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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启明-第8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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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信件,他起身舒展了下腰身,踱到外间看道生们加工药材。大水之后的“时疫”几乎全是肠道传染病,用药亦简单。道生们加工的大多是这类药材。此外,他手中还有特效的“止泻药”。

    (未完待续)

第二百节 新道教的赌注() 
所谓的“特效止泻药”就是一包鸦片药剂――不是生鸦片也不是熟烟泡。而是进过润世堂中药厂炮制的散剂,效用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张应宸知道此物威力极大,在治病的同时完全可以当毒药用,而且鸦片还有麻醉致幻的效果――他可不想在巡游各地的时候被人误会成了“投毒役魂的妖道”,十有**是被当场活活打死。

    但是此刻,他更对外面突如其来的三个可疑的乞丐感到担心。有人盯上了他,目的何在?是要清理他这个“障碍”,还是别有所图?

    张应宸不免有些心虚,现在就离开本地当然很安全,但是他在这里收集人口的计划就泡汤了身上虽然有支手枪,但是别人也不是美洲生番,能把火器当神器。到时候发动群众一拥而上自己练逃命都来不及――实话说,张应宸是不大相信本时空群众的智慧的。不管他治了多少人的病,救活了多少人,一旦群众被煽动起来,他还是一样逃不掉是妖人的罪名。那些受过他恩惠的,说不定反对他更起劲。

    “群众是容易被煽动的,容易被迷惑的,是不愿意为自己言行负责的人的集合。”他因为此类言论,不断被斯巴达克团的社刊《赤旗》批判。当然,张掌教对此并不在意。

    看对方的意思,似乎暂时没有要“**消灭”的意思。只是在窥觊他的举动。自己暂时还是安全的。

    看来下一步还得尽快多抱下本地缙绅的大腿,只要有本地缙绅撑腰,自身就会安全不少。张应宸对此很有把握――等时疫一爆发出来,自然就会有缙绅络绎不绝的来求教他的医术了。

    新道教的总部云笈观的一间办公室里,穿着干净利落的军服式道装的戴道长拆开了刚刚送来的电报,浏览完电报之后,他的脸上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

    张掌教是一个充满了奇思妙想的人,而且对复杂的布局有着狂热的爱好。戴锷从开始与他合作搞这个体系的时候就知道。现在他果然又要玩弄一盘巨大的棋。

    这副棋当然不错,但是他们能掌握的棋子却实在太少了。和兵强马壮钱多的临高修会相比,新道教简直就是发育不良的儿童,为了每一点资源而不断的争取着。戴锷有时候觉得,要不是自己看耶教不顺眼,从职场的角度似乎临高修会更有发展前途。光从争取信徒来说,东门市教堂就比满地砖瓦木料,处于停工状态的云笈观要气派多了。

    戴道长看了一眼墙上悬挂的手绘效果图,这是某设计专业的元老绘制的,从效果图看这云笈观可谓气象万千,形制宏伟。光从外观来看,这道观和传统中国建筑简直没多少联系。可惜因为财务关系,云笈观改建只进行了第一期就停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建成。”戴道长感慨着,随手把密电归档锁好。他咳嗽了一声,踱出了办公室。

    院子里,有几棵宋代遗留下来的古树。浓荫蔽日,树下,陈思根正在指点十来个道生练太极――老童生们普遍体质不好,除了增强营养,半强制性的体育锻炼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戴锷怕扰了他的联系,便没有和他打招呼直接绕了过去。他要去卫生部见刘三――张掌教在大陆上的行动有赖于充足的药品供应。特别是那些给予他“神医”名声的药品,几乎完全仰赖制药厂的供应。

    “刘三倒是帮了不少忙,可惜俺们没什么好回报的。”戴道长边走边想,“只好等发动机行动结束之后了。”

    现在,新道教的全部筹码又押到了发动机行动上。在执委会下属的各个部门中,除了工业、农业和民政部门之外,新道教对该行动是最为热情的。

    “只把筹码压在孙元化和那群传教神棍身上是不足取的。”

