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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穿军服的侍从端上茶，轻轻关上了门出去。年轻人对胡、陶二位说：“陈主任有事，关照我接待你们，有事请讲。”说着拿起笔，摊开文件夹准备记录胡陶二人的谈话。
胡、陶二人相互视对了一下，不用说也不会和这位秘书般的年轻人多说些什么。于是胡适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陶希圣要来了纸笔，写了一页短信，放进信封，递给了年轻人，说了务必请陈主任转交。年轻人把信封放进文件夹，但眼睛好像没看见信一样，说了声稍等，说着转身进入里面办公室，做完了登记，才出来，轻声问二位，要不要按排便餐什么的？
胡、陶二人此时哪有这心情，忙起身告辞出门，年轻人送他们出了门，并目送汽车驶出岗哨才转身进去。
第十七章汪精卫的开幕词（上）（）
（一）。
回去的路上，陶希圣还是一脸的不高兴。
胡适反而到显得释然了，他想到了前不久举行的庐山谈话会的情况：
1937年7月7日，中日在卢沟桥那已开打了，国民政府才在庐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名流参加的“庐山谈话会”，共同商讨国事。当时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到庐山召开“谈话会”，也就是统一思想，协调步骤呗。
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拟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中日已开战，旅途再没有那么顺畅，参加“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都克服旅途的种种险阻，从全国各地赶奔庐山。
（二）。
7月15日上午，齐聚庐山的当时中国各界名流，汇集在一起，在纷纷议论着，他们中有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和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
赴会采访的《中央日报》的一位记者首先请胡适先生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胡适略为思忖，随即侃侃而谈：“各位，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这个那个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平时说话办事是那么的平稳、持重，这时也忍不住情绪激动地说：“南开的大学；中学；小学校；可以说凝聚了老夫我一生之心血，战火一烧，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张伯苓说着，禁不住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梁实秋接着说道：“昨天我在松树路散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诗，慷慨激昂，颇有岳飞岳武穆《满江红》之遗风。”梁实秋抑扬顿挫地吟哦起来：“‘百战赋归来，言游匡山麓。爱此钦崎石，状如於菟伏。摩挲舒长啸，狂飚振林木。国难今方殷，国仇犹未复。禹迹遍荆榛，恐汝眠难熟。何当奋爪牙，万里飞食肉。’马占山将军把林中之石喻为小老虎，要奋爪扬齿，飞将起来去食日寇之肉，何等壮怀激烈。可是这诗是民国二十二年写的，今天已到了民国二十六年了啊，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说：“再这样下去，全中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呢？！”
众人正在议论纷纷，忽听有人高声说道：周恩来先生来了。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共谈判中共代表的周恩来和秦邦宪、林伯渠等走进驻地。周副主席是上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谈判的，这已是国共间的第四轮谈判了。周副主席抓住“谈话会”这个机会，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周恩来逐个与各位代表握手。当他来到张伯苓面前时，张伯苓一把搂住他，激动地说：“贵党不计前嫌，共赴国难，可敬可佩呀！周先生，你是我们天津的骄子啊！”周副主席也动感情地说：“张伯老毕生为民为国，世所敬仰。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又深明大义，极力主张对日作战，实为国人之楷模呀！”
代表们请周副主席讲话。周副主席谈了中国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一贯主张，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周副主席最后说道：“各位先生都是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有识之士，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但是近百年来，我们落后了、衰弱了，多少耻辱的条约，像尖刀一样扎在中国人民的心上，每一个有志之士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中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不能由外国列强任意争夺宰割。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紧紧拧成一股绳，我们不但能战胜外寇，而且一定能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
周副主席的一番话受到各届名流的一致赞同。
未完待续）
第十七章汪精卫的开幕词（下）（）
（接上一章）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庐山传习学舍楼上举行。
已是7月16日啊，离卢沟桥中日开战已过了一星期还多了啊！平津那边已打得如火如荼，这边国民中央政府才开统一思想会，想想真叫人无语！
“庐山谈话会”的会场布置得很别致，没有设会议常用的主席台，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桌面铺着洁白的台布，每个坐位前都泡有一杯庐山的特产云雾茶，只有蒋介石面前照例是清水一杯。会厅里悬挂着一副巨大垂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出席开幕式的共158人，除了各界名流外，还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等各方各派的代表。
蒋介石和汪精卫并肩坐着。汪精卫一身质地考究的浅灰西装，雪白的领前别着黑蝴蝶领结，头发梳理得整洁光亮，样子倒是像个美男子。而蒋介石未像往常一样穿军服，却身着玄色长袍，上套黑色马褂，瘦削的面容上挂着几丝笑容。
九时许，主持人张群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的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汪精卫代表政府致词：
“感谢各位代表来此，共商国事……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共赴国难，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精诚团结，是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条件。几年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不断努力，即全国知识界、产业界的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言破坏。对于政府所处之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又突然爆发卢沟桥事件，危机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人力物力，熔成一片，方可以抵抗强敌，自救危亡。对于怎样解除困难，复兴民族，参加谈话会的代表，定有许多高见。还望畅所欲言。要批评的尽量加以批评，要发表的意见，多多发表，千万不存客气，不存芥蒂。我们深信，经此一番讨论之后，必能更看出光明的路线。”
一听汪的讲话，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词：“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难道还怕小小的日本吗？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此时他的老部队29军，正在平津和日本鬼子激战。随后多天惨败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多少将领为国捐躯，牺牲得是既壮烈，但多少又有点窝囊。爱兵如子的老将军不知落过多少眼泪！！！
而此时庐山谈话会的坐下都是什么人？坐下都是当时中国的明白人。大家都知道汪精卫这是借题发挥，他是再发当不上“一把手”的牢骚！意思就是：谁叫你们不团结在我的周围，看眼前这局面怎么收拾！
开幕式后，大多数与会的各界名流纷纷摇头：这时还想着内讧，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第十八章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上）（）
（一）
第二天的座谈会，该着蒋介石发言了。他的发言完全和汪精卫的发言语气不同了。因根据情报，日本内阁已奏请天皇批准，将增兵华北开战。蒋此时清醒了。他意识到，再不坚决抗战，不但自己没人拥护，怕是国将不国了。
——国民党到底抗没抗日？多年以来，说法颇多。看了此书，笔者以为大家自有明断。笔者强烈反对某些所谓历史专家的看法、说法，什么9。18事变、卢沟桥事变，好像整个局势都掌控在腐败的国民政府手中一样，意思就是说，他们国民政府不动员全民抗战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的，9。18、卢沟桥等等，其实他们都能掌控，真是一派胡言；二次世界大战应从德国闪击波兰开始等等说法，真是阿q精神，难道这样就能和“国际接轨”吗？那我们的义勇军、东北抗联战士的血都白流了吗？笔者以为真确的说法应该是：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不是什么事变，也是二次大战的开始；1937年7月7日是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和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中国进行的是十四年的抗战！
（二）。
于是，时任中华民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于7月17日，在江西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后人起名为《最后关头》：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略去部份）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徵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溏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
（未完待续）
第十九章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下）（）
（接上一章）
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