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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都不是蠢人，这样的高粮价再持续十几二十天，京师的人得饿死一多半，但别以为剩下的能活下来，在饿死之前，全城的百姓都会起来造反，还不知道有多少权贵之家要面临灭门之祸。
有很多话曹化淳都不敢直说，现在不仅是晚上没有人敢出门，白天没事的时候也是没有人敢出门了。
曹化淳等人出宫往来，最少都得带几十个全副武装的护卫，否则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京师每天都有骚动，都有抢掠富户的事情发生，斗殴，谋杀，大规模的械斗，抢掠商行，粮店，这些事都成了日常。
由于秩序混乱，已经没有办法每天收尸送出城，大街小巷和居民的家里到处都有饿死或被杀死的尸体。
现在天气还算寒冷，再过半个月以上，天气回暖，怕是满城都是尸臭了。
这样的情形，想想都是令人浑身战栗。
。
第一千七百四十八章 和议（）
“皇爷……”一个司礼太监走近过来，怀中抱着一摞奏折，这是崇祯定下的规矩，不管他多忙，也不管在何处，每天内阁转进来的奏折都需要他亲自批阅，绝不假手他人。
内阁的票拟经常不符合皇帝的心意，或者皇帝要故作神秘和展现权术，经常有内阁票拟调任的官员，皇帝随心所欲的将官职变更。
某个年富力强的原本要去某处任兵备道，结果被改任某省的提学，而某个以学术闻名的老臣，却被派到事务繁多的地方任兵备。
或是将二甲进士派去荒远之处当知县，三甲进士则调作清要之处任职。
这些随意的改动相当荒唐，多半是皇帝随心所欲的展现手腕和威权，以向臣下显示帝心难测。但这种做法并没有给皇帝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是使人觉得皇帝过于随意的使用权力，刚愎自用。
崇祯匆匆自皇极殿出来，他想要的答案不会有回答，在此之前，不管是文官还是太监，都是对权贵囤粮的事含糊以应，最多以人心慌乱来回复，崇祯并不相信，但要叫他接受满天下的富人和士绅都已经心向和记，甘作反贼，这也是皇帝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
各奏本都无非是请兵请饷，崇祯看了一会只感觉心烦意乱。
来自辽西的奏折令崇祯眼前一亮，袁崇焕表示已经派了得力人员去东虏地界，东虏也有回信过来，皇太极议和的诚意很足，现在的要价就是正式保有辽中辽东辽南之地，两国以此定约立界，此后休兵罢战。
唯一叫袁崇焕不敢决断的就是皇太极要求每年皇明赐给二十万石粮，十万两银，对大明来说这根本是小数字，给辽镇的钱粮也远不止此数，只是如果答应了就会有被人联想到北宋和南宋的岁币耻辱，这是袁崇焕不敢自专和犹豫的地方。
崇祯也是皱眉看着，以他想做中兴之主的盼望来说，对东虏的条件是绝对不可以答应，不仅是岁币，还有割地之事，亦是绝不能允准的耻辱。
一旦和议达成，所谓的中兴之业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袁崇焕所言也是有理，当下大敌当前，且成因不在皇帝，而是在万历和天启年间，皇帝本人无需对此负责。
在此时期，对东虏的委曲求全不会有损令名，只会使后人感觉新君登基之后的诸般不易。
和议一旦达成，大明放弃的不过是早就失去的土地，每年给的物资和银两也只是极小的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辽西最少能抽出六万披坚执锐的精锐，以这六万人为核心，袁崇焕可以建立起以蓟镇边墙为第一道，三屯营，遵化，蓟州为第二道防线，保定，京师，天津为第三条防线的纵深防御阵地，兵马人数如果加上东江镇的三万劲兵，精锐就有十万人，配合原本的蓟镇兵马，兵力可达十五六万人之多。
这是可以拉出来打仗的野战之师，纵然不及和记火器精良，训练有素，可以用城防和红夷大炮来抵销这种优势。
袁崇焕侃侃而谈，建议皇帝一定要派得力大臣清查京营，如果京营精锐不足，可以抽调各镇精兵入驻京师，只要蓟辽京师不失，山东河南无事，则江南湖广闽浙补给和兵员可以源源不断的北上。
