北，安禄山遂顿兵不前。九月，阿布思入寇，围永清栅（今内蒙古固阳西），被栅使张元轨击退。
安禄山先后两次出兵攻打契丹，一次大败、一次错失战机，如今又想攻打契丹，不仅征发各地徭役，还筹措大量钱粮充实军需。
今天还是四更，开始爽起来！
（本章完）
第96章 恶钱横行（）
只有甄乾才知道安禄山的目的不在攻打契丹，进攻契丹不过是安禄山的幌子，练兵和暗中囤积钱粮为起兵谋反做准备。
甄乾还是没有明白彭乐征发徭役怎么跑到自己门上来了？
“还是甄大郎府上的饭菜可口，难怪县城里的醉仙楼生意红火，看来某家酒楼的厨师都该回家种田了！”
彭乐对甄乾准备的菜肴非常满意，一连吃了三碗才停筷道：“不瞒甄大郎，这次我上门是来化缘的？”
“此话何解？”
“安帅征发明年的徭役运送一万石粮食到幽州，同时让各州县纳捐十万石粮食，摊到鹿泉县又是一万多石，县里哪有多余的粮食，没有办法只能向县里各家各户征收了……。”
两人目光相视一下，彭乐的目光立即避开了，显然这件事情吃力不讨好。
“这么说来，甄府也在纳捐的范围之内呢？”
“一万石粮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从鹿泉县运到幽州，一路上马拉人扛都要损耗粮食，说是一万石，但没有二万石根本运不到幽州，明府（唐代县令的称呼）和众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县里乡绅商贾纳捐，甄大郎不会让我为难吧！”
甄乾心里很清楚，安禄山根本不是准备攻打契丹，而是在囤积粮草。
这几年安禄山所辖三镇的粮价一直在缓慢的上升，以鹿泉县为例，天宝十年的粮价每斗七八文钱，天宝十一年就上升到每斗十文钱，年底安禄山又以出兵为由囤积粮草，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时，粮价必然会再长，恐怕明年粮价要升到每斗十二文钱。
粮价从每斗七八文上涨到十二文，几乎快一倍了，这足以让一些贫困之家破产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掉，鹿泉县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不知甄府摊派多少？”
彭乐伸出了一根手指看着甄乾。
“一千石……”，甄乾无奈道。
“甄大郎果真快人快语，明府让仙台村筹集一千石粮食，甄大郎可以再把一千石份额分给各家各户……”，彭乐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一千石粮食已经不少了，相当于以前仙台村五分之一左右的产量，要是让甄乾一个人承担的话，先不说愿不愿意，至少心疼一年。
甄乾嘴里像掉进一只苍蝇，明显让自己难做，彭乐不是说甄乾仁义吗？一口一个及时雨、孟尝君，就差标榜助人为乐、五好四美新青年了。
见甄乾若有所思，彭乐又道：“我知道甄大郎家有酒坊，恐怕一时拿不出来一千石，不过没有粮食用钱帛也行！”
彭乐还真是为甄乾考虑的周到，甄乾的确不愿意拿出手中的粮食，“还是彭司户考虑的周全，王友！从帐房支出十三枚钱庄金钱！”
很快王友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整齐的码放着13枚黄澄澄的金币，金币正反面都篆刻着钱庄的明文，边缘还有锯齿状的精美花纹可以防伪，鹿泉县很多人都喜欢使用甄乾钱庄的金银飞钱。
“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飞钱始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办，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携券到其它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二是私办，大商人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代营“便换”，以此牟利。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钱币的不足，同时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
甄乾的飞钱和其他钱庄的飞钱不同，没有使用纸张作为载体，而是直接用金银锻造成钱庄私钱，一枚银元相当于一千文，一枚金币可以兑换八枚银元，唐代金银比价为一比八，可以在甄乾直接兑换成铜钱，深受商贾们的喜欢，有些人也纷纷的效仿，可惜锻造工艺不如甄乾，反而容易被人冒铸。
甚至有人将甄乾的金银飞钱当成了厌胜钱收藏起来。
厌胜钱也叫做压胜钱，也叫押胜钱、压胜钱，并非流通币，汉族民间一种用作吉利品或避邪物的古钱币，小孩子佩带的饰物。
厌胜钱最初的本义主要是压邪攘灾和喜庆祈福两大类。到了后来，厌胜钱所指的范围越来越广，诸如开炉、镇库、馈赠、赏赐、祝福、辟灾、占卜、玩赏、戏作、配饰、生肖等等，都铸厌胜钱。发展到后来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按不同的用途，大略可分为纪念、厌胜、凭信、上梁、供养、博奕、吉语、成语、戏作等品类。
甄乾所铸飞钱属于在打擦边球，表面上只是钱庄内部流通使用，但在实际使用中已经超出了钱庄兑换范围，这才是自己真正赚钱的手段。
很少人能够真正意识到金银飞钱蕴含的价值，由于发行量和流通的途径不同，普通人平时很难接触到金银飞钱，自然不会认为对流通货币造成冲击。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金银飞钱都不是恶钱。
纵观唐代一朝民间私铸盗铸现象严重，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更有资源不足等诸多因素。
