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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简称“西所”。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在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继签订后，各国在华设使馆、驻使节。各国使节不愿意以“蛮夷”的身份同带有封建社会衙门习气的清政府的外交机构“理藩院”打交道，同时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清政府建立专门的对外交涉机构。
1860年11月，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使恭亲王认为：“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1861年1月，恭亲王再上《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有效地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奏折指出：“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恭亲王上书后，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也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1861年1月20日得到咸丰帝批准。
总理衙门的全称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设立之初，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最初设立时，奕忻、桂良、文祥3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
恭亲王今天刚刚来到总理衙门，跨进那道挂着“中外祉福”牌匾的大门，便注意到了院内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氛。
文祥看到恭亲王来了，小声的向身边的几位办事大臣吩咐了几句。便迎了过来。
恭亲王看到文祥的手里紧捏着一份纸稿，不由得有些奇怪。
“文中堂拿着的这是什么？”恭亲王问道，他注意到文祥脸上的神情虽很是淡定，但捏着纸稿的那只手却在微微颤抖。显然内心十分激动。
“王爷这边请。”文祥看了看周围忙碌着处理公文和满汉章京们，伸出手指了指对面的一间屋子。说道。
恭亲王看到文祥小心谨慎的样子，没有说话，而是依言进了屋子。文祥跟着进屋之后，便随手将门带上了。
“王爷请看！那林鲲宇‘破题’的文章到了！”没待恭亲王坐下，文祥便急不可耐的将手中的纸稿交到了恭亲王手里。
恭亲王接过纸稿，先看了一眼题目，便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西国圣道考’？”
“他这篇文章里面说的，若确真无疑，那他立的这个题目，便可破除一切难题了！”文祥的声音里透着兴奋。
恭亲王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开始往下看了起来。
“……今英法两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查英法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若中国讲究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且国无闲官，无有游民，无残暴不仁之政。……至伦敦数月，外出游览，未见人语喧嚣，亦不见神情愁苦失魂落魄之人。”
“查西洋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实为中华圣人们所崇之‘仁’之表现；西洋人又以仗义守信为美，亦可为‘义’之体现。……观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
ps：牙疼到医院拔牙，前面有一个四五岁小男孩不愿意治疗，哭闹，怎么哄都不行。男孩儿妈妈就说：“不疼的，乖，要不让后面的叔叔先来，你看看叔叔疼不疼。”男孩儿点头答应。于是我坐在治疗椅上治疗，医生很麻利地打麻药，拿钳子拔牙。尼玛拔断了有没有，然后各种拽拉，终于拔掉了，弄的老子满嘴是血。疼的我啊啊大叫，眼泪都出来了。然后之前的那男孩吓傻了，哭着跑了……我只想说：姐，我真不是装的，是真他妈疼啊！你原谅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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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六章 西洋亦是圣人教（）
“查法兰西立国以来，多有圣贤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他国数倍者。**……法兰西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也……”
“法京巴黎，有卢浮宫，为博物之藏院，藏书极丰，目录便有千卷之多，每日放门纵令百姓男女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其所蓄中国书籍除《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四书，以及《诗》、《书》、《易》、《礼记》、《春秋》等五经，亦有《乐经》、《孝经》、《幼学》等，此外如儒诸子、道释杂教、各省府州县之志，地舆疆域之纪、兵法律例之编、示谕册帖尺牍之式、古今词斌文艺之刻、经策之学、琴棋书画之谱、方技百家、词曲小说，无不齐备，其仰慕圣化，多方求洗荒陋若此……”
“查西洋政制，以中国‘民为邦本’为圭臬，凡孔、孟以下，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皆为西国政制之本。西国现今政制，非其独创，查其本源，即中国圣贤之道也。《论语》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大学》之‘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西国诸君亦为警言。”
“伏尔泰者，法兰西之大贤也，有‘法兰西思想之父’、‘欧洲之良心’、‘启蒙斗士’、‘精神王子’之美誉，欧洲诸国无不景仰，今日之欧洲诸国，政治清明。民生富裕，此君指引之力不可没也。其去世后，以国礼葬于巴黎先贤祠，至今西国诸君于宫室之内，尚悬其像，以为追思，其身后殊荣若此。查伏氏一生，尊崇孔孟，可谓极矣。其一生著述极丰。内多阐圣教之言，教化法民，其又于室内设孔圣之像，朝夕拜祭。伏氏阐扬之功极大，未几圣教之论得传遍欧陆。欧罗巴诸国政制又是一变，皆崇‘民为邦本’之说，遂致富强……”
看到这里，恭亲王已然明白了文章的主旨，不由得连连点头。
恭亲王当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从后世来的穿越者。