和记以下犯上，谋逆不道，必定不得人心，战争持续一年以上，必会有向大明方向倾斜的变化。
袁崇焕的奏折相当的乐观，用词也是铿锵有力，在举朝一片灰暗的时期，袁的奏折给了皇帝极强的信心。
在一边阅看时，皇帝一边频频点头，嘴角也不禁露出一抹微笑。
“朕就说大明不会连一个有担待的臣子也没有，蓟辽总督不愧是朕关注多年的能力，也是忠节之臣！”
当然袁崇焕也表示了对粮荒的担忧，但他建议皇帝一定要充实通州大仓，必要的时候要派重兵驻守，剩下的三百万石粮食就算得不到补偿，也够二十万到三十万人的军队吃上一年，这一年至为关键，关系到大明存亡，粮食乃重中之重，绝对不可以轻忽大意。
崇祯看的至为激赏，甚至禁不住轻轻拍起眼前的御案来。
确实也是如此，不管局面多么困难，对京营兵，守卫皇城的上三卫，身边最亲近的太监们，皇帝仍然给足供给，不管谁在挨饿，京营兵和皇城禁军，东厂，锦衣卫，这些靠的住的臣下一定要保住他们的忠心。
当然皇帝也并不完全明白，他下令发给京营兵的粮食根本就是浪费，营兵说是十几万人，其实在营的不过两三万人，大量的营兵被勋贵之家和太监，还有高品的文武官员占役使用，发给他们的粮食，其实兜了一圈还是到了这些权贵的家里。
而普通的营兵只能领到极少的粮，自己吃勉强够，但家中尚有老小，特别是家口人数多的营兵家庭仍然得不到充足的供给，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甚至也是在饿死的边缘。
这种情形下，营兵和禁军的士气当然还是十分低迷。
最后袁崇焕表示了谨慎的乐观，同时奏明自己将在和议初步答成之时进京陛见，然后就不回山海关或宁远，将在三屯营或蓟州驻节，就近指挥蓟镇的防线。
同时袁崇焕建议皇帝暂时敕令登州和天津停止对东江的供给，在东江镇毛文龙亲率劲兵至天津之前，绝不再给他们补充一粒粮食。
“谕内阁！”崇祯几乎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即可用十分威严的语气对王德化道：“转登州并天津各处，即刻停止对东江的补给。”
王德化知道各处对东江的补给早停了，毛文龙向来桀骜不驯，还拱走了袁可立，早就把登州的地方官员得罪的狠了。
天启皇帝在时，知道东江在敌后有用，中枢的态度相当鲜明，登州的官员再难也不能停止对东江的供给，现在已经完全不同，毛文龙一再叫人失望，新君对东江缺乏好感和认同，而且和记的压力已经超过了东虏，东江镇全镇存在的意义都不大了。
叫人不敢说出口也是相当明显的事实就是，皇帝对东江镇收容难民的事显然也并不在意，这和爱民如子的天启皇帝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
王德化等人显然知道，东江不光是有几万军队，更要紧的是各岛上和铁山义州还有宽甸各处收容的几十万辽东逃民。
天启皇帝在时，曾经为这些辽东逃民的苦难不止一次落泪，天启年间不管东江镇有没有战绩，天启皇帝认为光是毛文龙收容了几十万逃民就已经值得朝廷给他的待遇和支持了，况且东江镇在，后金始终还是有后顾之忧，从这两点来说，朝廷一年花费少量的钱粮，其实还是收获颇多。
而眼前的少年皇帝正处于怒火和希望交杂的时间，皇帝一边对现状愤怒和无能为力，一边容易迁怒别人，而东江收容的几十万逃民，对皇帝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事情。
可能对蓟辽总督袁崇焕来说，也是件无所谓的事情吧。
最要紧的还是能够压服毛文龙，把经历过战事，在敌后能坚持战斗多年的东江精锐也赶紧调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正如崇祯四年时，东江经历过皮岛之乱，人心浮动而感觉不公和愤怒的时候，因为大凌河一战，皇帝和文官们并没有考虑到过驻守登州的东江将领和士兵们的感觉，也没有过问他们平时的待遇，对将领和士兵都是陌不关心。
