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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府志》“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而据大量的明史资料记载，整个江南地区，农业人口从明中期的四五成逐渐到明末的一二成，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工人口。
而随着市井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那早期雏形的资本主义，就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其强大的冲击力。这一点，就连作者在看到以下的资料，都不觉惊到了。
这些资料，来自樊树志的《晚明史》。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这样只处于萌芽状态，依然极其幼稚与不稳固，却已给当然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了这般强力的冲击与影响，可见这江南一带，发展商品经济的潜力有多大，将来可达到的成就，又能有多高！
相比明朝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给社会带来的勃勃生机与崭新力量相比，那所谓的大清盛世，是多么地可笑又可悲。
清朝康熙年间，“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被后来的鞑粉鼓吹为旷古绝世的巨大成就，只是，这历史中的真实含义，真的如他们所说吗？
非也。
因为，所谓的永不加赋，是指只征收固定人头税，然后把收税的重点集中到田税上。
这真的是仁政吗？为何到了现在大多数国家都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反而不采取此“仁政”？
其实，此策实际上是社会大倒退，是把人口与土地严格的绑定起来的残酷措施，使得各地官府，为了所谓的政绩与治功，不得不竭力压制一切新生的经济力量，而把尽可能多的人口，转为最基本的耕田人口，并极力压制无土之人（如工人、商人等）的生存空间。这种愚昧而落伍的残酷做法，与同时代欧洲的圈地运动，迫使农民进城务工，让整个国家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做法截然相反。
因此，康熙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出于要对社会强力管控，防止社会出现清廷无法控制的不良因素，从而人为大幅缩减了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让治下百姓只有从事农业才能生活，这样鼠目寸光，无视时代潮流的愚蠢做法，相对明朝的经济体系，无疑是大踏步的后退。
甚至可以说，有清一代，是从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中国传统职业安排，通过强力的人为手段，变成了仅有士农两个行业，让中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彻底灭绝了工业化的希望。最终在一百多年后，让中国遭受了数千年未有的战败与屈辱，拥有了那一段噩梦一般，充满了弹孔与血泪的历史。
行文至此，估计很多读者会问，那么，照这么说，既然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对社会有这般促进作用，那作为实际统治的李啸，就可以对江浙一带的土地兼并放纵不管，任其自流了吗？
当然不行。
因为，江浙一带，虽然土地兼并问题不严重，虽然没有太多的流民问题，却有很严重的个问题。
那就是，江南一带的财税，基本上处于收不上来的状态。
为什么会收不上来呢？
因为土地兼并，集中到了地主官绅阶级手中，而他们可凭借自己的特权和法律的漏洞，大规模的集体逃税漏税。整个江南一带，积欠的税赋，多达几十年之久，让整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财政亏空，这个问题，无疑是相当的触目惊心。
大明朝的灭亡，不是直接亡于土地兼并这一条，这种说法，并没有问题。可大明朝灭亡的根源就在于，过于严重的土地兼并，让国家在丧失了大量的财税收入后，已彻底摧毁了王朝的内部结构。
而财政的捉襟见肘，也决定了明朝无法从制度上，建立足够抵御外侮，镇压起义的军队。导致无论是外患还是民变，都是不断壮大，无法遏制，这也更加恶化中央的财政。
到了这一步，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严重失血，同时又失去了造血能力的病人，整个身体对外界的侵袭，已然没有了有效的抵抗力，任何一个小小的外在伤口，就能使他感染而死，这对于国家与民族来说，真是巨大的悲剧。
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自后世的李啸，自是洞若观火，了然于心。
所以，他绝不允许，在自已的统治范围内，还继续让这样畸形的社会模式，再继续下去。
。
第七百零八章 基本田与富余田（）
李啸沉思良久，决定对于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情况，首先采用与山东类似的做法。
那就是，由各地地主或自耕农，自行审报自家土地，然后由官府核查比对，以此方式，来先进行田亩测量与统计。
在山东时，李啸推行了这样的政策，可谓别出心裁。当时山东当地的地主们，以为李啸这样做，是为了将来收税方便，故皆尽量少报自家的土地，以求到时可以大大减少上缴的税额。
结果没有想到，李啸随后就派人核查，将地主那些瞒报的土地，当作无主之地全部没收，让全山东的地主，大大地吃了一个哑巴亏，简直可以说是，悔之无及。
因此有了山东的先例在前，现在的江南一带的地主豪绅都聪明了，个个都按实数审报，丝毫不敢作假。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李啸就会对他们毫无办法，从而最终只能默认现状。
最终，李啸安排的人手在各地亲自核查之后，发现其上报的土地数量，与实际田亩之数，倒也差相仿佛。可见，有山东地主的惨痛教训在前，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倒是个个精乖得很。
只不过，这样一来，就完全没事了么？
他们完全低估了李啸的狠辣与手腕。
在当年的十二月底，离过年前还有数天时间，整个李啸占领的江南地区，各个州镇的街头巷尾，都了一封长长的新告示。
告示中，李啸规定了一项全新的政策。