    这是参加了发动机行动的张应宸一直挂在嘴上的话。

    戴锷虽然觉得这纯属张应宸和教会方面同行是冤家的竞争意识在作祟,但是作为副手,他不打算对此做出评价。

    自从张应宸为了“开拓没有杂草的田地”而主动请缨去了大陆,海南的教务就全部由戴锷代理。按照两人之前敲定的计划,在海南的活动仍然以协助黎苗办的民族工作为名,扩大新道教在黎区的影响力,并尽量将耶稣会士的活动限制在海南岛北部――至不济,也要放缓天主教的扩张速度。

    “这也是为了老吴他们好嘛,教区控制在三自修院手里和控制在耶稣会手里,终究是不同的。别忘了,耶稣会那个‘教皇亲军’的外号,不会比多明我会‘神之斗牛狗’的‘芳名’逊色一点。”

    大义凛然地说着这话的张应宸,真心到底有几分,戴锷都不用特意去确认。张掌教在有意无意之中,经常会不断的取瑟而歌的“提醒”元老们临高修会存在的“非我族类”的“根子问题”。闹得吴院长很是窝火又不便发作――毕竟张应宸没有公然攻击临高修会如何如何。

    当然,新道教只在黎区传教是不足的,尽管张应宸靠着自家的医术、元老院特批的药品和黎苗办的配合,在黎区打开了局面,但是教职人员的缺乏至今仍然是困扰着新道教的难题。从黎区带出的适龄道生因为语言文化问题,不得不转送到芳草地去培训,张应宸去教育部门争取了好几次也只换回了每周半天的教义课程――还不知道教育部的那些元老有没有给道生灌输了太多有的没的超前意识形态。

    要自己培训,他既无师资又缺少场地,云笈观现在的物质条件还没法承担起学校的重任。于是张应宸在动身出发到杭州去之前不得不捏着鼻子从琼州地区那些落第童生开的乩堂下手。

    趁着琼州地区治安战的扩大,两人以“创建精神文明”为借口,鼓动着刘翔等各县的县办主任将琼山、澄迈等地的十几处乩堂都查封了,主持乩堂的十来个老童生和他们的家眷也都被丢进了马枭的劳改营里。

    对乩堂下手而不是查抄道观――琼北、琼南颇有一些道观,有的规模和道产还颇为可观,张道长原本对此都有盘算。但是这次他都放过了,这是他与戴锷商议后的结果。一来直接对宗教场所动手,难免留下恶名,而且这种**裸的吞并行为,以后的历史书上总不会有太好看的评语。相对的,乩堂这种基本上由落魄的读书人搞起来的迷信活动场所,取缔起来毫无压力不说,就是再苛刻的土著儒士也得承认这是“正名教、淳风俗”的好事――假如这些儒士还想要在澳洲人的治下讨生活的话。

    留守在马枭教堂的耶稣会士对于新来的童生“羔羊”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耶稣会在大陆的经验表明,皈依了基督教的知识阶层能够轻易实现传教工作由点到面的扩散效应。虽然这些尚未回归主的怀抱的羔羊只是最末流的童生,但在海南岛这种明国标准的蛮荒之地,也算是稀有物种。

    无奈早预料到这一层的戴锷并没有给他的欧洲同行们上下其手的机会,紧跟着押送部队进了战俘营。虽然新道教的领导者们没有在大本营和教会方面挑起正面冲突的意愿,但也不喜欢有人朝自己的领域胡乱伸手。

    “走入歧路又如何?当年薛道光错参胡教,一遇张紫阳真人,不也重证大道?”满面庄严神色的戴锷这样说着,一边给在战俘营剃了光头的童生学员们发着新道教的宣传小册子。

    事实证明人在绝境之中皈依宗教的速度总是惊人无比,战战兢兢落入澳洲人战俘营的老童生们不出一个星期就全部皈依在了戴锷门下――有宗教办档案室的那一打半通不通的贽启为证。

    尽管不久之后,在云笈观每日开义务科普脱盲班的戴锷以及飞云社的某几位闲人就对这些三四十岁的老童生那低下无比的学力而感到头痛无比,但至少识文断字的老童生要比汉话都说不清楚的黎人少年要强一些――起码现阶段而言,老童生参加上几个月高强度培训就能派出去传教。

    唯一的缺点是,他们的狂热精神实在不够,比之于黎民道生,童生们缺乏一种愿意“献身”的精神,而在他们前往传道的地方,这种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暂时只能先凑合凑合的用了。

