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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叶、项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大举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介石也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二、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皖东北敌伪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
据此，刘少奇所代表的中原局领导们的意见以及他自己的意见是：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因为一、目前能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实行反攻者，大概有下列几着：1、打韩德勤、沈鸿烈。2、华中主力集中，经雪枫地区过新黄河出击。3、陕北部队向西兰大道出击。4、华北部队向河南或向绥远出击。5、全国各地党部实行武装起义。除此以外就只有个别小军事反攻之可能了。二、上述各着，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国民党实行这种反攻和破裂，不独将引起中间分子的非议，即自己部队亦难长期在精神上维系不发生动摇，如果再遇挫折，则对我更有极大不利，那时，反共高潮更难压制，国民党更可借此向我大举进攻，故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
而在政治上反攻则较易行。如向国民党抗议并发宣言，提出释放叶挺、项英及所有被俘人员及全国所有被捕党员，不得杀害一人，赔偿所有损失及抚恤死伤，枪决上官云相等肇事凶手等要求。且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国民党再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正式与我党破裂等。
第二百二十九章准备大打？（）
周恩来副主席不反对实施对国民党军队的报复性作战，但他基于苏北新四军在曹甸战役的教训，认为不宜打韩德勤、沈洪烈所部，而应打李品仙和李仙洲所部。从事后分析来看，周副主席的判断是非常明智的。第一韩德勤所部经黄桥决战后已元气大伤，主力基本被歼灭，剩下的虾兵蟹将已不成气候。第二当时我们的部队装备虽稍有改善，但打攻坚战实事求是还是不太行的。
周副主席在16日的电中说明：打韩德勤、沈洪烈，在政治上为报复，在军事上为攻坚，易于持久，消耗弹药，为敌增援，且可引起胡宗南在西北报复的藉口。如准备打李品仙或李仙洲，则在政治上是为了自卫，军事上可以逸待劳，易于求得速决的运动战，且可获得的补充，使韩、沈更孤单，使顽固派军队更胆寒，更可教训蒋介石、白崇禧他们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共派。因为我们一出手，以能打得响、打得快，而仍争取抗战继续为有利。如拖和延长，消耗大，陷于被动，而造成不得不扩大局面，是不利的。
然而，1月17日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举措，再度使毛泽东坚信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有备而发，是准备国共大破裂的信号。
在1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明确讲：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何应钦、白崇禧齐皓电是对全国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朱、彭佳电仍不能转变其态度，就证明了国民党其决心反共。国民党干出皖南事变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国、美国，或者是德国、意大利。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一网打尽大捕共党，捕杀各办事处，因此我办事处必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中间派让我让步，顾全大局，实际上是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我们”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据此密电周恩来等：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审判叶挺，证明国民党有准备破裂之决心。而重庆谈判中证明蒋纯以鬼话欺骗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作用日小，因此应立即设法借故离渝返延。渝办干部设法分批回延，仅留三数人敷衍门面即可。
20日，周恩来副主席报告毛泽东主席称，白崇禧已下令对华中决以4个师扫荡，另以138师和173师扫荡淮南路以东。如八路军南下增援，仍以新四军看待，惟战术上应避开其主力，专门消耗其弹药，以游击战对游击战。战斗后对上级报告，则说他们打我们。周分析：蒋的策略是要分区剿共，各个击破。毛泽东主席因此更加印证了自己的估计，他在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从根本上考虑”国共关系问题。从蒋介石于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我们是否能承认国民党为上司？！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中国共产党，得罪了苏联！
第二百三十章崔可夫的建议（）
毛主席接着说，如果国民党继续这样搞下去，就是抗日统一战线全面破裂的开始，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要挽救时局，实现局面好转，必须要求蒋介石取消十七日国民党的谈话，不取消这种文件，我们决不能与蒋介石及他的军事委员会有公文来往。自蒋介石十七日发表公开破裂文件后，表示蒋首先破裂，因此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这样来看，这次皖南失败的代价是值得的。
据此，毛泽东当天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称：“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们甚为有利。中央书记处并再度要求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及新四军、八路军在各地的办事处、我党所办报馆等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开重庆，转移到我党控制的地区。
