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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郭嵩焘竟然生出了一丝怅然之意。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这一年是清嘉庆二十年，仍是“盛世”。也就是就在两年前，英国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要求与中国通商，却被嘉庆皇帝坚拒，因为中国是无所不有的“天朝上国”，荒蛮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进贡，而无权与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国“互通有无”。那时的中国，依然沉浸在“华夏中心”论的迷梦中，对正在迅速变化世界大势毫无了解。谁能想到，“英夷”在20余年后竟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凭借船坚炮利打败了堂堂天朝上国呢！
两次鸦片战争虽然对中国刺激巨大，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感到多的变化。
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就受传统的儒教育，走科举功名的道。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拚弃浮词是“湘”传统，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重镇。作为“湖湘弟”，郭嵩焘本就受湘影响不浅，而岳麓书院的习使他受影响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人相识，互相切磋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至友。当然，他当时不会想到，与曾国藩的结交将影响到自己的命运。他也更想不到。他们这批“湖湘弟”即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在传统功名的道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1838年和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却在1838年考中进士。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政当幕僚。
此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郭嵩焘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像。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但是命运似乎一定要安排郭焘嵩登上历史舞台。就在回家居丧的这几年，正赶上了平天国运动。1852年。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而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嵩焘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他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嵩焘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网。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蝻郭嵩焘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的状况，屡兴大狱，唯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肃顺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的湘系，他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直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直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进一步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可以说十分信任。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因此两人合作不愉快。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报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指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习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堪官场的“繁剧”。曾国藩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为宽”，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或、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仅用重典严惩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国家稳定（放到后世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所谓系统性**是指只有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中，**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更加严重、更加猖厥、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
郭嵩焘当时并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想要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但纵然他“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嵩焘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顶戴。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朋友左宗棠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数年之久。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嵩焘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而正是在这几年之中，虽然洋务运动正在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但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在进一步加深，因为甚至连一向为中国看不起的日本也敢在今年找个借口侵略台湾了！
在刚一听说日本入侵台湾的消息后，郭嵩焘便忧虑万分，因为他在此前在任为官时，便已经见识到了中国沿海各地海防的空虚。而后战事的发展，则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
澎湖水师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出后，沿海各地一片震恐，而日舰窜犯东南沿海，大肆捕掠商船，截断海道的传闻，更是让沿海各地一夕数惊，小儿闻倭寇之名而不敢夜啼！
而直到琅峤海战大捷的消息传来，这种惊慌的气氛才得以消失，继而转变成了盲目乐观的情绪，正在举国上下一片讨伐东洋之声时，凤山岛海战的失利和厦门遭日舰炮轰的消息传出，又令举国一片哗然，正当朝野上下不知所措之际，东海海战全歼日舰的消息又传了来，这才让这幕情节大起大落的悲喜剧最终得以收场。
对于这次“台地逐倭之役”的主角林义哲，郭嵩焘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对于林义哲未得皇命便自行将刘璈抓起下狱，他在心里却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在郭嵩焘看来，林义哲此举，未免过于莽撞了。
因为刘璈的背后，可并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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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七章 天底下最坏的人（）
想到林义哲已然数次得罪于左宗棠，这一次竟然将左宗棠的死党之一刘璈砍头示众，等于直接向左宗棠宣战，郭嵩焘禁不住为林义哲捏了一把汗。
对于自己的这位姻亲左宗棠的手段，郭嵩焘可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因为本来是“至交”的郭嵩焘和左宗棠，现以已经等于走到了“绝交”的边缘！
郭嵩焘之所以被解职，闲居达7年之久，很大程度上，即拜左宗棠所赐。
郭左二人本是至交，最早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相识，一同读书致仕。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局动荡，二人曾周历湘阴、东山等地，寻找隐居地点。随着太平军大起，咸丰二年（1825年）中秋前后，郭左二人还依约举家迁徙至白水洞“诛茅筑屋”以为邻。二人于乱世中相约为邻，其情谊可见一般。
当湖南情势危急，首府长沙面临被太平军围困之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初辞不就，在郭嵩焘的劝说下，左宗棠始应聘出山。左宗棠由乡野到建立事业功勋的转折中，郭嵩焘可以说起了“枢纽”的作用。此后，左宗棠的事业在跨出幕府实授官职的转折中，郭嵩焘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嵩焘与左宗棠的私人情谊随着左宗棠的不断建功立业而日益密切，而摆脱“樊燮京控案”是左宗棠事业上的分水岭，也是二人关系融洽达到顶点的标志。
咸丰八年（1859年）冬天。性格张狂的左宗棠因湖南承州镇总兵樊燮不肯向其行礼而对其斥骂，并说动湖南巡抚骆秉璋将其革职查办（左此时只是师爷。虽说深受骆秉璋器重，代行抚事，但要总兵向其行礼实是逾矩，将其革职更是过分）。樊燮不服，向有着姻亲关系深受咸丰皇帝器重的湖广总督官文控诉。官文素与骆秉璋有隙，想借机打击骆秉璋，便上奏朝廷参劾左宗棠横行不法。在这个左宗棠可以说等于要掉脑袋的时刻，恰好当值南书房的郭嵩焘听到了消息。立刻四处求援，并请求同值南书房的潘祖荫上奏求情（郭不亲自出马是为了避嫌），潘祖荫力陈左宗棠任幕府时的“实干”，并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经过郭嵩焘在内的湘军集团的不懈努力，左宗棠不但成功的逃过一劫，并且被授以四品衔。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从而正式走上了建功立业的道路。这是左宗棠命运与事业的转折点，郭嵩焘可以说功不可没。郭嵩焘对这一事件做出的果断而富有见地的第一反应，不但使左宗棠脱离了杀身之祸，而且使左宗棠步入了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建功立业的康庄大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郭嵩焘对左宗棠有着救命之恩。左宗棠自己也承认：“……郭筠仙与我交谊稍深，……此谊非近人所有。”
郭、左二人因同乡而结识为友，由于时局的发展而成为至交，同时还是属于同一军事政治集团湘军的盟友，这样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坚如磐石。但谁也没曾想到，二人的关系后来竟然到了绝交的地步。
同治四年（1865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被筹饷、治军、内政搞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左宗棠率军入闽，追剿太平军余部汪海洋部和李世贤部。尽管最后二人合作剿灭了太平军余部，但二人的私交却因此决裂。
郭左二人的芥蒂始于同治四年三月，太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