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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步青教授不仅数学教得好，也很会种菜的。他每天就拿那个粪桶，把它拿粪勺子把它舀出来以后，装在桶里挑过来，他光脚干活，我看他。然后呢浇肥，那个种的菜吧特别大，特别好，那冬瓜都这么大。
湄潭人很快都知道了国立浙江大学，有一位叫苏步青的菜农教授。但这种自力更生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家人的困境。
朝贺寺里，苏步青家的油灯每天一直亮到深夜。油灯旁，妻子给孩子们补袜子做布鞋，苏步青则撰写自己的数学著作——《影射曲线概论》。同在湄潭数学系的教授陈建功是苏步青的挚友，早年曾一同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陈建功比苏步青提前回国，回国前相约一起去浙大，建设世界一流的数学系。抗战时期，苏步青与陈建功创立的“陈苏学派”逐渐成为世界三大数学流派之一。在中国的一些中学里，开始流行“学数学，去浙大”的说法。
浙大数学的陈苏学派，或者被称作浙大学派，是和国际上的美国芝加哥学派、意大利罗马学派，形成了当时国际数学界三足鼎立之势。但暂时苏步青还得种菜。
来到湄潭的第二年，竺可桢校长为苏步青争取到教育部部聘教授的资格，月薪增加到700元，使得苏步青一家的境况得到改善。对于竺可桢的帮助，苏步青在52年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竺先生这样好的校长，把教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当然，我也把竺先生当作知己，凡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怎么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第六十七别样的长征（15）（）
国立浙江大学到达贵州后，校长竺可桢在日记里对战事的记录就明显减少了。
1940年8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十三周年。在纪念大会上，竺可桢说了这样一番话：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有特殊的使命，当年王阳明被贬贵州，不到两年便使贵州的文化得到振兴，我们虽不及阳明先生，但凭借一千多学生用尽才智，才能有利于贵州。
原文：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功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
国立浙江大学来到遵义以后提倡戒鸦片烟，主张由政府出面，他们浙大提供一定的经费的援助，那么把戒烟工作搞起来，让老百姓的抽烟减少下去。
贵州人种植和吸食鸦片，历史已久。遵义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贵州的兵不是都被说成是双枪兵嘛，就是一杆烟枪，一杆步枪。
当时普通一些的一个烟馆里头有十几个床铺，那是比较一般的，就是很长的一个通铺，每个通铺上面睡多少多少人，就像现在生意好的饭店，还要翻台，走了一批，再躺下一批继续吸。这种鸦片馆收费很便宜，进去以后三个铜板、四个铜板可以吸一次烟，当然还有高档一些的烟馆。但如果普通民众都去吸鸦片，这种身体状况还能去和日本鬼子作战？
为筹建戒烟所，国立浙江大江在遵义的播声电影院演出话剧《自由兄弟》，将门票收入全部捐办戒烟所。遵义当地人可以免费到戒烟所戒烟，每月还提供两块钱的伙食费。
戒烟所成立后，遵义烟民的数量大幅下降。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当地人与浙大师生相处融洽。学校为解决教授子女上学的问题，重新创办浙大附中。原在杭州是有附中的。
浙大附中将校址设在湄潭，还合并了湄潭中学。湄潭当地的孩子，像家里开茶馆的唐德声、龚世俊等，得以和浙大教师员工的孩子们一起上学。
当时贵州遵义湄潭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封闭，是开放很慢的地方，说得不中听一些就是文化和一些社会习惯很落后的地方。
当地一般的农村家庭来说，和当时全国落后的教育状况相符，就连读个小学也很不容易，完成当时所谓义务教育——四年初级小学的人都达不到一半，女子更是大多数都是文盲。
能够考取个中学，考个初中，那是相当不简单了。当然要谈大学的话，有些人根本不晓得大学是个怎么回事，所以浙大来了以后，当然对湄潭的老百姓来说，震动是大的。
1941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离开杭州时招收的新生，在经历四年的流亡后，迎来了毕业的时刻。这届毕业生共161人，其中女生11人。这一年也是国立浙江大学自流亡以来，在校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1045人。在1937年，学校还只有512人，此后在校人数逐年递增。和现代相比，全校的人数，还不如几个系的人。
土木系王人龙1940年在遵义毕业，他的弟弟王人麟正好在1940年辗转来到遵义，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原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晚年谈及当时的师生，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教学的原因时说：“我们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求是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物质条件差，但人的精神是向上的。”
第六十八章别样的长征（16）（）
1943年8月，素有黔北“小江南”之称的贵州湄潭县，一种被称为湄红的新茶出现在集市上。这种茶叶是由三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开发出新品种。茶叶种植是湄潭主要产业之一。
此时正值暑假，因为抗日战争仍在持续，国立浙江大学湄潭校区里，家乡在沦陷区的教授和学生依旧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
离新学期开学的日子还有一个多月，一些刚刚考入浙大的新生已陆续从各地赶到这座小小的山城。这一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招收新生600多名。
不满17岁的江苏籍考生李政道，在贵阳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后，被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很快就和几位同学一起从贵阳赶到湄潭。