又经过几天的慎密观察，中共中央于23日再度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席进一步得出结论称：一周以来的种种事实都证实，中日实际上已经休战，不议而和，全国破裂已经开始。我党与蒋介石的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对我不仅没有好处，对蒋因日本停止进攻，也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
如果日军与国民党反共军配合，那我党有很大危险，将会受到损失。在当天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更清楚地说明了他对事变性质和后果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
莫斯科对皖南事变的发生，亦深感不安。尽管国民党方面及时地通知了苏联大使，皖南事变仅为地方性事件，不会影响到国共两党关系，但据蒋介石在1月17日国民党军委会发言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取消其番号之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驻华大使，就频频造访，对国民党的做法提出种种批评，弄得蒋介石不胜其烦。
而且在中国访问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更以拒绝出席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宴会的方式，显示了苏方的强烈不满。
据周恩来副主席报告称，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后来的苏联元帅崔可夫刚一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就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提议：皖南新四军主力应坚持北上，另在江南地区视情况约留一小部干部和武装，埋伏在民间。如国民党质问时，可作为此次被包围攻击后的散兵。”“到江北后国民党将继续迫你们北上，那时可以答复他，鉴于皖南事件，如要继续北上，必须先将江苏境内国军全数离开江苏，应求得安全北上的保障。这样仍能拖延。考虑到国共内战可能爆发，他特地请中共中央“迅速调查兰州到延安间各种情况（道路、碉堡、驻军、民众、粮食等），包括西北五马及傅作义部的情况，以备万一援助之需。并称：如果国民党如继续内战，我崔可夫有权暂时停止苏联援华军火于新疆哈密的途中。
第二百三十一章莫斯科也有责任（）
但是，莫斯科并不赞成中共毛泽东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和所设想的对抗措施。还在事变爆发前夕，即1941年1月4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就曾针对毛泽东主席对国民党的激烈态度，在电报中提醒过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主席相信自己以前的估计和态度并没有错，错的其实是莫斯科。再加上他15日给共产国际去电后，莫斯科方面一直没有回复，因此，他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故一再向党内各领导人强烈地表示对莫斯科的不满。刚一得知皖南新四军全军覆灭的消息，他就愤然致电周恩来副主席，要周副主席质问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
但苏联驻华大使和武官都表示，目前局势须有全局的观察和布置，尤其要从各方面探查，蒋介石是不是与日本有秘密联络，或有新的谈判。要判断蒋介石是否有意破裂，不仅要注意华中国民党的部队，也要注意胡宗南或其他方面的国民党军的动向。虽然必须积极加强军事准备，但“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战继续。”但毛泽东主席仍坚持蒋介石就是蓄意破裂。
20日，毛泽东主席在电报中干脆告诉各方领导人说：现在的问题是远方（指苏联）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得到解决。
23日政治局会后，毛泽东主席更是尖锐地批评苏联继续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做法。他明确地告诉周恩来：朋友们的意见是错误的，请对朋友们说，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要他们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
25日，看到周恩来副主席转达的苏联驻华大使等各方的意见，强调蒋并非真要破裂，认为延安的估计有些过激等，毛泽东主席当即明确表示：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党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内容，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中国共产党推到了对立的地位上了，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关于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
第二百三十二章不感情用事（）
然而，毛泽东主席愤怒归愤怒，不满归不满，他不会感情用事，但莫斯科的态度仍旧不能不重视。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他必须困难想得多一点，难一点，对形势的严重估计，使他不能不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主动或及早准备反攻的问题。可是中共军事上，尤其是在装备和武器弹药方面，困难极大，与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完全不能相比。毛泽东主席为此曾特别询问过指挥华北军事的彭德怀：三个月内华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较坚固之碉堡否？因为如果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
彭德怀的答复显然不能令毛主席满意。毛主席随后明确告诉军委其他领导人说，仅军事一项，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夺取西北，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就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援助，要同时对付蒋日两个敌人，就会极其困难。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因为皖南事变的发生，相当反感苏联继续援助国民党，明确讲：“苏联如再接济重庆武器甚为不好，请要武官设法停止”，因为“蒋介石反革命是确定了的。”
当然，毛泽东主席不能不同意苏联武官关于应当尽可能延长蒋介石抗日时间的说法，他说：苏联武官延长时间的意见是对的，事实上我们即使要出兵至快在半年后，目前只打防御战。而问题是何种时机他们可以公开援助我们，而不是去援助蒋介石？五月后苏联有何办法援助我们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