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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求他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
两名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都是很有经验的苏军干部，作战经验丰富，对党忠诚。以舒金上校为例，他1928年加入苏共，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远东红军当步兵团长时还和日军交过手。他参加过苏军反击日军的张鼓峰战役1938年7月底爆发，1938年8月13日结束，苏联方面称其为喀山湖战斗，战功卓著，还得过军功章，虽然性格豪放粗犷，喜欢喝烈性酒，但是心很细，工作自有一套。在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受过集中培训，深知中国此行的重要性。崔可夫来重庆后，也与他们交流过，对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所有苏联顾问都非常明白，他们来中国是代表苏联向中国伸出援手，也是为了保卫好自己的国家。如果国民党政府战败投降，则日本可能进占西安、成都、兰州、酒泉，甚至乌鲁木齐，从而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国土。那样的话，日本空军甚至可从容轰炸苏联苦心经营了20年的国防工业要地乌拉尔……库兹涅斯克重工业基地。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苏联要把后来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奇勋的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名将派到中国对抗日本。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两人自然也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没料到在自己眼皮底下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在于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敌意和对苏军顾问的蒙蔽。以顾祝同为中心，上至蒋介石，下至各个师长、团长，都对以前的死对头……共产党军队怀恨在心。此前，在河北、晋西和苏北等地，国民党军曾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但是都以国民党军惨败告终。所以，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心理上极不平衡，认为那纯因地方军队战斗力太弱所致，故必欲报复。
另外，当时国民党想把中共军队全部限制在冀察地区，这一无理要求被中共拒绝。与此同时，新四军江北陈毅部还与国民党军的韩德勤部发生了猛烈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顾祝同等人想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国民党为此决心不惜武力驱除、消灭皖南要害地区的新四军。恰逢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叶挺在撤退到长江以北的问题上犹犹豫豫，这在顾祝同等人看来，更是个好机会。
对此凶险局面，日里耶波夫和舒金却毫不知情。他俩带着电台技术员两名，炮兵、工兵、通讯兵顾问各一名，被顾祝同别有用心地安排在第三战区总部屯溪现在是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城内的舒适宅子里，这儿花木繁茂，庭院幽深，但却不易于和外界联系。顾祝同还借保护之名派了一个班的卫兵进行监视。虽然两名顾问每周都参加顾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军事会议，提出很多建议，与总部参谋、下属各集团军总司令等人混得挺熟，但他们两人身为顾问，在很多方面却得不到准确消息。
在第三战区总部的国民党军人内部这样说：＂苏联顾问是共产主义国家派在国军中的探子，若让他知道国军打共产党新四军，于我们很不利。＂两个顾问也很想多了解些情况，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加上和当地共产党没有联系，所以对国共两党的斗争情况一点也不清楚。
另外，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一项规定也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按照他们和国民党政府的约定，苏联军事顾问不能直接联络中国共产党人，在八路军所在的第二战区由阎锡山、朱德领导就因有八路军而未设苏联顾问，因此日里耶波夫和舒金一时也没有多少办法。
第二百章被活埋的通讯员（）
1940年秋，舒金上校被调往三十二集团军驻宁国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总部做顾问工作，按照规定，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要定期用自备的军用电台和自己的电报人员向在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发电报，报告情况，保持联系，而且电文内容和严格保密，第三战区总部无权检查。此时为暗算皖南新四军，战斗力较强的第三战区的三十二集团军被调入皖南山区部署，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为了保密，煞费苦心。他回避与舒金上校会面，只让参谋长出面应付，甚至送给舒金作参考的军队部署图居然也是假的，而翻译也拿着假部署图胡乱解释一通。在第三战区总部，顾祝同等人也对日里耶波夫严加保密，随行翻译也跟着胡说一通，把日里耶波夫＂伺候＂得很舒服。
作为有经验的军人，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警觉性。从假的部署图上，舒金隐隐觉得问题不太对劲，他曾对三十二集团军部署的变动一再提出疑问。为了稳住这两人，国民党于是派当地行政、军界要员，甚至当地的工商会长和中央日报社驻屯溪特派员等人天天盛宴款待两名顾问及随行人员，声称他们＂指导国军抗战，劳苦功高＂。美酒佳肴，日日不断，国民党甚至找来数名漂亮女子陪酒伴舞。在这种特殊＂礼遇＂下，两名苏军顾问放松了警惕，被＂友谊＂的气氛和美酒的醇香麻痹了。
