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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解密苏联的有关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斯大林曾私下与苏联高层领导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国共产党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打倒蒋介石对苏联没有好处。”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时激动，怂恿张、扬杀了蒋，激起了国内拥有兵权的各地方武装争夺控制权，那对整个中华民族抵抗日本的侵略来说，肯定是个无以复加的灾难！事实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历史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二）
西安事变让少帅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张少帅以此洗刷了他在东北九一八时，具体实行不抵抗政策所留下的骂名。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
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而前文中莫斯科的指责就是指张那次的所为。
（三）
多年后，张学良围绕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过来之人谈得要具体、生动、深刻的多得多。
张学良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张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为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所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和可信度。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不是很长，但他跟日本人打过仗，又是中国高级将领中少数跟苏联红军打过仗的，和北洋军阀打得更为激烈，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
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乃兵家常事，具体的胜败不论，但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当年的“剿共”，就感到伤心，他说，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上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这位海陆空副总时令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因为房子都被烧了嘛。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还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他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啊！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经过是这样的，他带兵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原来她就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一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子，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剿匪”了。
还有就是，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子，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跟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可多了。有个国军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原以为是很高兴的事。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了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那国军军队的长官都让老百姓给炸死了呀。
（四）
在谈到面对老百姓，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时，张学良说，他们的这些玩意儿最后我们也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没法子啊，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怎么区分？所以你没法，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我曾经的结拜兄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
蒋先生当时还说我是反革命。但国民党还是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等等。这帮坏蛋，真是让人伤心啊。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支持他们。
第二十六章一个师出了三位元帅（上）（）
（一）。
开始讨论红军改编时，蒋介石提出了种种苛刻的条件。但抗战战事的发展已由不得蒋介石了，8月13日淞沪抗战全面打响，8月18日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主席，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根据国共谈判协议，发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份，根据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115、120、129三个师，将近五万人。但大家还是习惯以八路军相称，一直到抗战胜利。
其中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兼）、参谋处长王秉璋；下辖343旅、344旅；
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参谋处长彭绍辉；下辖358旅、359旅；
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参谋长倪志亮、参谋处长李达；下辖385旅、386旅。
其中115师的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成为了新中国的3位元帅。
（二）。
上述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将，他们有的出自中山先生创立的黄埔军校，也是蒋委员长的“高徒”；有的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草莽英雄。但他们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是经过长征考验的铁的将帅，都是革命青山大学培养出的英豪。
如果说几位师长、副师长、政委是部队的灵魂、象征的话，那几位旅长更是令无数敌手胆寒的骁将，他们是：343旅的陈光旅长，10岁入学读过短暂的3年私塾，1926年，北伐军入湘。陈光所在的家乡－宜章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他成为农协会员。次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初，当朱德、陈毅率“八一”南昌起义的余部1000来人进至宜章，陈光异常兴奋，当即将“马日事变”后收藏的12支步枪献出，组建了一支农民赤卫队，然后配合红军参加了湘南暴动。曾率部浴血罗霄的原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者萧克将军解放后评价说：“陈光当时献出的12支步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时赤卫队武器很少，多是一些大刀梭标、土枪，能有这十几支步枪真不简单，对宜章暴动的成功，有着重大的意义。”
抗战初期，在林彪师长、聂荣臻政委的率领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山西平型关大战。一个月后，陈光和老搭档肖华一道率343旅于广阳再次设伏，毙伤日军千余人，取得了广阳大捷。次年3月，在林彪被晋军误伤，生命垂危，被接回延安，转送苏联救治。经中央军委提议，八路军总部任命陈光为115师代师长。
另有344旅的旅长徐海东，出生在穷苦的窑工家庭。原北伐老四军排长，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立大功；386旅的旅长陈庚，黄埔一期生，曾在北伐战场上救过总司令蒋介石的命；385旅的旅长王宏坤，王树声的堂弟，参加过黄麻起义，曾任红四军军长；358旅原定长征时红四师师长卢冬生任旅长，但未到职，旋由张宗逊任代旅长，旅长；但著名的359旅的旅长我们暂缓一表。
第二十七章一个师出了三位元帅（中）（）
（接上一章）
（一）。
“花篮里花儿香啊，听我来唱一唱啊，唱一儿唱。如今的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又战斗来，又生产，359旅是模范。我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
提起359旅，人们一定会想起哼唱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人们会想起王震旅长、王首道政委两位老前辈的丰功伟绩。怕是很少有人知晓359旅第一任旅长是陈伯钧。
1937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在延安请客。要知道在那个艰苦的时刻，毛主席请客也是极罕见的。毛主席这次请的客人是四川军政首脑刘湘的代表王干青和陈笃斋。
陈伯钧的二哥，任职川军的陈笃斋，是长途跋涉，特意赶到延安，看望离家十多年的陈伯钧的。正好陈伯钧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就陪同毛主席专门宴请了刘湘的代表王干青和陈笃斋。席间，毛主席兴致很高，谈古论今，无比风趣。毛主席高兴的是，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但就是在人民军队内部，改编过程的种种问题，也不是像毛主席酒席间谈笑那样顺利。
而此时，在井冈山就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在长征中坚决抵制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陈伯钧担任了三五九旅旅长。当年陈伯钧在湖南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坚决不离开革命队伍，他家中几个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哥哥非常着急，为了把他叫回来甚至发过“母病危”的电报。如今，陈伯钧的哥哥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看到了成长为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弟弟，感受了延安朝气蓬勃的风貌，理解了弟弟当初的选择。
吃完饭，回到住处，陈笃斋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他向陈伯钧诉说了他对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印象，甚至打算长留延安参加革命工作。陈伯钧安顿好哥哥，又回到毛泽东住处谈工作直到深夜。
陈伯钧的二哥在来延安前，曾给光宗耀祖的弟弟写信诉苦要钱，而且在毛主席面前也诉了苦。
1937年10月，陈伯钧的二哥准备返回四川。毛主席为此给陈伯钧写来长信，并赠款300元。这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延安，可以说是天大的巨款了其实延安当时只拿得出100元，另200元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才能拿到。
毛主席还关切地问和他一样嗜书如命的陈伯钧，看书没有？可见陈在毛心中的位置。
毛泽东的细心关怀使陈伯钧感动而不安，而他的二哥，也一直记得毛泽东嘱托：利用社会关系，做些可能做的工作。直到1945年，他的二哥在陈伯钧不再显赫之时，仍硬着头皮在与我党做一些青年工作。
（二）。
但就在送走自己二哥的当天，生猛火爆的陈伯钧打了一个不听劝告的司机一个耳光。这在国民党部队怕是司空见惯，无人理会之事。但在我党的部队就是天大的事了。
两天后，中央军委来电，召陈伯钧去延安。10月22日，陈伯钧一到延安，就受到了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毛主席说，主要是关于打人的事，自我批评不够，留守部队开支较多；对同志团结不够；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