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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不受欺侮，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4月12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坚持己见，而且反将了恭亲王等人一军。倭仁说：“具体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情，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术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君王，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做不到这些，却先丧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恭亲王的软肋。4月23日，恭亲王上奏承认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证。恭亲王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
但作为反击，恭亲王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恭亲王说：“上次该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以观其成效。”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4月25日，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本国精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术馆，以收实效。同一天，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最后，倭仁外出时故意从马上摔下来，以受伤生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头，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判，说同文馆这个名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术馆并同文馆一并裁撤，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假时，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文馆风波，朝廷和恭亲王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见，获得了胜利，天文算术馆也得以设立。但这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甚至根本称不上“胜利”，反而可以用“惨败”一词来形容！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文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恭亲王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98人。考试的时候，又有26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即名存实亡。因为倭仁带头反对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术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大清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夷人”引诱同化，进而损害所谓的“立国之本”；结果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学算术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坚持，由此可见一斑。
同文馆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顽固地坚守着传统，拒绝任何改变。
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ps：昨晚十二点回家，路过一楼门口，听见屋里有一小屁孩哭闹不停，妈妈骗他说再哭外面的鬼就进来抓你了，我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应了一声“你妈没骗你，听话“，结果里面俩人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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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二章 文中堂的期待（）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本文来自＇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大家集体抵制。湖南开了这个头，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这样一来，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当时著名的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
“那一次的事儿闹得着实是大，好歹这算学馆是开起来了。”文祥叹道，“可这以后的事儿，也便越发的难办了。”
“那些堵心的事儿咱先不说了，文中堂方才说，这林鲲宇帮咱们起了一个破死结的好题目，到底是什么？”恭亲王似乎显得有些着急。
“呵呵，我方才已经说了，”文祥笑道，“这林鲲宇和皇太后皇上说的，西洋诸国亦讲求孝道，通圣贤之论，这便是一个破死结的极好题目啊！这当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这文章要如何做？”恭亲王问道。
“士林每每视洋人非‘人’，认定其不通礼仪，不讲仁义，不可教化，凡与洋字有关者，皆视为‘以夷变夏’。死力拒之。”文祥说着，着重强调了一个“人”字，“而今使臣归来，言西洋诸邦亦讲求孝道，又是从天朝圣贤学来，且言之凿凿有据，如此便证明洋人是‘人’，而非‘鬼’，且中西之学有相通之处。那天朝与西国交往，便可名正严顺，这夷夏之防，也可以省省了。”
“是啊！‘鬼’岂有会讲求孝道的？”恭亲王明白了文祥的意思，放下茶碗。抚掌大笑起来。
“倭仁若是在世，听到这些，只怕也是难于反驳的。”文祥想起了曾经给他找了n多麻烦的倭仁，“我听说，林鲲宇当时给皇上说了好多西国哲言俗谚，皆有出处，皇后和慧妃就是听了他说的这些话。激发心绪，痛悔前非的。皇太后已命他以此为题撰文，想是也想借此文章，堵那些老朽竖儒之口。”
“原来如此！”恭亲王听得兴奋。竟然拍了一下大腿。
“林鲲宇此人，端的是难得的人才，以我观之，将来之成就。或能在其祖林文忠公之上，亦未可知。”文祥又道。
“何以见得？”恭亲王又端起了茶碗。用碗盖轻轻的拨着水面漂浮的茶叶，喝了一口，然后放下茶碗，问道。
“洪钧的《使西日记》，王爷想是看过了吧？”文祥又抿了一口手中的茶，放下了茶碗，恭亲王亲手取过精致的紫砂茶壶，给文祥的茶碗斟满。
“看过了，写的很好，而且立意新颖，对西国所见评价公允，颇有见地。”恭亲王道。
“洪钧此人，本是李高阳的高足（现在已经不是了），属清流一派，此次以副使出洋，本是李高阳安插在林鲲宇身边以为羁縻之意，可他竟然转了性，这一路上不但丝毫没有给林鲲宇找麻烦，反而和林鲲宇相处甚得，且写出如此一部好书来，王爷不觉得这当中有些蹊跷么？”文祥笑问。
“此事确是奇甚。”恭亲王失笑，“莫不是这洪钧真的如同外间所言，中了洋毒？”
“岂有未到西国便中洋毒者？”文祥笑道，“他能转性，只怕还是这林鲲宇之功。此人能说得洪钧这样的清流名士共赞洋务，又能以片言只语感动后妃悔过，仅这份口才学问，便非常人能及！”
“文中堂是想提拔于他吗？”恭亲王听出了文祥话里的潜台词，笑着问道。
“提拔是肯定要提拔的，但不是现下！”文祥深陷的眼窝放出了异样的光亮，“我还等着他给我拿出更多的好题目出来呢！”
“更多的好题目？”恭亲王一愣。
“王爷就等着看吧！我想，这林鲲宇手里的好题目，绝不止这‘孝道’一个！”文祥微微一笑，目光转向了窗外。
“要是真如你文中堂所言，只怕又会是一场天大的风波吧？”恭亲王问道。
文祥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
此时此刻，入眼都是冬季萧瑟苍凉的湖景。断藕残荷，满眼皆是。屋子里因为通了地龙，火头烧得旺旺的，没有一丝烟气儿。屋子里虽然暖洋洋的，但眼前的景象仍使人寒意阵阵，但文祥却莫名的感到了一丝燥热。
“如此残局，不破不立！管他什么风波，来便好了！”
冰盏胡同，贤良寺，外官居舍。
林义哲看完了刚刚写好的“西国孝歌略论”，微微点头，眼中闪过满意之色。
两宫皇太后要他写的那篇文章，此时已经完成了。
他当然明白，两宫皇太后要他写这个，目的是什么。
事实上，在后世他学会了**思考之后，便发现，越来越多的史实，颠覆了他脑中的学生时代教科书灌输给他的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观念。很多事实证明，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清朝政府高层，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们的前头！
林义哲想象着这篇文章一旦发表之后，会引起士林怎样的反应，便冷笑不已。
此时的他，脑中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上边既然想要借自己破题，解决洋务运动前路上的障碍，那自己何不把这题目，做得大一些？
这个想法如同火星一般，立刻在他的脑中，形成了燎原的烈火！
呵呵，你们不是就喜欢抱着孔孟之道不放吗？那我就拿孔孟来堵你们的嘴好了！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熟知历史的穿越者，他当然知道，西方政制之所以能在近代领先于世界，其实也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功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就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在后世，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