将领们生活虽然不至于贫苦，但部下们的生活却是异常艰难，更关键的就是东江分裂了，不再是一个整体，他们已经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客居异乡受到的打压和排挤，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不如意，加上毛文龙被杀的怨恨并未消解，当辽西那边打起来，明明是辽镇的黑锅，朝廷却是把孔有德等人当救火队员……平时东江兵和辽镇的待遇就是相差的天差地远，一个是富家翁一个是叫花子乞丐，现在却是叫乞丐去远赴千里救一群平时眼高于顶的富翁，东江兵上上下下的怨恨和失意，还有对远赴战场送死的恐惧压跨了一切，吴桥的冲突只是一个偶然，但东江兵的兵变却是一种必然，在那样的情形下，不兵变才是奇怪的事情。
王德化等人明白，现在正是毛文龙疑惑，胆怯，或是有所怨恨的时候，皇帝如果想用东江，首先不停供给，然后给毛文龙下一份温旨，要诚挚亲切，对毛镇善加抚慰，哪有皇帝用断粮的手段来逼迫自己臣子的，岂不是荒唐？
但这种情形下，当然也没有人敢提醒皇帝，这件事就算这么决定了。
“荒唐，荒唐，可恶，简直该死！”当皇帝看起另一份奏折时，原本的愉快心情立刻荡然无存，皇帝连连拍桌，手心都拍红了。
众多太监胆战心惊，几乎不敢正视皇帝，在这处时候，皇帝就算失了权威，一声令下拉出去杖毙，可是没有人能救命。 https：
第一千七百四十九 纯儒（）
“黄道周真真该死。”皇帝一下子又拍在桌上，接着就对送奏折来的司礼太监道：“这是内阁送进来的，没有票拟？”
“这奏折居说是先到内阁，内阁不敢递，叫黄道周取回去，后来黄道周又从会极门直接送进来，奴婢等不敢堵塞中外，只好送到皇爷御前。”
这也是崇祯自己的严令，会极门送入奏折到司礼监，司礼绝不准把奏折不送过来。在魏忠贤掌权的时期，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奏折根本不送到御前，直接由司礼监就处理了。
崇祯气的满脸通红，王德化凑上前看了几段，也是吓的面色苍白。
黄道周相当直率，坦言大明已经到了亡国关头，而黄道周断言，这种局面的根子是出在崇祯皇帝自己一个人身上。
黄道周认为，皇帝处置魏阉一党极为果决，并无问题，但其后在和记的事情上过于操切。和记虽然是反逆，张瀚也是居心叵测的狂悖之徒，但其反意未露，朝廷理应徐徐图之，一步一步先接替和记商行的作用，再梳理九边，调整财政，与民休息，使宣大民心重附朝廷，而不是急切图之，布置失措，结果弄的一团糟糕。
接着又是没有果断的堵住流贼，导致流贼祸乱诸省，直接使北方的情形雪上加霜。
最为关键的，黄道周指出京中权贵大量囤粮，甚至亲藩的官店也在京大量买粮，与民争利，积奇谋利，这样的行为皇帝一无所知，并无任何处断，这显然就是皇帝初临大宝，对军政事务不熟，对民生大事也并未放在心上所致。
而现在粮价到如此高位，不要说百姓，连士绅，商人，乃至低品的文武官员都处于饥饿之中，这样下去，饿死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也不是不可能。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皇帝就不必考虑太多，需要赶紧急速扑灭威胁漕运的流贼，迅速督粮上京，在漕船未至前，应严旨令南方的地方官员多筹粮北运，同时尽最大努力把通州大仓的几百万石粮放出来救急。
黄道周认为，几百万石粮足以令千万军民撑过最困难的两个月。
两个月后，流贼不堪一击，漕运重复开通，大量官粮北运，又可以接济北方困境，而春夏之交，春收在即，而且遍地野菜蔬果，百姓想饿死也难了。
总之现在是救急之时，黄道周奇怪皇帝为什么不能早下决心，以致生民遭遇如此痛苦。而皇帝诸多举措失当，显然还是缺乏必要的认真的学习，他劝皇帝早开经筳，选拔纯儒教学，学习圣人大道，以对治国有所助益……
崇祯看到最后时显然已经气昏了头，黄道周根本没有考虑到少年皇帝的好强心理，就算考虑到了也仍然不会理会。
在这些纯儒的心里，有话便是要直说，要讽君之过，而不是逢君之好，只有痛加直言，使皇帝走到圣人之教的大道之上，才不愧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