而此时屯溪地区的中共组织已对皖南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有所警觉，怀疑顾祝同要出兵袭击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为此曾先后密派两名情报员去泾县茂林——今安徽省泾县茂林镇，即皖南事变的发生地，准备向新四军军部通风报信，但在半途即被国民党军统特工逮捕，惨遭活埋。
在屯溪东南救国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党员，也曾想通过这两名苏军顾问的电台，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紧急报警。但是苏军顾问有国民党的军人看守，附近还有军统的便衣特务日夜监视，一直没能联系上。
情况如此迫切，被蒙在鼓里的两个苏军顾问还电告重庆的苏军顾问团＂情况正常＂，甚至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后十余天，这两人居然还被蒙在鼓里，依旧电告＂情况正常＂，这就难怪崔可夫差点被气死了。
此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愤然致电质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处理？＂
重压之下的崔可夫立刻联系派驻顾祝同——皖南事变的肇事者，时任第三战区司令所领头的第三战区的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了解情况，没料到这两人比他还糊涂，竟问：＂真的发生了皖南事变？＂
两名顾问如此糊涂，崔可夫差点被气死。作为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崔可夫对本国顾问还是放心的，对于第三战区的这两名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他也很信任，但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两位老兄在关键时候竟然形同虚设。
第二百零一章出发（）
（一）
安徽南部的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有点像四川、重庆一带山中的坝子地形，这类地形无疑利于屯兵，而是不利于部队发展的，特别是大部队根本无法大规模运动作战的。
到了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叶挺、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军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大股部队了。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活动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长不过100多公里，宽不过50—60公里，也就是说战略纵深不过几十公里的狭小地带，新四军军部就驻设在这个地带的中间——泾县以西的云岭。他们的东北面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其他方面都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防地，时刻都处在日寇、国民党顽军的封锁、监视之下，形势严峻。
特别是到了1940年的年底，蒋委员长有自说自话地要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去，又企图玩弄他使用娴熟的借刀杀人之计，借日本鬼子之手来消灭共产党。他还指望着日本鬼子大本营和他的计划产生互动，不是南下侵犯英美的利益，而是北上攻打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的苏联。
（二）
于是一份份电报到达了延安，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执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令”，这样的大张旗鼓，日本鬼子岂能不知？他们加强了对新四军有可能渡江区域的封锁，形势对皖南的新四军来说已经是极其危险了！
（三）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战士们正整装待发，他们高唱着《别了三年的皖南》。歌声在云岭回荡——
“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
在原来开会的主席台上，中共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正面对即将向江北转移的全体将士，精神抖擞地做着出发动员。
新四军军长叶挺在一旁真是有点感慨万千，终于要出发了，终于要出发了，这大概就是他内心之中最多的感叹。
皖南事变。蒋介石这个恶毒阴险的家伙突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将新四军军队突然包围和袭击。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五十二师、四十师8万多人，在蒋介石这个王八蛋的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1月7日，新四军到达旌德以北的星潭地区，被国民党部队阻住。叶挺军长决心强攻星潭，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前进。但可惜这个意见未被采纳，贻误了战机，被迫循原路返回丕岭以西。8日，上官云相所部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疯狂冲锋。上官云相还传了蒋介石的手令：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五万元。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月12日晚，叶挺在石井坑亲自组织突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这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
第二百零二章二个多小时的动员（）
项英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数千新四军的健儿，精神抖擞地讲了二个多小时的话，这在平时的确能鼓舞起大家的斗志，但在路途上是否吉凶？到底能不能冲破日本鬼子、伪军的封锁，以及国民党部队是否将拦截？这种长时间的动员实在是消耗宝贵的时间和战士们的精力。
叶挺军长在一旁急的直跺脚，久经沙场的他，知道部队这种人尽皆知的大转移路途一定充满凶险。他到第三战区去向顾祝同报告行军路线时，三战区司令，他的保定军校老同学顾祝同把蒋介石就地解决新四军的命令给他看了。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