林义哲的这篇文章。纯粹是为“破题”而做，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对于中西方文化的知识和理解，全都用上了。
在后世。受所谓的“主流史观”“二分法”的影响，中国的文化界将中国暂时的衰落，归结于中国文化。他们在以极高的热情寻找强国之路的同时，也以极高的化。以为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就可以强盛。对此林义哲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
实际上，中国文化催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欧洲人定义的名词。因为这四大发明对欧洲意义重大。因为纸张和印刷术让书籍开始流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等书籍，因为纸张和印刷术，以较低的成本开始传播。在火药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主要是封建割据的贵族庄园，火药传入欧洲后，国王和城市平民开始攻打这些封建庄园，建立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不然，欧洲各国的状况就如中国战国时期，一个乡便是一个小王国，国家四分五裂，国王名存实亡。指南针，则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没有指南针，不可能发现新大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反封建和反宗教**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发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欧洲民主思想的源头。
而现在，林义哲正是要借着这些历史事实，来实现自己的破冰壮举，打破中国人思想上的束缚！
林义哲在文中抬出了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因为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文化，曾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林义哲在文中专门提及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里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以及伏氏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当时法国主要哲学思想流派都从中国哲学中汲取很多营养，推动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林义哲在文中还提到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罗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林义哲还提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以及歌德对中国文化也极力推崇，他大量阅读来自中国的著作，学中国诗的体裁做诗，学写中国字。
林义哲还提到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当时的上流社会，都以学习中国风格为荣，绘画、室内装饰、建筑、家具、瓷器、纺织品等都模仿中国的风格。他还把法语中有一个专有名词i涩rie（即“中国风”或“中国热”）来形容西方学习中国文化的浪潮，并说在英法普三国，仍然有许多建筑显示出中国的烙印。
在文章中，林义哲认为，西洋诸国“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归功于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盖彼之贤哲倾心仰慕圣教，百余年来力行推广教化，西国政制为之一变，遂有今日之国强民富”。
林义哲在文中指出，正是洋人能够将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发扬光大，因此洋人才在文明层面上步入了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个雍容齐整繁荣昌盛的国家来。
这样，林义哲在文中不但成功的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给中国传统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在文中的最后，林义哲强调：西方文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文明的中心！
按照这个逻辑，林义哲还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文明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不但要学！而且必须得学！
林义哲在文中认为，西洋诸国之所以较中国富强，是因为他们从中国“圣教”当中汲取了营养，并且将“圣教”发扬光大了，因为“圣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而中国现在要学的，就是洋人发扬光大以后的这些东西！
为此，林义哲专门举了火药的例子：火药本来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中国本土，最早是用来做鞭炮的，后来用到了军事方面，出现了火铳、火炮等武器。而火药武器传到西方之后，西方拿来进行了“发扬光大”，制成了“开花大炮”，“摧城裂石”，“无往而不利”，“为中土所无”，对于这样“源自中国”的东西，中国拿回来“取用借鉴”自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中国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那么，对于诸如西洋诸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由圣教发扬光大”的东西，参考借鉴甚至于直接拿来用也都不应该存在任何障碍！
天朝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不努力学习以赶上和超越西方，怎么能够体现出天朝的优越性出来？！
行文至此，林义哲自己险些都被自己弄出来的这个强大得有些诡异的逻辑给雷倒了。
但在这个保守顽固势力异常强大的时代，他也只能用这样的办法了！
为了给自己的文章增添份量，在文章的最后，林义哲还附上了一首法文诗和中文译解。这首诗的伏尔泰赞颂孔子的：
“他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说，
他不炫惑世界而是开启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