王朝建立之初，战乱仍未平息，百废待兴。高祖继位后“仍用隋之五铢钱”。但隋末以来，私铸恶钱充斥于市，钱币极为混乱，甚至“剪铁叶、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因此，规范货币的铸行，严禁私铸钱币，重建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成为唐王朝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武德四年，唐王朝“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扭转了隋末以来货币流通极为混乱的局面，全国钱币铸行达到空前统一。
但货币稳定的时期持续不长，很快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随后历朝私铸之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成为唐王朝最为棘手的问题。
要说封建社会什么最赚钱，除了巨贪就只有一本万利的铸币了，可是那些鼻孔朝天高高在上的官僚不愿意和铜臭为伍，更不愿意静下心来研究经济运行规律，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陆贽这样懂得经济的官员，提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最后还给罢相了。
PS：唐代的货币计量单位有贯、缗、两等，缗都是穿钱绳，钱千文称一贯或一缗。一贯等于一千钱，一两白银不等于一贯，唐朝初期，一两白银等于一千二百文上下，唐中期兑换率在一千五百文到一千八百文左右。
随便说一句，后世常说的开元通宝并非唐玄宗开元年间铸造的铜钱，开元，是唐高祖统一币制所铸钱的名称，意为开国，唐玄宗“以为有开天辟地之气象，遂用之”。
（本章完）
第97章 盛世的背影（）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五月五日，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货币混乱局面得到扭转，但不久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
唐高宗年间，以改铸新钱来防私铸，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私铸进一步恶化。乾封元年，唐王朝“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貯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监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既而私铸更多，钱复滥恶”。
武则天时期，私铸钱币现象进一步加重。于是“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但不久之后，“盗铸蜂起，滥恶盈聚。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
唐玄宗开元五年，针对私铸恶滥现象采取禁断措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絫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于是“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栗丰贱”。但“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迥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
统观唐代历朝，受“私铸”影响的时期很长，造成唐代货币流通中“私铸”盛行的原因很多，主要表现为：一、唐前期私铸问题十分严重与铜的私人占有有很大关系。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为市之”。
就是官府只对私采铜矿征税，对税后的铜矿并不强行要求卖给政府，而是允许自由买卖。这项规定使得每年开采的铜矿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导致唐前期私铸猖獗，恶钱泛滥。官府虽多次重申禁止私铸钱币、禁铸恶钱，但均未能彻底执行，以致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提出“不禁铸钱”。
二、铸币地位的逐渐提高使得私铸货币有利可图。在隋末战争中，布帛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随着唐朝的建立，重新确立了货币制度。但流通中有很多场合仍大量使用布帛。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因而金属货币的地位也日益提高，需求量不断增加。到高宗、武后时期，全国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对铜钱的需求也相应急剧的的增加，以至市肆交易“必须见钱”，而实物货币由于“币帛益轻”在流通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货币地位的提高，使得民间私人铸币有利可图，私铸盛行起来。
三、货币需求与供应的矛盾日益尖锐是“私铸”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