湄潭城外，到处是整整齐齐，充满绿色的茶园。
迎着充满淡淡茶香的夏日空气，李政道步入了湄潭城。当时有谁知道，数十年后，就是这位当时的翩翩年少之人，走进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殿堂。
国立浙江大学在1939年底搬迁到贵州遵义，由于房源紧张，只能分散办学。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设在距遵义75公里外的湄潭。
理学院下属的物理系搬到湄潭后，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楼内陆续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四个实验室和一个修理工场。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每年的六六工程师节这天，实验室和工场都会向当地人免费开放，就像现在某个开放日一样。
开放参观的场面就像过盛大节日，比那个赶集赶场还要热闹，它不光是工学院如此，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都把一些个科学知识的普及，你像马德堡半球，这球是真空；大气压的这个，在历史上面就是两匹马在那儿拉，他也在那儿通过人，你自己来试试看，真空以后你能扯得开扯不开。
那时的遵义是比较落后了。但浙大这里还有一架飞机，学校里有一架飞机，这个到了工程师节那天是，遵义老百姓人山人海，到那去参观。
当地的民众感到稀奇了嘛就是，就是这样回事，因为好多东西他们没有看到过，像日光灯当时许多城市里都没有，他们哪里看到过。
每当遇到这个工程师节，和进行这个科普对外这种展览的时候，是非常慷慨的，竺校长在这一点上，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让各个系绝不吝啬，要让更多的民众来学习科学、了解科学，同时也了解浙大，支持我们浙大办学，实验室开放，他觉得实验室开放日，就是在工程师节的时候，各个系的实验室都是对外开放的。
一天，物理系教授束星北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少年，其中一位是束星北教授的侄子束慰曾，另一位则是刚刚来到湄潭的化工系新生李政道。
因为李政道和束慰曾两个人是同班同学，两个人也是要好的朋友，在一个假期的时候，束慰曾带着他到自己的叔叔家，这样认识的束星北。
第六十九章别样的长征（17）（）
李政道192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李骏康靠生产经营化肥发家致富，也就是说是化工企业家。
在家中排行第三的李政道从小喜爱读书，国立浙江大学是他年少时心仪的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刚满15岁的李政道不得不只身离开上海。经历了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两年流浪生活后，他经福建、江西、两广抵达贵州，在贵阳参加了1943年夏天的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并最终如愿以偿地考取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他之所以读化工系，这本是他父亲的要求。
李政道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心底里非常希望儿子能子承父业。
但是入校一个月后，李政道却做出了一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从浙大的化工系转到了物理系。
李政道当时因为是一年级新生，按照学校的安排，他必须去距离湄潭15公里的永兴镇校区。永兴镇是一个小集镇，全镇只有短短的一条街，两面是破旧的房屋。
浙大一年级的校舍主要分布在镇上的两个会馆里，就是江西会馆与湖南会馆。
这一年，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也被安排到永兴，教授低年级学生的基础物理课。
束星北教授的讲课非常有特点，一个就是他从来不用什么讲义，很少在黑板上写什么概念或者定义，就是在教室里走来走去，随随便便地谈，而且所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大家所能看见的，甚至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他讲到高兴之处了呢，一屁股就坐在哪个学生的桌头上，就那么侃侃而谈，或者一堂课经常和一个学生在这儿争论一个问题，争论来争论去这一堂课可就结束了，按现代教学理论来说，他这属于是启发式教育的方法。
李政道在听了几次束星北的物理课之后，便开始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李政道经常主动提问，这个化工系的学生引起了束星北的注意。
束星北当时就感觉到了他像物理系的学生，也没有这化工系的学生对物理的这种认识，这种思维能力，强或者深，灵敏，敏感。一个就是束星北当时感觉，以后，束星北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一个这个学生他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他来区分这个层次的时候就感觉到，一般的学生实际上都在求知，说李政道这个学生呢，他是求道。
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第七十章别样的长征（18）（）
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王淦昌教授开课的时候呢，束星北教授也就坐到学生下面去听，这个束星北教授开课的时候，王淦昌教授他也在下面听。
每一次上课都有学生读一本书，做报告，然后经过大家讨论，争论的不得了，两个教授老师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比如说王老师的观点跟束星北老师的观点不一样，束星北老师不服输，王老师也不服输，两个人就在课堂上争起来，甚至争着争着在桌子上，拍桌子啦，大声叫，当然不会到了打架程度了，不会了，但是同学们感觉到非常严肃地看着他们两个老师吵。
据原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或上过这两位教授的课的同学回忆：束教授声音大，他那个嗓子多粗啊，但王教授声音也蛮大，不过束教授声音大，他因为他个子大，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大，本来就大，但是学生们听得出来，就是两个人都不太服输。
但是，争论归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