    “具体派遣他们去哪里,你等我的电报。在我的电报没来前你要抓紧时间给他们洗脑,顺便增加点营养。”张应宸在出发前和戴锷的密谈中如此嘱咐他。“现阶段,你在临高的工作重点不是扩大传教。”

    元老院不会把资源浪费在宗教文明建设上,这种事说到底还要张“掌教”自己去找辙――而是为元老院的发动机行动贡献力量。起码要证明,道教理事会对元老院除了无可怀疑的忠诚外,还有同样无可怀疑的价值。

    (未完待续)

第二百零一节 情报局的临时工() 
黄安德觉得自己身上的衣服很不习惯,脑袋上重新挽起的发髻也沉甸甸的让他不舒服,一脑袋的头发,在大太阳下面捂得汗珠子沿着发梢直往下掉。

    哪里有在部队理得寸头来得爽快。黄安德不由得怀念起在伏波军里当兵的时候了,夏天不但头发理得清爽,就是身上的衣服也是用棉麻混纺的,透气吸汗又容易干,比这厚厚的土布小褂子要舒服多了。

    黄安德和黄熊都是山东营兵出身,两个人还沾亲带故,是出了五服的堂兄弟。不过黄熊后来来去了蕲镇,混上了个小军官,黄安德则一直在山东当营混子,直到有一天与人合伙盗窃官仓事发逃走为止。

    因为偷东西不光彩,所以黄安德一直闭口不谈此事,直到政治保卫总局在黄安德晋升军官时候进行深度审查的时候才把此事查清。当时还查明他原来当兵就在登州。

    因为这个关系,黄安德不仅被调入了北上支队,还和黄熊一样,第一批进入了先遣队。他现在的身份是鹿文渊的亲随。

    赵、鹿两人打通了孙元化的路子之后,又利用耶稣会士积极参与山东教会活动,很快就和当地教会混熟了。获得了相当的行动自由和支持。当下就积极行动起来。

    黄安德因为是本地人的关系,在出发前就受到了对外情报局的海军情报专员许可的特别训练,作为对外情报局的临时工被指派在登州城活动,摸清当地情况。特别是要设法了解本地的驻军状况。这是目前发动机行动指挥部最想知道的情报。

    许可在发给他的指示中还明确希望他弄到蓬莱水城的军队驻防情况和水城内部衙门、军营、炮台的具体位置。尽管大图书馆给了许可尽可能多得资料,但是明代的水城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是要弄到第一手材料才行。

    眼下,他正在蓬莱水城外游逛。这座水城位于登州城西北丹崖山东侧。宋置刀鱼巡检,泊刀鱼战棹,备御契丹,名刀鱼寨。明洪武九年始筑水城,北砌水门,南设振扬门,以土城绕之,引海水入城,易名备倭城。万历二十四年1596,土城甃以砖石。明天启年间,登莱巡抚袁可立曾在此操练水师,节制登州和东江两镇兵马。拥有五万多水陆军队,配置有先进的火炮和大量战船。袁可立在奏疏中曾这样形容道:“舳舻相接,奴酋胆寒”。东江镇能够在后金的侧后长期坚持,和蓬莱水城的作为强大的后盾支持是分不开的。

    由于辽东的战事,历代登莱巡抚对此地都悉心经营。加上大量运往辽东的补给军需要在此地集散,朝鲜与大明的官方和贸易往来也都通过此地,因而商人云集,形成了一种繁荣景象。当时的朝鲜人渡海到此,记载下了此地“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

    蓬莱水城里,仅水军就驻有八千多人。还有修缮水城的民夫、工匠,建造维修船只的船匠,从各地征调来得铸造大炮的铁匠,好几万每月多少能得到些固定收入的人云集在此,使得蓬莱水城的振扬门外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市街,商铺摊贩云集,各色买卖兴旺。叫卖声不绝于耳。

    他坐在路边的茶摊上,要了一壶茶,翘着二郎腿慢慢的喝着,不时还打量着丹崖山顶的蓬莱阁。做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黄安德知道自己眼下是个“探子”,不过他心里倒不怎么害怕:他毕竟和元老们不同,一开口就容易露陷,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黄家原本世代都是这里的军户,虽说他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但是本地的宗亲还有不少,大多在军中当兵。要找个熟人混入水城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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