即江南当地的地主财绅与自耕农们，每家每户，最多只能保留田亩数量为200亩，这项规制，被称为地户基本田。这些基本田所缴税额，淮河以北之地，暂与山东一样，而淮河以南之地，与山东土地相比，每亩多收两倍。
之所以江南这一带的土地，要比山东这样的北方之地，田税数额要多两倍，倒不是李啸存心欺压，而他在仔细考虑了当地的田亩产出后，才作出的慎重决定。
因为，江南所谓的“重赋”，其实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明末时期，生产技术的创新、新品种的引进，自然条件的优越，使得江南地区在农业产量上，远远超过北方地区。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俗语，已充分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北宋时，范仲淹就说“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
而到了南宋，高斯得则说“浙东浙西之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
而在明朝时，明人谢肇淛也指出“北人不喜治第而多蓄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
甚至到了清朝时，清人尹会一也说道“北方地阔，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力散工薄。”
因此，如果只是因为苏松田赋，高于北方地区即认为是重赋，显然没有考虑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
而李啸之所以规定了200亩为限的基本田，而没有如后世那般残酷而坚决的打土豪分田地，实则是因为在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民众思想尚未达到近现代水平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改良与妥协。
因为拥有200亩的地户，在人口稠密土地较少的江南地区，已将大多数的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包括在内。要知道，在明末江南，拥有30亩以上的田土，便足以称为当地的富户与地主了。而普通自耕农，一般皆只有两三亩地，甚至只有几分地。
这样一来，李啸通过适当的妥协与退让，大大减少了自已的对立面。现在他要坚决对付的，就只有人口只占少数的大地主与大豪绅了。
此上，是李啸制定的基本田状况。而那些土地更多，占地更广，动则成千上万亩田土的大地主大豪绅，他们超过200亩的多出土地，被称为地户富余田，官府并不强迫没收，但是，这样地户多余田，却要他们每亩多缴纳，相比基本田多出十倍的田税。
十倍于基本田的田税，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样一来，那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利益，自然是极受损害，甚至可以说，李啸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是在逼他们与官户做对了。
听上去，这象是在官逼民反，或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只是李啸有这么傻么？
当然没有，因为，他在给压力的同时，也在给他们出路。
那就是，他在告示中明确指出，若这些大地主大豪绅感觉负担不了这样大额的田税，可以将这些富余田，向官府抵押折现。
而官府在收购这些多余田时，亦不会就此压价，而是会派出公证人员，监督官府以比市价高出一成的价格，进行土地收购。
现在的李啸，财源广进，金银颇丰，对于收购这些土地的财力，根本就不在话下。
这种给了具体出路的做法，李啸认为，可以大大减少这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反抗烈度，从而让他们不至于与官府一味顽抗到底。
而且李啸这样设计如此之高的田税，其实还堵住了这些大地主们，另外的一条对官府的冷暴力对抗之路。
那就是，如果李啸对这些田土定的税额，仅设定为基本田的两三倍的话，那这些大地主与大豪绅，当然可以将那些富余田，全部改种桑树或棉花，通过这样的经济作物的高额利润，来抵消李啸增加的大量田税。
因为，现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已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带动了极其旺盛的生丝需求，以及织布用料。种桑种棉的收益，远远高于种稻的收益，整个江南地区，各类土地也早已由种米向种桑蚕逐渐转化。
明朝江南的粮食产地，集中在吴淞地区，而这一地区也同是丝绸的产地，这就出现了桑稻争田的矛盾。桑蚕业有推动了纺织业，纺织业发展最终演变为城镇化和资本主义萌芽。
蚕桑和丝织业中心，基本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诸如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开始大量出现丝织业市镇。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象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可谓荒凉而普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当地居民，开始大量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就已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则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几可与早期进行工业化的英国相媲美。
这样的转变，从人类的趋利性角度来讲，其实很好理解。
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
而这样的城镇化，则导致明朝江南的粮食逐年上涨，当然，相比种田，江南地区人民的收入，也对应上涨，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危害。
只不过，这粮食涨价的幅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最终达到了民众难以忍受的程度。
在明史研究的全国米价表中，17世纪20年代的平均米价，已达到了17世纪10年代的1．6倍，显示出了急剧的上涨趋势。而人民的收入增长，则是远低于此数。
人是铁，饭是钢，收入不增